作者：约翰留着长长的胡子
主席：“那可就太不好了，查爾斯？蒂永是你們黨裏面最懂軍事的。”
“陳澐同志，我們注意到，中國現在的企業結構裏面，集體所有制與我國的工人自治制度非常相似，這兩者可以視爲同一性質嗎？”
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
南斯拉夫在四十年代和蘇聯鬧翻，直到斯大林去世赫魯曉夫才把蘇南關係修復過來（勉強修復而已），除了鐵托不肯認斯大林做大哥，南斯拉夫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南斯拉夫的企業制度叫做工人自治企業，南斯拉夫自己認爲自己是社會主義，蘇聯認爲不是。西方把它定義爲“工團主義”。
陳澐：“集體所有制企業，與你們的工人自治企業有相似之處，但現在我們純粹的集體所有制企業並不太多。並且，集體所有制企業也受黨的領導，就如同國有企業一樣，它們都是公有制經濟的組成部分。”
“我們認爲，集體所有制企業如果完全在黨組織的管理之下，它們往往會失去爲工人指＠淖畛鮿訖C。”
南斯拉夫代表團還真是看準了蘇聯同志沒在旁邊，什麼都敢說。
陳澐：“是否爲工人指＠兄浦荒芩闶瞧渲械囊粋�因素，而不是唯一因素。實際上，集體所有制企業最終也會有一個管理層，而這個管理層是否與所有的工人緊密聯繫，還是要取決於黨組織是否聯繫羣校欠駡猿譅懭嗣穹⻊盏脑瓌t。我們的集體所有制企業還有一種與你們不同的現象，那就是股權結構的複雜度。現在有國有資本與集體所有制企業混合的，有集體所有制企業與民營企業混合持股的，純粹的集體所有制企業反而非常少。”
南斯拉夫代表團：“我們以爲，中國將企業所有制確定爲國營、集體、民營已經夠複雜了，可詳細瞭解之後真實的情況比這更復雜。國有獨資、國有控股、國有參股、集體控股、集體參股、小微民營、民營、混合體制，爲什麼要設置如此複雜的資產體系？”
陳澐：“因爲現實中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本就是複雜的。我們儘量去考察每一種經濟活動的規律，但到現在爲止，其實這種考察還比較粗湥襻徇�需繼續努力。”
（今天12點前還有一更）
第74章 三步走
八大的會議流程很明顯參照了蘇共20大，尤其是邀請了各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團體列席會議。由於中國在共產主義陣營巨大的影響力，列席八大的外國黨派代表團多達59個，不比蘇共20大少多少。
（在真實位面的歷史，邀請各國共產黨列席的大會僅八大這一屆）
1956年初的蘇共20大在共產主義陣營乃至全世界引發了強烈的震動。赫魯曉夫的祕密報告現在已不是祕密了，全世界都知道蘇聯首先開始了“去斯大林化”，今後的蘇聯乃至整個前進道路都會改變。
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就沒那麼多爆炸性新聞，它的影響要到好幾年之後才慢慢顯現出來。
在中央書記處提交的八大政治報告中，最引人注目的兩個概念是“十五年”和“三步走”。
“我國在近百年間，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遠落在世界先進水平之後，廣大的覺悟的愛國人民一直要求把我國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爲先進的工業國。爲了把我國由落後的農業國變爲社會主義工業國，我們必須在三個五年計劃或者再多一點的時間內，建成一個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系，使工業生產在社會生產中的比重大於農業生產。”
這就是“十五年”，三個五年計劃，使工業產值大於農業產值。
真實歷史的位面，1957年中國的工業產值就略大於農業產值了，按某種標準算工業國了。那麼本位面1956年能達到嗎？不能，還差不少呢。不是因爲工業發展速度慢了。而是
農產品價格明顯上調了，這不就農業產值突然高了嘛。
按照新的上調後的農產品價格，中央預計19591960年工業產值纔會高於農業產值，但是，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系，怕是1960年搞不定。
“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大力發展生產力、大力解放生產力，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採取正確的政策，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條件，來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
“爲了完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奮鬥任務分爲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56年到1966年，建成基本完整的工業體系，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56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
“第二階段，從1966年到20世紀80年代末，使國民生產總值比1966年再翻兩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
“第三階段，從20世紀80年代末到建黨100週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社會發展的現代化。”
說實話，儘管八大全程儘量不出爆炸性新聞，但這個三階段的基本路線出臺時，還是小小地引起了震動。
蘇共代表團團長、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米高揚在看到八大政治報告的徵求意見稿之後就去找總理說這件事了。
“總理同志，雖然中國和蘇聯不必齊步走，但是，但是，”米高揚說，“赫魯曉夫總書記打算在不久之後召開的蘇共中央會議上宣佈一件事情，就是蘇聯計劃在7到10年內使工業生產超過美國，在二十年後基本實現共產主義。而你們所提出的目標，竟然只是在10年後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即便是25年後的第二階段目標，也只是讓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這個目標，有點太不宏偉了。”
總理：“這是貼合我們國家當前的現狀的。從歷史上來說，溫飽，全體中國人有飯能喫飽，有衣能穿暖，這並不是一個容易達到的成就。我們是在幾乎沒有現代工業、農業生產也極爲落後、國家飽受戰爭創傷、近代以來被掠走了大量財富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我們不能定下過高的目標，大躍進看起來鼓舞人心，但跌倒的時候更會讓人痛心。”
米高揚：“可是，喫飽和穿暖，這隻需中國的工業體系向農村提供足夠的化肥和農業機械就可以達到。”
總理：“在中國的農村地區，由於土地與人口的矛盾，現在農民耕作所獲要解決溫飽問題並不容易。在西南省份的農村尤其如此。西南的山區農村，落後和貧困到了什麼地步呢？在一些地區，即便能夠向農村供給化肥，即便國家不向他們徵收農業稅，土地的糧食產量依然不太容易讓所有人都喫上飯。您能想象嗎，這些農村地區的農民，在非農忙時期每天只能喫一頓飯，幾乎沒有肉類供給，即便是主食也要摻雜很多的雜糧。解決全國六億人口的溫飽問題，這是我們的首要工作，只有達到了這個目標，纔可以說共產黨在中國的執政是成功的。”
米高揚搖搖頭：“我還是覺得，這樣的話，在你們黨的大會的總結政治報告上公開地說出去，會極大地打擊社會主義陣營的士氣。”
總理：“說實話比什麼都重要。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情況也各有不同，蘇聯和東歐國家是一種情況，你們已經基本實現了工業化，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都已經高到了一定的程度；但在另一些國家，比如越南，就與我們的情形比較相似。至於西方國家怎麼看我們，那也不會有什麼負面作用。在他們的輿論機器裏，中國一向是貧窮落後的。常凱申最近兩年一直在說，宋子文在美國也說，沒有任何一個政府能解決全體中國人的喫飯問題。現在我們說我們能解決全體中國人的溫飽問題，也就是對他的回擊。”
《中共召開第八次全國大會 提出了異乎尋常的奮鬥目標》
“【BBC香港電】近日中共第八次全國大會結束，在大會的最後一天，毛向大會提交了政治報告並隨後刊登到了各主要報刊上。”
“中共堅持公有制經濟爲主體的社會主義制度，並認爲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領導地位是不可動搖的。”
“中共認爲現在中國內部存在的主要矛盾是過分貧窮。”
“爲此，中共制定了從1956年直至2021年的奮鬥目標。他們給自己設立的第一個里程碑是在10年之後，即1966年的時候，要讓全體中國國民有足夠的食物和衣物。除此之外並沒有其他的要求。”
“中共八大的奮鬥目標引起了臺灣的嘲笑。”
“然而，臺灣政權與中共的敵對狀態可能使得他的嘲笑並不具備代表性和客觀性。”
“不過，據倫敦的同行透露的消息，中共八大所提出的奮鬥目標在莫斯科也成爲了幽默段子的一部分。”
“在這些幽默段子中，流傳最廣的一個是：一列火車在鐵路上行進，他們的目標是共產主義。斯大林說，我們就這樣行進就可以到達共產主義。赫魯曉夫說，不，我們應該把火車拋棄掉，改乘飛機飛向共產主義。中國人說，抱歉，國民同胞們，我們恐怕得爬到共產主義那兒去。”
“當然這只是民間編排的段子。蘇共高層對中共八大的奮鬥目標予以冷淡處理。在八大結束後不久，《共青團真理報》曾刊文批評‘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道路上的保守主義’，不過措辭並不太激烈。此後似乎是得到了高層的某種授意，《共青團真理報》《真理報》等報刊均不再討論中共八大的三階段奮鬥目標。”
《中共八大閉幕 中共的外交事務政策方針第三條成爲焦點》
“【BBC香港電】近日中共八大公佈的政治報告中，提及了中共在國際事務中的基本方針。”
“該方針的主要內容是：1、與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關係被定爲‘牢不可破的友誼’；2、與贊成中共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亞非拉新興國家建立友好發展與合作關係；3、同一切不對中國持敵視態度的國家發展正常的外交關係和經濟、貿易、文化關係。”
“第3條方針顯然針對的是西方世界的工業國，比如聯合王國就適用第3條。”
“‘第3條方針’同時也是1951年以來中國實際上奉行的外交政策，作爲派駐香港記者站4年的本文作者，我對此的認識是通過親身體會而得來的。在過去的4年時間裏，中國通過香港與英國的貿易額每年都以極高的增速增長，並切，即便在1954年，中國打通了長江三角洲及北方港口的出海貿易通道之後，香港的貿易額增速仍然幾乎不受影響。”
“不過，中共八大的政治報告仍舊具有巨大的意義，這意味着中共將過去4年實際上奉行的外交政策，以黨的文件的形式固定下來，這意味着這條外交方針以後不大可能改變。”
“我們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黨的章程，是同黨在目前時期的任務和狀況相適應的。它系統地吸收了自從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的十一年間黨在偉大斗爭中所積累的新的豐富經驗。它是鼓舞和推動我們黨的組織和黨的事業迅速前進的有力武器。”
“我們的大會已經勝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我們全黨今後的任務，就是爲具體地執行大會的各項決議而努力工作！”
閉幕式上，陳澐最後代表大會主席團宣告。說完最後一句，新的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從本屆起更名爲中央政治局常委）毛周劉朱陳鄧從座位上站起，向全體代表致意。
第75章 前來維權的盜版書受害者
羅湖橋，香港廣東交界處。
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主任、教授西奧多？威爾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教授米爾頓？弗裏德曼，兩人乘坐轎車而來，在羅湖橋香港地界下車。
他倆已經辦好了越境手續，本可以乘坐汽車一路暢通地過橋直抵廣州，但威爾茨臨時起意決定下車，以步行的方式從香港進入中國大陸。
“凌空交叉的公路車道，以匹配左行的香港和右行的中國大陸。”威爾茨站在橋頭，仰頭看前方公路突然拔地而起，在橋的鐵路線上空畫了個叉，在河對岸落地時，左行的車道就變換到了右邊，右邊的車道變換到了左邊。
弗裏德曼：“在1949年，這座橋只是單純的廣九線的鐵路橋，並沒有公路。1952年，中英兩國協商，在鐵路線的兩側加修了可供行人和自行車通過的便道；1954年中英再度決定翻修羅湖橋，於是它變成了現在的帶車道變換器的鐵路公路兩用橋。”
威爾茨：“你看，即使我們沒有與中國的官方預約，僅僅是走路看風景，也能看出許多有用的信息。僅憑入境處的這一座鐵路橋，我們就能百分之百地肯定”
弗裏德曼：“英國與中國最近幾年鉅額的貿易，已經改變了許多東西。”
這兩位“芝加哥學派”的領軍人物很早就想來中國考察了。1955年弗裏德曼就問過港英政府進入中國的可行性，得到的答案是現在香港與大陸的出入境蠻便捷的，中國這邊不拒絕正常的商貿、技術、學術交流過境，辦事效率也很高，因爲中國的主席說“外國人想來中國做生意，我們歡迎，來看一看也歡迎。外國的官員議員來也歡迎，不方便公開來可以祕密地來”。
公開訪問大陸還是祕密訪問大陸這對兩人來說並不重要，他們是學者，不是政府僱員，也無意代表美國政府。但是，弗裏德曼認爲，兩人去大陸考察訪問，最好還是先和那邊打好招呼，希望能有中共的官方人士和他們見面，聊一聊。如果級別比較高那就更好了。
在弗裏德曼看來，經濟學家的考察不是工業考察也不是地理考察，不和官員面對面談話，沒有官方授權許可到企業內部參觀，僅憑逛街看城市景色，是看不出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經濟是怎樣咝械摹�
兩人需要中國官方接洽的另一個原因是：
兩人的書都被中國政府盜版了，還印了好多
這還是1954年，威爾茨的一個學生，在英國公司打工的，無意中在廣州發現了廣州市政府幹部在閱讀一本小冊子：《不穩定經濟中的農業》中文譯本。
這書是威爾茨在1945年寫的。
威爾茨讓他的學生繼續在中國“蒐集證據”，很快又發現新華書店的經濟學書架上還有弗裏德曼的《國民收入及其構成》。
這倒是一點都不奇怪，因爲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開始統計國民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並作爲常態化國情數據調查的國家之一，只比美國晚1年。
可是，威爾茨和弗裏德曼沒收到稿費呀。
於是，兩位教授赴中國維權之路就這樣開始了。
“我想不明白，從香港到廣州的距離超過100公里，如果在廣州與香港之間新建一座城市，那麼中國人與香港貿易的陸路距離就會更近一些。哪怕是車程從2小時縮短到1小時都是巨大的進步。”
威爾茨和弗裏德曼步行過橋，然後還是上了他們的福特車，一路從公路向兩邊張望，真正的走馬觀花。威爾茨一邊向車窗外看，一邊喋喋不休地吐槽。
“況且新建一座現代化的城市，城市發展的土地供給和發展上限要大大優於廣州那被中世紀城牆所困住的污穢的舊城區。”
弗裏德曼：“我去年聽說廣州已經把城牆拆除了四分之三，或許現在廣州的城牆已經消失了，大概這就是爲了城市發展而拆的。嘿，主任先生，你看，這就是你剛纔所說的應當新建的更靠近香港的現代化城市！”
兩人都看見了路邊的一大片工地，其中已經有幾棟蓋得比較早的新樓矗立起來了。
威爾茨：“司機先生，這裏是中國的什麼地方？我是問，地名是什麼？”
“深圳鎮。”兩人請的老跑廣州香港包車線路的司機答道。
“弗裏德曼，你怎麼看1951年以來中國的國家政策？”
威爾茨問。
弗裏德曼：“有人說中國正在變成東方的南斯拉夫，他們還說，南斯拉夫與中國的區別，僅僅是後者完全站在了蘇聯一邊，對蘇聯的全球戰略予以充分的配合和策應。但我對這個論斷表示懷疑。這一趟中國之行，或許能解開我們的疑問。”
威爾茨：“僅憑我們從媒體和開源情報中獲知的信息，就知道這種論斷是草率的。蘇聯是由國家掌控大部分企業和財富，集體掌控一小部分，國家和集體佔據了近乎100%的經濟總量。南斯拉夫的企業則主要由工人自主自治構成，一些人把這叫工團制度，還有一些人聲稱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中國據我們現在掌握的資料，中國的企業所有權體制極爲複雜，超過了任何一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
弗裏德曼：“從資產層次，中國有國有資產管理監督委員會，除了國資委直屬一些大型骨幹企業外，中國的每個省還有自己的國資委，並且這些國資委之間平常是沒有相互呼應配合的。從工業部門管理的層次，中國的大型國有企業劃分爲數個集團公司，每個集團公司之間也沒有相互照應配合的規章制度。跳出國有企業這個層次，中國也有集體所有制企業，這倒是與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業可以相比，但這只是中國經濟體系中的一個小組成部分。除此之外，中國至今還有約三分之一的民營企業。”
威爾茨：“中國的領導人在有意識地創造自己國內的競爭市場。而且，這種競爭機制已經產生了成果。東通工與天津電子集團的收音機之爭，現在有新的變化嗎？”
弗裏德曼：“丁香牌收音機上個月的市場佔有率又增加了0.3個百分點，現在TR54與丁香分別佔據34%和11.3%的國際市場份額。3：1的市場佔有率其實並不是兩者實力的真實對比，如果不是中國正在受到美國的嚴厲制裁，雙方的比分可能會相當接近。東通工已經宣佈他們要開發下一代便攜式收音機了，因爲TR54對丁香牌並沒有什麼性能上的優勢。但我可以肯定天津電子集團也有下一代便攜式收音機的開發計劃。”
威爾茨：“這是肯定的。”
弗裏德曼：“另外，在香港市場上出現了少量的中國電視機，叫做北京牌，其實也是天津電子集團生產的。中國的電視機略遜於日本和歐美正在生產的電視機，但性能相差得不大，因此北京牌電視機也能憑藉情懷，在東南亞和其他國家居住的華人和華僑那裏贏得一部分市場。”
威爾茨：“弗裏德曼，你只看到了香港和西方市場，我的朋友告訴我，北京牌電視機在蘇聯和東歐地區的銷量好得讓人嫉妒。一個國家的經濟體，如果它看上去像市場經濟，咝械靡蚕袷袌鼋洕瑳]錯，它就是市場經濟。而南斯拉夫，其實我並沒有看到這樣的現象。”
弗裏德曼：“因爲流入西方市場的南斯拉夫產品很少？”
威爾茨點點頭表示肯定，又說道：“優化配置資源是市場經濟的效果，促進生產效率和技術進步也是市場經濟的效果之一。如果南斯拉夫產品流入西方市場的很少，那說明南斯拉夫的工廠生產不出性能比肩西方且價格也能與西方相抗衡的產品，那麼我可以大膽反推，南斯拉夫那些工人自治的集體所有制工廠之間，其實並沒有形成真正的競爭關係。”
兩個芝加哥大學的訪客一路從香港來到廣州，在酒店住下來之後，威爾茨由他的學生帶路，先用兩天時間走訪了在廣州開辦貿易業務的英國公司，其中既有英國僱員，也有美國僱員。威爾茨和弗裏德曼和這些人聚餐或喝咖啡，坐下來慢慢了解中國的第一手情況。
對了威爾茨發現廣州居然有咖啡廳，還不止一個。
在廣州逛街+喫喫喝喝過了三天。第四天，威爾茨和弗裏德曼見到了中國派來與他們接洽的官員，從北京趕來的卓炯和顧準。
“威爾茨先生，弗裏德曼先生，我們對此表示非常抱歉，”卓炯說，“我們國家是承認並且重視知識產權的，並且出臺了正式的法律保護出版物的版權和專利權。只是兴苤脑颍覀兣c美國之間的聯繫近乎等於斷絕狀態，而我們又非常迫切地想讓國內更多的人看到你們的書，所以就‘先斬後奏’了。”
卓炯說完，給兩人各遞上一個信封，裏面裝的是他們兩位的稿費。威爾茨接過信封，他帶來的翻譯小聲地告訴他，信封上寫的稿費發放單位是中央編譯出版社。
“由中央編譯局翻譯出版的，這個編譯局是共產黨的黨務機構，據說他們主要是翻譯馬克思和列寧的理論著作。”翻譯在旁邊用很小的聲音努力加戲。
威爾茨和弗裏德曼其實並不在乎這點稿費。其實他們兩人與新華社香港分社聯繫，要求中方支付稿費，與其說是盜版維權，不如說是找個冠冕堂皇的“藉口”要求中方派點高級幹部來和他們聊聊。
現在來看，確實收到了應有的效果，派來的這兩位不但是中共幹部，而且是經濟理論研究領域的。
“中央經濟理論研究小組，你們的職責，就如字面上所描繪的那樣，中共研究經濟理論的機構？”威爾茨問。
卓炯：“對。”
威爾茨：“看得出來，你們研究了很多西方的經濟學理論，而且都是30年代以來誕生的各個學派的理論。”
弗裏德曼：“卓先生，我想直接問一個深入的問題：中國真的準備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嗎？”
卓炯：“對。”
顧準：“確切地說，我們打算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方向探索。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爲我們提供經驗，我們只能自己探索。”
弗裏德曼：“看來，你們也不認爲南斯拉夫體制是真正的市場經濟。甚至你們其實早幾年前就開始懷疑蘇聯的經濟體制的持續發展能力。”
顧準：“懷疑一切。現在我已經到了懷疑我自己的階段。”
弗裏德曼哈哈哈笑了起來。四個研究經濟的人就這樣聊開了。
弗裏德曼知道顧準比自己還小3歲，不由得對這個才41歲的“年輕”經濟學家大有好感，因爲他本人也是在三十多歲時就發表論文著書立說了。
“以公有制經濟爲主體，多種經濟成分並存，那麼如何才能保證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呢？”
弗裏德曼問。
卓炯：“在行業上，公有制經濟控制國家的鋼鐵、煤炭、石油、電力、工業母機和重型機器製造、重化工，當然還有國防工業，這些行業是國家的經濟命脈，生產的是所有一切其他輕重工業必須依賴的原材料或能源，這樣公有制就從源頭上把控住了國家的經濟；在經濟規模和就業規模上，公有制經濟必須佔據相當的數量，尤其是就業規模，這樣就從根本上保證了勞動力的薪酬標準，也就是國民收入。因爲有公有制企業的薪酬作爲標杆，民營企業開給工人的工資就不會低到哪裏去。”
弗裏德曼：“不過，勞動力的價格其實也應受市場的調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