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翰留着长长的胡子
黃泛區中的過半數地區，在1950年和1951年根本無法向國家淨輸出糧食，反而要喫救濟糧。1950年國家劃撥50萬噸糧食補貼黃泛區，1951年是66萬噸。1952年因爲春旱，黃泛區脆弱的農業又一下子崩潰了，國家已經預備好到秋冬季節劃撥6070萬噸糧食救濟黃泛區。
黃泛區的治理也在進行，除了加固黃河大堤，各地黨政機關還在組織羣谢謴透亍�
這些都是巨大的工程。傅作義1950年視察黃泛區，到鄭州後考察組所有人都看見了一望無際黃澄澄的沙甸，從鄭州向東南方綿延不絕一百多公里纔出現一小條中斷。在黃河水洶湧奪淮入海的那些年裏，黃土高原來的黃沙已將河南安徽最肥沃的平原變身爲亞歐大陸最東部的沙漠。
鄭州以東尉氏、通許、扶溝、太康、淮陽直至安徽的20多個縣域內，良田再造是那個年月最大的民生工程。鹽鹼地挖渠排水，藉助雨水沖刷逐年降低鹽鹼度。被黃沙覆蓋的土地就挖。把上層的沙土（0.52米厚）挖掉，放在左邊，再把深層還有些肥力的土壤挖出來，放到右邊，先把沙土填入，再把深層土壤壓在沙土上面這一切全靠人力。
其實在1946年，聯合國救濟署就注意到了黃泛區的民生問題很嚴重，並且在當年進行過救濟，一共提供了15萬噸糧食和3萬噸化肥。毫無疑問地，糧食被國民黨充作軍糧了，化肥也被挪用了。之後憤怒的聯合國救濟署就有幾年沒來。
1951到1952年，中國收集了大量黃泛區的實際情況資料、圖片照片，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團依據這些事實再次在聯大提出這個議案。顧維鈞在聯大和糧農組織來回奔走，解決各種程序問題，擺平那些帶政治意味的刁難，終於讓聯合國通過了一個長期的糧食援助計劃。
總之黃泛區今後還有很多年會持續貧困，持續糧食不足，需要國家補貼喫飯的口糧，中國在聯合國成功咦鞯搅寺摵蠂募Z食救濟，無疑是雪中送炭。當然有沒有聯合國援助，中央都要調撥糧食給黃泛區，但現在不是每年有80萬噸聯合國的糧食麼，原先預備用來補貼黃泛區的糧食就可以省下來了。
聯合國援助的糧食預定送至連雲港，但救濟計劃署的總部設在上海。在開呒Z食和化肥之前，聯合國的工作人員會先抵達這兩個城市踩點，這也是50年代稍有的西方人士進入中國的機會，而且是直接深入中國的農村。不過聯合國工作人員當中來自西方國家的成員寫出一篇又一篇的“遊記”在國外報刊發表，已經是一年之後的事了。
北京計算機中心的佔地面積在過去兩個月又擴大了不少。新蓋的那棟三層小樓根本不夠李強擺開試製晶體管的攤子，於是計算機中心主樓北邊的民房原先計劃是警衛部隊的營房也被佔用了，警衛部隊的軍營再往北挪100米找房子住。
現在北京計算機中心收集了儘可能齊全的公開資料、論文、專利文檔，這是試製晶體管最主要的技術資料。當然，李強在很多時候還得回過頭來查閱量子力學的論文、講義，這就是找物理教材的事了。
到10月份你們以爲李強的晶體管快要試製成功了？
不，李強現在已經成功試製出了9種晶體管，每種設計製作出來的樣品都可以完成二極管或三極管的功能。
有威廉？肖克利和約翰？巴丁兩人的論文和專利打底，有國內國外收羅的設備器材，不但李強能製作出可用的晶體管，這時候很多大學的實驗室也能搓出一兩個晶體管來用於研究或教學演示。
這個時期美國死磕晶體管技術，一大堆名校畢業的高智商人才絞盡腦汁，都是爲了找到一種廉價的可大批量生產的晶體管技術解決方案。不只是晶體管本身的結構設計，還包括全套製造工藝和製造流程設計。
現在最便宜的真空電子管幾十美分，“璞玉”計算機上用的能承受幾千赫茲高頻咚愕碾娮庸�7盧布（1.75美元）一個。晶體管在體積、抗震性、可靠性方面有優勢，但是能不能在價格上壓倒電子管呢？
在五十年代初期，還真比較難。
就是在這一年，1952年8月，貝爾實驗室宣佈，他們已經搞出了一種可量產的晶體管設計，報價是鍺三極管100美元一個，鍺二極管62美元一個！
更誇張的是，美國空軍認可了這個報價！而且真的採購了！
美國空軍當然不是單買晶體管，而是買計算機，1954年誕生的TRADIC數字式晶體管計算機。裝有684個貝爾實驗室設計的1734A型盒式晶體管和一千多個鍺二極管，這物料價格是多少美元可以自己算。TRADIC計算機貴是貴，但功率不到100瓦，體積小且輕巧，美國空軍將它安裝在B52戰略轟炸機上使用。所以價格也就不是問題了，B52用的計算機還能要求什麼，這種飛機上邊昂貴的零件多了去了。
因爲現在拿不到貝爾實驗室的這種專供軍用的晶體管資料，所以李強對兩個月前發生的這件事並不知曉。實際上，TRADIC計算機上使用的1734A型晶體管其實和李強試製的LQ4號晶體管極爲相似。
LQ4號晶體管李強是怎麼做出來的呢？
用電爐熔融鍺，仔細地調整其中的元素比例，做到合理摻雜，然後慢慢引出來，熔鑄成一根比鉛筆芯粗不了多少的鍺棍。把鍺棍切成小段，放在顯微鏡下，由李強自己手工完成最後的工藝步驟。每加工一小段鍺棍要耗時近2小時，李強用了大半天時間才加工出3個晶體管，其中一個管在封裝後進行測試發現還是壞的，不知道哪一步流程自己手抖了或是沒做對。
“李局長，我覺得有一些人加工的手藝應該比你好。”
計算機中心主任閔乃大提建議。
“李局長，我前段時間看過一個傳統老手藝人，做微雕的，好像叫金大師，他還有一個剛剛學成出師的徒弟。金大師可厲害了，他展出的作品，一粒米，比你這鍺棍還小，他能在這一粒米上面雕刻出一座涼亭來。”
“行行行，打住，”李強滿頭黑線，“把金大師請來也不管用啊，現在全國有這手藝的就他一人，加上他的關門弟子，兩人。兩個人手搓能搓出來多少個晶體管，咱一臺計算機上就有幾千個電子管呢。我們得找到一種可以工業化生產的方案，不用大師來做也不用我親自上馬，經過培訓的技工就可以製造的方案。”
閔乃大：“也是。這種微雕大師沒個10年8年技藝根本練不出來，現培養肯定白搭。那這個不行，其他的方案呢？有沒有做起來比較便宜的方案？”
李強：“現在還沒有。”
李強設計的晶體管分別叫LQ1到LQ9，其中LQ1完全是復刻威廉？肖克利用於演示的那個晶體管。李強做出來基質後才發現，肖克利搞出的這種晶體管樣式只能用金箔，用鋁箔錫箔銅片都不行。再加上加工也很複雜，量產沒戲。
LQ2像一塊麻將牌，左右下嵌入了三塊銅片，加工複雜而且費鍺，沒戲。這時候李強已經感覺到未來的計算機主要原料肯定不是鍺，因爲鍺的儲量和產量都很有限，未來也沒太大的提升空間，最有可能的材料是硅。只是現在單晶硅還不知道如何製造，只能先拿鍺下手。
LQ5是在LQ4之後設計的，李強認爲LQ4採用極度複雜、高難度的微加工方式肯定不行，轉頭過來改進LQ2。LQ5也是一個方塊的鍺，但比LQ2小得多，大概像一顆陸戰棋棋子或者說只比指甲蓋略大，鍺基質，另外還使用少許的銀和銅。
LQ5除了體積小點，不那麼費鍺，其他方面沒有任何優勢，加工難度比LQ2還更大了。
再往後，還有一個三極管設計方案LQ8。這個方案看起來加工步驟比LQ4簡單多了，但它的問題是成品率極低。第一次測試的時候李強弄了7粒鍺“綠豆”出來加工，封裝之後發現其中有6個是廢品，只有1個能通過測試，如果考慮良品率，那麼LQ8比LQ4更惡劣。
“這樣不行，會鑽進死衚衕出不來的！”
李強自言自語並且站了起來。
“閔主任，晶體管及其生產工藝的設計已經超出了我們這個團隊的知識範圍，它既不是數學和計算科學的專業範圍，也不只是電路、電子元器件設計的專業範圍，計算機中心，不，我的那個晶體管研發小組要跨界找人才了，否則沒法解決晶體管的生產工藝。”
閔乃大：“找哪個專業的人才？”
李強：“大致應該是有色金屬冶煉方面的人才。北京有色金屬研究總院，最好能從他那兒拉一兩個人來。還有中南礦冶學院，這個學校也有自己的專業特長方向，我得去一趟那裏挖個人。估計再過兩個月，咱們這個研究小組就可以起外號叫做‘煉丹小組’了。”
第21章 南昌“黃志千設計局”
李強現在正死磕計算機和電子產業，未來科技研究小組（內部名）的正組長聶榮臻的主要工作則放在航空工業上。
航空工業就現在而言，是僅次於計算機和電子產業的“高科技含量”行業，並且中央書記處和小組正副組長都同意，由於航空工業有很強的技術迭代特性、科研體制非常重要、在世界範圍內現在航空工業正飛速發展，稍有遲滯就會落後，因而適合作爲科技工作的試點區。
除了沈飛是一座大工地，江西南昌也同樣有航空工業的一片大工地，工廠的對外名號是“國營洪都機械廠”（321廠），不過一般也可以稱其爲南昌飛機製造廠或者昌飛。
昌飛是1951年4月由華東軍區空軍所屬第22廠與南昌航空站合併後建立起來的，邵式平是建廠委員會主任，也是第一任廠長。1952年11月，聶榮臻、錢學森到訪。
“我們之前的華東軍區空軍第22廠是蘇聯幫助建立的，原來是一個飛機中修和大修廠；南昌航空站呢，是國民黨遺留下來的，是一個美式飛機的維修站。其實都沒什麼基礎，建廠主要還是得靠蘇聯邅頇C器設備。”
邵式平帶聶、錢參觀，原先的這兩個廠傳承交給昌飛的遺產，也就是一些大房子而已。
錢學森：“民國時期，抗戰之前，南昌其實規劃過航空工業，正兒八經造飛機的，好像是叫南昌中意飛機製造廠。”
邵式平：“是的，也叫中央南昌飛機製造廠，規劃得還是挺可以的，主要是意大利人做企業有經驗。可惜，建晚了！1935年孔祥熙才和意大利人籤合同建廠，1937年2月工廠建成，1937年4月開始用意大利提供的零件組裝飛機，37年7月抗戰爆發，然後就什麼都沒了，抗戰勝利後發現，裏面所有機器設備全被日本人拆走了。”
昌飛現在的基礎還是太薄弱，就算蘇聯人有機器，可工程師和技術工人力量太薄弱。不過在來南昌之前，聶榮臻已經從國家計委得知了一個確定的消息：512機械廠也要併入昌飛，增強昌飛的技術實力，合併之後昌飛也從321廠更名爲320廠，但洪都機械的對外名號還是保持不變。
聽到這個消息邵式平表示簡直太好了，昌飛的“原始股”變多了，建設進度和建起來之後的昌飛會更強。
錢學森在昌飛轉了一圈，發現一個問題：無論是現在的籌建委員會還是未來的工廠藍圖中，昌飛都沒有設計部門。
不要說設計生產兩位一體的聯合體了，連個設計室都沒規劃。
“我們現在主要工作是把雅克18的仿製生產線給搞定，空軍規模在急速擴大，需要的教練機很多，昌飛，嗯，基本上就是定爲教練機、螺旋槳咻敊C的生產基地。”
邵式平解釋。
錢學森看出來了，邵式平也不是不想讓昌飛有自己的設計能力，而是客觀條件限制，暫時還搞不起來。“邵主任，是不是也有這樣一個原因：航空工業系統沒有給昌飛配備足夠的人才，我看現在國內有過航空設計經驗的設計師、蘇聯援助的航空專家幾乎全集中在瀋陽。”
邵式平攤手並且點頭。
聶榮臻：“國內現在航空設計的人才太少，航空工業局的想法是先集中在一個城市，建設成第一個航空工業的設計生產聯合體，不過這樣昌飛的設計能力成型就晚得多。以及現在也在規劃的成飛、哈飛可能都會遇到和昌飛差不多一樣的問題。”
錢學森：“聶總，我有一個想法，重工業部航空工業局現在在瀋陽辦公，我看，還是找個理由搬遷到北京去吧。”
在錢學森看來，雖然現在中國航空設計的人才少，但也能抓出來幾個。不過由於國家說沈飛是一五計劃的重中之重，航空工業局又在瀋陽辦公，因此這些人才全都集中到瀋陽營建沈飛了：徐舜壽在那兒，陸孝彭也在那兒，解放前不多的幾個在國外參與過飛行器設計的人才全集中過去了。
但是一個設計團隊，其實只需要一個核心人物比如陸孝彭，就可以成立一個“陸孝彭團隊”，陸孝彭是核心，發展方向、大的原則由他定，團隊其餘成員是協助他工作的人，把這個團隊丟到一個新成立的航空企業，和蘇聯援建的工廠組成聯合體。
如果這個團隊的核心人物走了技術岔路？這全國不是還有好多個類似的核心團隊麼。這位總師的設計方案不行，那還有其他的總師設計局。
如果把好幾個獨當一面的人才擠在一起，他們要麼相互內部PK，要麼相互妥協，最終就會變成只有一個對外輸出的成果。
不但美國的航空工業體制是這樣，蘇聯其實也是這樣，蘇聯的設計局都叫“米高揚”“蘇霍依”“圖波列夫”“伊留申”什麼什麼的，其實就是這種傳統的體現。
錢學森還覺得沈飛、昌飛、成飛、西飛這些航空聯合體的分工過於精細不是什麼好事。
以後沈飛就只生產戰鬥機，昌飛生產螺旋槳教練機和螺旋槳咻敊C。那昌飛能不能設計和製造戰鬥機？沈飛能不能設計教練機？應該都能。
飛機只需粗略地分爲大型飛機、小型飛機、直升機，具備大型飛機生產能力的航空企業，轟炸機、咻敊C等等都應該能生產，小型飛機也一樣。如果航空企業規模極大，比如波音公司那樣，那就甚至連大型小型飛機都可以一起包辦。
考察到南昌，錢學森終於忍不住了，把這半年來他的想法綜合綜合，和聶榮臻說了，並且問老聶，他如果把這些想法整合成一份建議書或報告，中央領導能不能看到。
聶榮臻聽了就十分斬釘截鐵地回到：“中央肯定能看到，而且會認真考慮。”
錢學森：“啊？你怎麼這麼肯定？”
聶榮臻：“其實我們小組的工作，中央都是全程知曉並且掌握的；反過來說，如果我們小組在工作中發現了什麼問題、有了什麼新的規劃，中央也會在第一時間進行認真考慮。科學技術是國家工農業和國防建設的根基，甚至可以說是國家強大與否的根本性的因素，搞科技首先就要解決體制和制度問題，這也是中央領導們的共識。”
在南昌考察歷時5天。就在考察即將結束時，錢學森遇到了一個能設計飛機的人：黃志千。
黃志千不是航空工業局分配到昌飛工作的設計師，而是航空工業局派往南昌做技術指導的技術總顧問，在這裏做一個月的短期外派出差。黃志千現在的工作單位是航空工業局第三處，此外還兼沈飛籌劃中的設計部副主任。
錢學森早就知道黃志千這個人。不但知道，兩人其實都是上海交大的校友。
“我是34年畢業的，那時候你大幾？”錢學森問。
黃志千：“大一。我33年入學，37年畢業，說起來，我和南昌其實挺有緣分的，37年畢業以後我是在南昌找的工作，那時候國府的中央南昌飛機製造廠。可惜6月畢業，7月盧溝橋，8月淞滬會戰，38年4月我們這羣人就往重慶撤了。”
重慶成爲陪都，黃志千和一干民國的航空人才撤走了，中央南昌飛機製造廠的機器設備全便宜日本人了。此後黃志千在成都重慶轉了幾年，但國府始終未能在成都平原建起飛機製造廠，於是黃志千就出國了，在美國和英國的大型航空企業當過航空工程師，解放前夕回到中國。
錢學森：“昌飛現在已經預定好自己的第一個產品了，仿製雅克18初級教練機。以你的經驗，仿製雅克18要花多長時間？”
黃志千：“雅克18這種飛機，實事求是地講，單發，CLARK翼型，非金屬蒙皮，發動機也不是什麼40年以後的大功率緊湊型產品，蘇聯又提供全套圖紙，仿製起來根本沒什麼難度。我看工廠建起來之後再有半年時間，組裝的第一架飛機就可以上天了。如果上不了天，一定是工廠的管理沒做好。”
錢學森：“其實我還發現一個問題，雅克18是後三點起落架，空軍現在裝備的殲擊機都是前三點起落架，後三點和前三點的飛機在起降的時候操縱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樣的，如果用雅克18做教練機，飛行員從初級教練機轉向高級教練機的時候，就會有一個毫無必要的但又很痛苦的操縱習慣轉換問題。”
黃志千：“這有意思，把雅克18的後三點改成前三點，有點挑戰性了。不過啊，我看乾脆一不做二不休，要改就改多一點，把蒙皮換成鋁合金鉚接結構，然後再找一款V型活塞發動機把他那個星形發動機換掉，讓飛行員有更好的視野。這樣做出來的教練機，可就比較完美了。”
錢學森笑道：“你看，果然，咱倆一開始聊，各種新點子就往外蹦。志千，有沒有興趣從瀋陽調到南昌，依託昌飛搞一個飛行器設計局，以後在昌飛的設計局裏你就是‘土皇帝’。”
黃志千：（看向聶榮臻：你們說的算數嗎？）
聶榮臻：“我們雖然不是代表航空工業局的，但是航空工業局會聽我們的。現在中央打算再對航空工業的佈局做一下微調，除了工廠的位置意外，還有航空設計能力的培養。中央調整的措施以後會發布的，但是在調整起來之後，我們選人的時候還是會考慮各人的意願，正確做到兩者兼顧。”
黃志千：“就是昌飛的基礎比不上沈飛”
黃志千在航空工業局第三處任職，所以他是知道的：沈飛建設的投資幾乎是昌飛的五倍，從蘇聯引進的機器設備總價值，沈飛差不多是昌飛的8倍。從目前已制定的規劃，沈飛是造戰鬥機的，當今世界最先進（或者接近最先進）的噴氣式戰鬥機；南昌南昌做的是螺旋槳飛機。
“雖然比不上沈飛，但是，能在這裏設計飛機也是極好的！”黃志千話鋒一轉，“錢學長，聶總，只要你們把這個航空工業的體制調整過來了，我願意到南昌工作。”
第22章 年關難過
一五計劃的第一年，就這麼磕磕碰碰走到了年末。
確實是磕磕碰碰。一？五引入的東西太多、太新，對國家、對從山溝溝裏出來沒幾年的共產黨人是個重大挑戰。
幾十項重點工程鋪開，大鼻子的蘇聯人咕嚕咕嚕在工地在廠房，翻譯滿頭大汗地解釋各種名詞，說的都是工人和技工們聞所未聞的知識。通過這些知識和蘇聯人的描述，他們將會製造出出前所未有的產品，在中國大地上從來沒有過的。
而一五計劃的工程又不是一個單獨的工廠，而是“體系”。體系這個詞正在折磨全國上下的工業幹部，從基層的車間主任到市、省、國家部委的幹部，都在咬緊牙關努力去了解這方面的知識，其中有的幹部很快就參透了，有的要稍晚一會兒，有少數的則腦瓜子一直跟榆木疙瘩似的。
挑戰不僅來自蘇聯人，也來自黨中央。
劉副主席說“共產黨人要把國家管起來”。
主席說的是“共產黨人要提高治國能力”。
在報紙上也解釋了爲什麼中國搞建設比蘇聯更繁瑣（精細）。國家窮、底子薄，這是歷史原因。國家大、區域差別大、要均衡協調發展，這是現實原因。
中國革命勝利就是把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結果，因此，中國的經濟體制與蘇聯存在差異，這個時期的人們也就無縫接入了“馬列主義中國化”的邏輯體系，理解起來並不算太難。
一五計劃的第一年，還有很多“計劃外的計劃”。實際上，扣扣索索從西方拿的一點貸款，因地制宜搞輕工業尤其是出口導向的輕工業，這其實不在蘇聯審閱的那份一五計劃署裏頭。
因此到1952年年中，國家層次上的建設工作實際上形成了兩個聲部：高音部是蘇聯援助的工廠，低音部是西方貸款建的工廠。後者不能不低調，因爲這涉及到很多方面的敏感點，只能先暫時不大力宣傳，等過一兩年，這些建設有了顯著成效之後，再拿出來說。
說到成效1951年底就開始建設的面向香港的服務產業已經出成果了。
簡單一點說就是養豬養牛。1952年11月15日，第一批豬供應香港，距離現代化養殖場開建的時間是1年零1個月。
這個用時，國內的同志覺得太拖拉了，豬的出欄時間是6個月零10天，養殖場建了7個多月，真囉嗦。
但出錢的英國人一點都不讓步，豬欄的隔離，防疫，排水，通風，全都按規則來建。豬種也是引進的，中國土產的黑豬豬肉喫起來香（可能是），但是生長週期太長，料肉率太低了，直接引進大白豬走起。
幾年之後廣東人自己也認可了“白豬還行”，現在不是討論哪種豬肉香的時候，而是糾結於各家的餐桌每年能不能多喫兩頓肉的時候。
豬送到香港，英鎊送到廣州。1952年底，“借款辦工業”的一攬子計劃首次出現了收益。雖然不多，但稍微打一打算盤就能發現，收益完全符合預期甚至還要好一點，以這個勢頭發展下去，還清貸款一點問題沒有，而且越往後賺得越多。
在北京這邊，進入12月份，國家統計局、財經委按110月的數字稍作估算，預測的全年財政數據是紅的。
在1951年財政顯了一次黑字之後，1952年國家財政重新喜提赤字。預計赤字額在45億人民幣。
老辦法，動員一下上海財政出點錢，抹平賬目。上海支援中央財政5個億，然後，嗯？春節前新聞聯播出個6分鐘的長節目讚揚一下上海全年經濟發展得好，市長市委書記露臉幾十秒？
（陳毅市長：一邊去，新聞聯播是個啥子？勞資沒聽說過哦。錢拿好，該幹嘛幹嘛去）
1952年的財政覈算也變化了，國企利潤和財稅收入各自核算，國企利潤雖然理論上國家也能拿去，但目前暫時歸在國資委賬上。相對的，國家一些建設項目出資方也從央行財政企業變成了央行國資委企業。
其實如果按1951年的核算方法，1952年的財政並不是赤字。至於1953年，因爲工商業稅制改革和1952年的政策調整，收稅面廣了，同時企業註冊數也極大地增加了，1953年的財政形勢應該比1952年要好。
陳澐把1952年度的財政收入覈算完，然後就是年度外匯收支。
廣義上的外匯收支就別想了，按這麼算中國現在的外匯儲備早就是負數了：從蘇聯借的盧布和從西方貸的美元英鎊，借到手就變成機器設備物資了，然後就會一直在廣義的外匯儲備那裏掛個負數，直到幾年之後還清欠款。
但如果只統計外貿的出口和進口，數據還稍微可以看。全年外貿總額77億人民幣，出口32億進口45億，入超13億。不過進口額當中有1/2是貸款引入的物資，結算起來國內在1952年底的外匯餘額和1951年底差不多。
1951年底中央手頭隨時可動用的外匯840萬美元，1952年底是860萬美元，
陳澐看國家統計局的彙報看到這兒，也算是鬆了口氣，1952年還算不錯，瘋狂購物一整年，到現在居然手頭還有點兒壓箱底的錢。
“篤篤篤”
敲門的是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陳澐鬆了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