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半章水墨
早在当年为秦公之时，为了筹措军费，天子命人琢磨盐的改进，后改进之后，白花花的雪盐，几乎是以降维式打击，席卷了天下盐的市场。
这白花花的雪盐，在曾经，也是支撑起大恒那畸形财政的最重要一个支撑。
到现如今，也就是改善百姓生活环境的一项关键存在。
而“住”之一项，则关乎于房屋，这一项，大恒朝廷，几乎没有任何政策帮扶，也没有任何政策限制。
这就是天下百姓的私事了，在如今的昭武大环境下，对绝大部分百姓而言，只要不是懒汉，绝对是劳有所得。
而相关的民生物资，又有朝廷严格调控限制，皆是堪称物美价廉，百姓们干个几年，绝对是家有余财，起栋新房子，也算不上什么大难题。
所谓衣食住行，也就只剩下行之一项了，这一项，对百姓重要，对天下，更重要。
时至如今昭武九年，按工部的汇总统计，北方各省之重城之间的官道，基本已经完成水泥铺设的改造，南方的官道改造，则滞后许多。
在南方，行的重心，反倒是在于河道水系的修缮与畅通。
毫不夸张的说，在如今的北方，若行陆路，只要走水泥官道，哪怕依旧是骡马通行，但路程之间所需要的时间，俨然缩短了十倍且不止！
官道的畅通，带来的，自然便是商贸的愈发繁荣。
要知道，路途，不管在哪方面，皆是最为重要因素。
就好比曾经前明时期，天子率军从京城北征草原，大军所需粮草，皆靠民夫手扛车拉，路途崎区不畅，后方准备一百石粮草，能有十石抵达前线，供应大军征伐，便已是极其有效的一个比例。
有时候，哪怕只是数百米的崎区之路，也足以让运粮队伍受阻数天，而数天时间。
要想富，先修路，这一句话，不管在哪个时代，皆是母庸置疑的至理名言！
联络的畅通，带来的便是商业的繁荣，商业的繁荣，带来的便是民间之财富增加，民间之财富增加，带来的……便是民富国强！
显而易见，如今的大恒，对草原与西北，哪怕不论国力，不论物产，就生产力而言，便可以说对草原及西北藏地是降维打击。
工业生产的廉价纺织品，对草原之寒冷，显然是必须品，如今大恒已有富余的粮食，对草原，也是母庸置疑的必须品，还有煤矿，精美的瓷器丝绸，对草原贵族，也是身份的象征……
而这些，还只是普通的民生物资。
还有对游牧民族堪称命脉的茶叶，还有大恒已经数次革新的军械火器，还有大恒如今已经跃迁的冶炼技术带来的钢铁产量跃迁式提升……
而草原……有什么是大恒需要的？
牛？羊？战马？毛皮？
如今之大恒，可没有龟缩在边镇防线之内，边疆城墙之外，虽名义上还非大恒国土，但实际上，早已辐射到了边疆城墙之外。
这些东西，大恒纵使缺，也绝不是必须品。
显而易见，当根本没资格讨价还价后，对草原与西北而言，那就是一切都得被动接受。
海量的财富，将会被大恒掠夺，话语权，也会在这商业经济掠夺过程中，一点一点的被大恒掌控。
而大恒的好处，还远远不止这些，财富掠夺，最终流入国内，又必然会在国内流通。
财富的流通，就必然更加广泛！
而对朝廷而言，不流通的财富，没有任何意义。
就如那地主老财家埋藏在地下的钱银一般，只要那财富，一天不拿出来流通，对一个政府而言，这财富，就没有任何存在意义。
财富只有流通了，对国家，对天下而言，才是好事。
外贸内需，海量的财富流通，纸币的愈发通行……
这其中，大恒得到的好处……数不胜数！完全足以盖过其中的些许弊处！
第六百七十七章 钱庄
只不过，在大恒，想让财富流通起来，却也并非那么容易。
天子想要的财富流通，是极具相对性的。
即……百姓有余财，这些财富，可以大部分存着不动，只有少量流通也无妨。
而掌握大部分财富的士绅豪商们的财富，才是天子希望财富流通的主体。
百姓家家户户有余财的情况下，天下百姓的抗风险能力，必然大大提升。
哪怕天灾依旧绵延，只要朝廷调控住了市价，家有余财的百姓，也绝不至于如大恒现在这般，若是算上前明那些年，十几年时间里，一个国家极大一部分财政收入，却皆丢进了赈灾的无底洞之中。
而这些钱粮，本该有其他很多用处。
甚至可以说，若没有这绵延的天灾，哪怕灾情之下的百姓，没有那么的民不聊生，草原与西北，恐怕早已平定。
百姓抗灾能力的缺乏，这天灾的绵延，就是给大恒戴上了一个厚厚的枷锁，限制着大恒的前进。
掌握大部分财富的士绅豪商之财富流通起来，才是财富流通的真正意义所在。
想法很美好，但现实，无疑很是骨感。
在时代的大环境下，这个天下，绝大部分握着财富的人，都倾向于将财富存放传家。
哪怕是最底层的百姓，家有余财，也更倾向于买地，种地。
完全就是一个仓鼠积财的社会大环境。
哪怕现如今，大恒对土地，有着极为严苛的管制政策，但，社会的主体财富，却也依旧更倾向于存储，而非流通。
如今财富流通的主体，依旧是新势力，即以武勋为代表的商业流通主体，而握着天下相当一部分财富的传统地主士绅，依旧固步自封，守着财富，想要躺在家里压榨百姓，收着租子。
完全可以说，“收租”二字，已然是浸入绝大部分汉民骨子里的习性。
但如今，收租这个习性，显然还没有发展到后世那般，用房地产收租，现如今，收租的主体，就是土地兼并，利用土地兼并，使得百姓无地可种，无粮可吃，只能当佃户，被压榨。
如此，显然与当今大恒的政策，极为不符。
但，很多时候，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年，大恒落马的绝大部分官员，也皆是因为如此。
为了改变这个惯性，天子所施之策，亦是不少。
如土地改革，以田亩征农税，限制土地兼并，如对商业的扶持推行，试图改造收租这个习性。
如在昭武八年中旬，纸币流通开来之后，就曾下旨，改革大恒钱庄的存储与拆借之政策。
在这个时代，钱庄的存在，虽其职能已经与后世的银行颇为相同，但在一些方面，却无后世，有着天壤之别。
这个时代的钱庄，其出现的起因，只是因为金银铜这种金属货币，在商贸交易之中的笨重。
所以才有了钱庄这种本地存，异地取，亦或者异地存，本地取，这种类似于革新的存在。
故而，钱庄的作用，等于就是帮商人保管货币，让商人免去后顾之忧。
毕竟，若是带着大量金银行商，路上被抢了，被偷了，那就完全是自己的损失。
让钱庄代替保管，再怎么损失，也是钱庄的事。
如此，钱庄的作用，显然在于帮着保管，故而，钱庄一直都是会收取保管费用。
而非后世那般，存钱，还有利息。
钱庄的另外一个职能，自然就是贷款了，只不过，在这个时代，被称之为拆借。
如某个商行，缺钱，便可拿出可供抵押的货物，亦或者产业，到钱庄进行抵押拆借钱款，而钱庄，则会对商行拆借的钱款，收取利息。
前明末年，及大恒立国前几年，战乱绵延，天下混乱，朝廷财政不堪重负，就曾多次向大恒钱庄拆借钱款，以度难关。
这一点，钱庄和后世的银行之职能，显然差不多。
但不可否认的是，拆借这个职能，尚且还好，但存储的特性，却注定了，钱庄面相的群体，是被局限在了一股固定群体之中。
即需要异地商贸交易的商人！
毕竟，若是没有需要，谁也不会愿意将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钱，放到钱庄里去消耗，毕竟，保管费，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显而易见，保管存储，这个职能，在某些方面，已然不利于财富之流通。
而这一点，在纸币推行流通之后，亦是表现得更加严重。而随着纸币推行，保管存储，这个职能，显然已经完全跟不上时代。
毕竟，钱庄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金银铜金属货币，在商贸交易时不便，才有了钱庄，才有了银票的出现。
而现如今，纸币盛行，这个根本问题，已然不再是问题。
一沓纸币，揣在怀中，便可走南闯北，而且，随着近些年官道改造畅通，大恒也曾借改造道路之机，对各地匪寇进行清剿。
道路畅通，纸币轻便，匪患减少……
这三点，几乎就将钱庄的保管职能，彻底赶尽杀绝。
故而，在昭武八年中旬，天子便下旨，命钱庄对拆借与存储职能进行改革。
随即，在昭武八年末，钱庄上呈的新拆借存储之策，经廷议审核，天子批准，亦是正式在京城试行。
新的存储之策，变的方面，主要有两点。
一便是取消了保管费用，二则是对拆借放贷的口子，又一次放松了些许。
之所以只是取消保管费用，而非如后世那般，增加存储利息，自然是受限于时代。
毕竟，后世之银行，能够给所有储户一定利息，那是因为，银行放贷的群体，太广泛太广泛。
银行存钱越多，银行就可放越多的贷出去，放贷赚的钱，比之那点付给储户的利息，实在是微不足道。
而现如今，大恒钱庄放贷的群体，无疑极其有限。
主要就是一小部分的商行，而商业环境还在起步阶段，放贷群体自然也受时代大环境的限制。
如此，钱庄的收入来源，与后世银行的收入来源，也可谓是天与地的区别。
现如今的钱庄，收入就来源于本身的两项职能。
保管存储及拆借放贷。
废除了保管存储之策，就等于是废了钱庄最大的一笔收入来源。
剩下的拆借放贷职能，在时代没有发展起来之前，放贷群体极其有限，哪怕朝廷这一次试探性的放开拆借放贷的口子，但能增加的群体，也极其有限，钱庄的收入，更是极其有限。
哪怕增加存储利息，能够给钱庄带来更多的存款，这存款的意义，虽然也不小，但限于时代大环境，意义终究难以施展。
毕竟，金融那一套，天子这个后世之人都弄不明白，只清楚一个大方向，更别说这个时代的官员了。
故而，现如今取消保管费用，便是小步慢走的试探性维持，乃至扩大储户群体。
稍稍放开拆借放贷的口子，也是小步慢走的对钱庄存款试探性的使用。
一切的发展，都得顺应时代而行，钱庄，也是如此，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天下的发展，不仅仅需要天子明悟，也需要天下官员皆明悟时代变化，顺应时代发展。
钱庄的发展，亦是需要钱庄的主体秩序，皆明悟时代变化，顺应时代发展。
这才是良性的一个循环，而非全靠天子拔苗助长，况且，天子也非全能，胡乱的拔苗助长，带来的，只会是祸患！
第六百七十八章 钱不够用
时至昭武九年，整个大恒天下，秩序框架，基本上已经确定，在这个新的秩序框架之中，时间流逝的同时，整个天下，也在这个秩序框架之中，潜移默化的变化着。
天子巡视天下的念头，已然彻底搁置，整日埋身于国事之中，难有丝毫空闲。
满朝文武，亦是围绕着内外军政事物各司其职，唯一的乱局之处，外部北疆，在大恒的干涉下，也彻底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之中，让大恒在北疆的压力骤减。
大恒中枢，亦是步入了一个少有的稳定且快速发展的阶段。
尤其商业的繁荣，在这两年，大恒的商业，俨然又多了几台强而有力的引擎在推动。
一是纸币的出现，带来的贸易交流之便捷。
二是对和硕特部边关商贸的解除封锁，亦是让北疆停滞已久的边关贸易，再次腾飞。
官方层面的贸易体系，以及西北藏地与草原庞大的需求，亦是直接带动着大半个北方的飞速发展。
三则是钱庄拆借放贷，及交通道路的愈发畅通，俨然给商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底气。
而这一切，体现到朝廷中枢的本质，便是商税关税的暴涨！
昭武八年一年之财税收入，已然达到了三千万两白银之多，而这，还仅仅只是财税体系之中的商税与关税。
大恒之财税体系，总体分为三种，一则是商税，二则是关税，三则是农税。
三种税，在这个时代的生产力限制下，也没有后世那般复杂。
商税主要是依靠道路，河道，城池设计税卡收取，按不同商品，分别收取不同比例的商税。
而这，还只是针对民间商业，对国有垄断商业，可就不是这般了。
如盐，铁，煤，等等垄断，商税的比例，远远高于民间正常的商业，且，不仅仅比例高，这些垄断商业，每年还皆得上交百分之三十的利润，至内帑之中。
而关税，在以往，则是指市舶司海贸关税，而现如今，由于放开了西北对和硕特部的边关贸易，故而，也得再加上西北互市关税。
而农税，自然是简单，大恒土地改革之下，是按土地田亩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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