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翰留着长长的胡子
至於現在咳，黃昆在上海鼓搗了一年多了，第一代的量產集成電路芯片鼓搗出來了，有6個型號，光刻時加工的最小線寬是50微米，也就是5萬納米。
“這一塊平板計算機，嚴絲合縫，渾然天成，除了通風口之外根本就沒有縫隙，簡直是一件藝術品。李局長，你真的確定拆機的第一個步驟是分離屏幕與背蓋？”
戴鏡元有些不放心地問李強。
“當然，你看，”李強用一支微型手電打光，照在平板計算機的屏幕和金屬機蓋的連接處，“這裏，是用膠把縫隙填平的，透過光能看到一點接縫，在生產線組裝起來之後的最後一個步驟，一定是用黏膠把鋁合金機蓋、玻璃屏幕給牢牢粘住，不讓它隨便就進水。”
戴鏡元：“我分析過了，屏幕還是石英玻璃呢。”
李強：“把小刀子給我。”
戴鏡元遞過一把刀刃特別薄的類似手術刀的工具，李強持刀慢慢用力，果然能插進去。手術刀在屏幕四周旋了一圈，李強再輕輕捏一下，果然，屏幕和機蓋略有鬆動。
李強推測屏幕和機蓋的黏膠只是密封手段，在後面肯定還有卡扣固定。當他慢慢往上撬屏幕的時候，發現自己猜的沒錯。用小起子撬動屏幕，隨着一聲咔噠聲，屏幕和屏幕後面的設備分離了，當然，兩者之間還連着一坨線。
李強又換螺絲刀，把固定電池的四顆小螺釘擰下來，現在，輕刃13的主板完全暴露在了李強面前。
戴鏡元：“這兩根亮閃閃的銅帶是？”
李強仔細研究了一下，得出了答案：“是散熱器件。確切地說，它不是銅條或者銅帶，是一個內含散熱液體的銅導熱管。”
李強又拿起放大鏡，終於看清了處理器。這顆在1959年堪稱黑科技的處理器就在這兩根導熱管的交匯處附近。端詳了一會兒，李強笑道：“沒錯，我猜的沒錯，黃昆走的路線也是正確的。”
現在中國量產的幾種芯片，已經大致具備了後世集成電路的基本特徵。一塊封裝好的芯片；若干管腳。李強和黃昆試製的第一種芯片有6個管腳，左3右3一共兩列。現在第一批量產芯片的管腳數各有不同，少的8個，多的16個（綽號‘蜈蚣’），但都是分兩列。
當芯片的功能越強、主頻越高，爲了保持高速數據傳輸能力，芯片的管腳肯定會繼續增多，兩列應該就放不下了，得多列布置，最後增加到眼前這臺計算機的樣子。
憑藉計算機內部各零件上的標識和自己的猜測，李強逐個找到了在“設備管理器”上面標註的計算機各主要設備：處理器、內存、閃存、SSD硬盤芯片、電池、主板上的各種控制芯片、前攝像頭、後攝像頭等等。
然後李強能做的事情就不多了，他和戴鏡元用微距照相機，湊到最近，把計算機內部的各零件全部拍攝下來。
“拆機”的作用沒有李強原想象的這麼大，現在這臺計算機最有用的技術方面的啓發，可能是來自計算機的操作系統的說明文檔以及系統的設備管理器、設備列表。
它告訴1959年的人，21世紀的個人計算機是個什麼樣子：計算機的數據計算功能叫做處理器，它高度集成爲一塊CPU；圖形顯示功能消耗的計算機計算能力看上去不比處理器的計算能力小，但在平板計算機上也與CPU集成在了一起稱爲“核心顯卡”；至於內存儲器外存儲器這些，倒是在1959年就有了雛形。
再結合第二個公文包傳來的其他文檔的信息推測，這臺掉回1959年的平板計算機是2023年的計算機當中比較強調輕便和便攜性的種類。比他還重一些、性能更強一些的是筆記本電腦（膝上計算機）；再強一些的是個人桌面計算機；再強一些大概叫做桌面服務器。比這還輕一些、性能也更低一些的是非二合一功能的平板、手機（移動通信終端）。
手機這個李強早就知道，第一個公文包位面的2021年，中國生產了十六億臺手機，出口9億臺。
在第二個公文包位面的2022年，中國生產了18.5億臺手機，出口是11億臺。數字竟然如此相似。
現在李強也知道2022年的“手機”是個什麼樣子了，雷軍桌面的“家庭”文件夾裏面的視頻，不少地方手機都露面了，或是雷軍拍攝娃和娃媽的時候出現在畫面中，或是娃媽拍攝雷軍和娃的時候出現在畫面中。
而且，李強和戴鏡元分析的結果是，這個文件夾裏的家庭視頻，其實大部分都不是用這臺平板計算機的攝像頭拍攝的，而是用手機攝像頭拍攝的。
這也很正常，就視頻畫面中出現的手機的個頭，能揣進外套內兜裏的薄薄的一塊板子，在板子表面輕輕一抹，屏幕就亮了，和這臺平板計算機一樣。亮了之後也如平板計算機一樣顯出一個“圖形操作系統”，這說明，很可能平板計算機的大部分功能，手機都有。
至於爲什麼一年生產十幾億臺手機在家庭視頻中能看到，雷軍有兩個手機。李強猜其中一個用於工作，一個用於和私密的家人聯絡。戴鏡元同意這種猜測。
把平板計算機拆開是一項又大又危險的工程，把拆開的平板計算機組裝起來也是一項又大又危險的工程。如果李強沒把平板計算機原樣組裝起來恢復到可開機狀態，就算中央書記處的各位放過他，錢學森也不會放過他
還好，李強在電子產品和細微零件方面的知識掌握已經非常透徹，手也是穩得很，擔任助手的戴鏡元也是個機械小能手，兩人把平板計算機恢復了原樣，得到的是整整一匣子的相機膠捲，有20多快30卷。
戴鏡元把膠捲拿到檔案室的一角就地衝印現在檔案室啥都有，因爲李克農說了，這兩個公文包的信息儘量不要出這兩間屋子。而李強要去進行第一次“尋找答案之旅”了。
李強的第一站是去天津。
“一晃眼都五年過去了，不知道天電、南開大學聯合郀I的液晶實驗室，現在發展到了什麼程度？都出了什麼成果？”
李強問天電消費電子實驗室的汪亞雄和林恆。
五年前汪亞雄是主任，林恆是副主任。現在林恆是主任，汪亞雄是天電集團主管技術研發的副總。
汪亞雄：“液晶實驗室是我們聯合郀I，其實南開大學本身就提供了全額的實驗室使用經費，畢竟這個實驗室是國家實驗室嘛。然後呢，我們也參與進去，畢竟天津現在好的大學就三所，南開天大河北大學，這三所大學我們一個都不想落下。天電對這個實驗室的支持是‘成果激勵’制度。”
林恆：“這個是由我來具體操作的。成果激勵就是每發現一種新液晶，天電集團獎勵800元人民幣。這不是報銷費用，是現錢，直接發到個人。”
液晶實驗室從成立到現在已經五年了。頭兩年，液晶實驗室的主要工作是閱讀學習國外的論文和報告，讓自己的知識和國外的同步，此外也不斷地在實驗室裏復現國外自30年代以來發現的各種液晶物質。從第三年開始，液晶實驗室補齊了知識基礎，開始自己創新。
第三年液晶實驗室自己發明/發現了2種全新的、歪果仁也沒做過的液晶物質。第四年發現了4種全新的液晶物質，此外還發現了2種原本已由外國人發現的液晶物質在另外的溫度區間呈現出了另外一種液晶態，算是在前人基礎上的新補充。
這些新發現，金主天電集團全都給物質獎勵，八百塊。雖然現在天電集團不知道這些液晶物質有什麼用，尤其是對天電集團有什麼用，但這個實驗室做的東西好像很好玩的樣子，尤其是這些液晶物質是中國人首先發現的，這不就是一種很值得自豪的科學成果嘛。因此，只要論文發出去、樣本製造出來，第三方能根據論文提供的參數製造樣本並復現液晶試驗，就算一個有效科學成果，發錢。
現在是第五年，馬上就要在1960年1月召開新一“財年”的液晶成果會議了，據說今年實驗室的成果也不少。李強聽說了這個會議之後也很感興趣，現在離開會時間還有一個多月，李強就預排了自己的工作日程，液晶成果會議那天一定到場。
“我這次來天電，其實主要是看看你們的新對講機。”
李強說起第二件事。
林恆：“新對講機項目是我在做的，樣機已經出來了，就是在測試的時候防水試驗敗了，可能得再小改一下密封設計。這是第一批原型機，沒有改進防水密封結構的。”
李強從桌上拿起一塊黑色的物體，大小像是小半塊磚頭。這就是天電集團的第二代對講機705對講機。
天電集團的第一代便攜式對講機在招標中被解放軍採用了，從此之後成了天電集團的長期飯票。不僅每年都有數量可觀的訂單，南京廠也在生產這種對講機，而南京廠每生產一臺對講機，是要給天電集團一點專利授權費用的。
有這個作爲基礎，天電集團對下一代對講機的研製十分上心。李強拿起705對講機之後，林恆示意讓李強把對講機放在左肩比一比大小。然後林恆自己穿起一件特製的軍綠色馬甲，他也拿起桌上的另一臺705對講機，蹭地一下把對講機插到了軍綠色馬甲的左肩前位置。
林恆：“從此之後，對講機不需要再佔用一名士兵的編制了。無論是連、排，還是在某些時候需要把對講機配備到班，班長都可以順便攜帶這麼一部對講機，就這點體積和重量，不影響他攜帶槍支、彈藥或者其他裝備。”
李強看了看手裏的對講機，確實比第一代的體積有大幅度縮小作爲軍用對講機，705採用了上海的第二代超微硅晶體管，耐惡劣環境且體積小。不僅如此，天電集團在便攜式收音機領域和日本各廠（尤其是剛剛改名爲索尼的東通工）殊死搏鬥這麼多年，在電阻電容電路板漆包線甚至收音器、喇叭的小型化全都有可觀的技術積累，705能做到這麼小也算是天電集團厚積薄發的結果。
李強：“很小，不過是單工的。”
林恆：“爲了減小體積，這是不得不做的取捨。而且軍隊也接受，他們認爲便攜式對講機可以接受單工。我們的團營連級大功率對講電報一體機是雙工的。”
單工就是對講機在收聽話音的時候不能發出信號，發出信號的時候收聽不到話音。用這種對講機的兩個人，通話的標準格式就是：
甲：“我已出艙，感覺良好，完畢！”
已：“地面收到，完畢！”
在末尾一定要有‘完畢’或者‘over’之類的清晰的話，表示“我這邊講完話了，你那邊可以摁下按鈕切換模式，切換到你講話的模式。”
李強：“我不只是想要雙工的便攜式通信裝備，而且想要那種大規模組網、但又能讓網中用戶自由選擇另一個用戶進行點對點的、其他用戶收不到話音數據的通信設備。林主任，你們做頻分複用的那個實驗室小組，現在有什麼進展嗎？”
林恆：“他們他們本來進展不大，但是去年，58年底，蘇聯同志那邊有了個比較大的進展，於是我們這邊也跟着動起來了。”
李強：“哦？你是說蘇聯率先搞出了頻分複用移動通信設備？”
（今天飯局回來晚了，今晚一更，欠的明天補上）
第10章 既要溫飽，也要給小康打基礎
世界第一部手機是摩托羅拉的DynaTAC，1973年4月，馬丁庫珀扛着這塊“板磚”在曼哈頓街頭進行了第一次通話。1979年日本東京建立了第一個移動通信網。但是，世界第一部移動電話是蘇聯發明的。
這是列昂尼德.庫普里揚諾維奇發明的ЛК1，它的設計比較“保守”，不是手持機，而是車載電話，但第一，它確實能移動；第二，它採用了CDMA技術，和這個時期的對講機、步話機等無線呼叫設備有本質的不同。在ЛК1之後，蘇聯1959年還展出了沃羅涅日通訊科學研究所負責研製的“阿爾泰”移動系統，只不過這兩種移動通信系統都沒有大規模量產。
在第二個公文包位面，李強看到了移動通信發展的另一版歷史：1969年，天津電子集團的工程師季安中手持世界第一臺手機在狗不理喫包子，爲了表示他的這臺手機能夠單手握持，季安中故意擺出左手扛手機貼在耳朵上、右手拿筷子夾着包子的pose。
圖片注是：“世界第一臺可手持的移動電話：天津電子集團季安中研製的‘狗不理1’，比摩托羅拉DynaTAC誕生時間早4年。”
季安中是誰？李強暗中查了查，這位小老弟河北大學畢業，1959年7月進入天津電子集團，現在剛過實習期。
中國在移動通信技術、移動通信產品方面起步很早，在國際市場中國佔位也很早，且一直把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裏。中國趕上了8090年代的世界移動通信大發展熱潮，只是在初期的80年代出現了“90%以上的移動電話出口，國內消費不到10%”的尷尬局面，但到90年代國內手機也開始普及了。
所以，李強不擔心中國沒趕上趟，但自己作爲科技小組成員，還是有必要提示一下天津電子集團的發展方向。而天津電子集團的回應顯示，他們是有這個技術敏感性的。
那就基本放心了。
1959年底，中央開始總結1959年的經濟工作，尤其是農業工作。
農業首先得看耕地面積。建國之後的頭幾年，耕地面積是有一定增長的。我國耕地面積1949年爲14.6億畝，1952年16.1億畝，1957年爲16.7億畝。1952年的增長是把以前戰亂拋荒或毀壞的耕地恢復了耕種狀態，1957年再比五年前增長6000萬畝，是墾荒的結果。
到1959年，全國耕地面積略有縮水，統計數字是16.5億畝。不是說這兩年沒有墾荒，實際上也開墾了三四千萬畝土地，但是城市擴展要佔用耕地，修建公路鐵路要佔用更低，還有一些耕地改種經濟作物。
在1959年底，中央與各省領導幹部在農業方面的互動討論，西南省份對本省的人均糧食佔有量往往十分敏感，爲了提高自家的糧食消費量，想出了很多腦洞。
首先還是呼籲在人多地少的山區，農業稅應該採取更靈活的方式，粗糧應該也可作爲農業稅上交。
這說的主要是紅薯，有的山區土地只能種紅薯，紅薯幹應該可以當作公糧交上去，可以接受1.5：1的比例，也就是1斤半紅薯幹頂1斤稻穀，只要曬乾就行。
然後是呼籲在部分耕地匱乏但是卻有其他生計的地區，可以以錢或者實物頂農業稅。
肥料方面，很多地方的領導都在詢問國傢什麼時候能普及性地搞大化肥工業。
一五期間引進的蘇聯合成氨生產線，生產出來的氨基本都是用作工業原料，其中主要是炸藥。二五期間其實國家在建設大化肥工業了，只是還沒這麼快出成果，第一個蘇聯引進設備構建的大型化肥廠預計在1960年投產。
中央說了大化肥的時間表之後，還是有不少省份的領導幹部不滿意。這些化肥廠一個在東北，一個在鄭州，一個在徐州。按照現在的商品流通範圍，這些化肥廠最多輻射一個省。可四川怎麼辦，貴州雲南廣西湖南
1959年底的農業工作會議是開啓小合成氨小碳銨廠普建的序章。
當然，還有一個重要的前置條件，那就是國內的機器製造業終於可以自制小型的合成氨生產設備了。只要一個地方有煤，就能建起一個年產幾千噸到一萬幾千噸的小化肥廠。
除了技術的前置條件，還有另一個前置條件：在八大上制定的第一步，也就是1966年解決全國溫飽問題的硬性指標。
這一硬性指標讓大部分省份的領導都把解決溫飽問題當做了工作的重點。另外那少部分是根本不擔心溫飽的，比如已經宣稱提前達到了溫飽社會的那幾個富裕省。
“中華人民聯邦共和國”，地方（主要說的是省）領導看到中央的指令先三思、再權衡、再有選擇地施行，現在是不存在的，這種現象萌芽於第一個公文包位面的1961年。現在各省領導與中央保持着高度的一致，無論是出於黨性還是出於國家賦予自己的職權還是歷史使命感，地方領導都選擇了堅決服從大局，堅決貫徹中央的指示。
不僅是堅決貫徹中央的指示。在一些省份，省領導的工作不是100%貫徹，而是做到了120%的貫徹。
但這些地方120%貫徹中央指示的勁兒，主席、總理看到之後就有點不是滋味了。總理是直搖頭，主席是嘆氣。
怎麼說呢，幸好中央的指示是“1966年必須解決全國溫飽問題”。
“在近期的工作中，一些地方幹部領導存在着‘用力過猛’的問題。”
“中央在八大上通過的決議，對於全國現代化制定的方略是‘三步走’，解決全國人民的溫飽問題是三步走的第一步，這三步彼此之間是有關聯的而不是割裂的，它們是連續的而不是分離的。”
“某省某地區，是著名的貧困山區。當年我們長征過那裏的時候，紅軍拿着大洋都買不到多少糧食。人多地少，現在全區12個縣，人均耕地最多的2.1畝，最少的0.9畝，這些耕地中，山地薄田佔75%，平地只佔25%。這樣的地區，要讓全區人民喫飽肚子、有衣服穿，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爲了達到八大的第一步目標，區領導制定了‘解決溫飽攻堅戰’，詳細規劃了各個縣如何在1966年糧食產量達到溫飽標準的辦法，規劃瞭如何讓全區在1966年有基本的生活物資供給的辦法。”
“這種工作態度和工作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這個區的領導幹部在工作當中簡單粗暴和缺乏全局思維。國家從經濟和輕工業發展的戰略需求出發，對全國經濟作物的種植也提出了一些要求，該區的山地雖然貧瘠，但土質多爲弱鹼性的紅土，種糧食莊稼不好，種菸葉很好。農業部在該區制定了經濟作物種植計劃，第一期在全地區挑選出了2.2萬畝的紅土耕地，打算改爲種植菸葉。”
“然而，1959年農業部的調查顯示，到現在爲止，這2.2萬畝的耕地絕大部分還在種紅薯玉米，並沒有改種植經濟作物。讓他們不要改經濟作物的指示是來自區領導的。”
“區領導的想法我們是能夠理解的。這個地方太窮，農業基礎太落後，他們擔心本來就不多的耕地拿去改種經濟作物，解決溫飽問題的壓力增大了，他們擔心1966年全區達不到溫飽標準。雖然按照規劃，全區興修水利，增加水澆地面積，改良土壤，是可以讓全區在1966年達到溫飽標準的，可他們還是不放心。把這2.2萬畝耕地繼續留來種糧食，就算是貧瘠的薄田，每年也能打一兩百萬斤糧食，解決溫飽問題就更有譜了，完成工作的可能性從100%提高到120%了。”
“但是，這樣做解決溫飽問題更容易了，該地區的人民收入提高的上限，地區發展的上限卻被封死了。種菸葉是白種的嗎？不是。實際上，種菸葉比種紅薯收入高得多。”
“解決人民羣械臏仫枂栴}，讓全區人民喫飽肚子，只是現代化歷程上的第一步。在第二步，這個區要和全國一樣，讓全區人民的生活達到小康，小康就不只是喫飽肚子了，而是要喫得更好一些，收入也不是隻夠有衣服穿了，而是有較多的日用開銷資金。如果全區還是隻種糧食，光知道見縫插針地種糧食，不搞成全國菸草種植基地，不搞其他的產業，你憑什麼在二十年後達到小康呢？”
“或許還有另一層原因，那就是區領導認爲，自己年紀也大了，差不多1966年自己也退休了，退休之前，我完成了中央指示的讓全區人民脫貧溫飽的任務，退休之後發生了什麼事情，我不管。”
“可是這件事你不能不管。你的工作是服務人民，人民已經在這塊土地上生活了幾千年，以後還要這裏生活幾千年。我們的黨爲人民服務也是沒有任期的，人民需要我們服務多久就服務多久。如果一切都以自己的任期爲中心，任期之內盡善盡美，出了任期不關我事，那你就既不算爲人民服務，也不算黨的好乾部。”
第11章 劍橋馬戲團
劍橋大學教授、英國經濟學家、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喬安？薇奧麗特？羅賓森通過羅湖橋，從香港抵達廣州。
與1956年威爾茨、弗裏德曼來中國一樣，羅賓森動身前往英國，直接原因（可能說是藉口更恰當）是她的書也被中國“盜版”了。
包括她1933年寫的《不完全競爭經濟學》、1937年出版的《就業理論？文集》、1942年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隨筆》、1953年的《生產函數和資本理論》、1956年的《資本積累》。
這些還都是官方盜版的，中央編譯局翻譯、中央編譯出版社發行。羅賓森甚至在英國拿到了一本盜版書，印刷清晰精美，紙張也很好，據通中文的劍橋大學其他教授說，這書的中文翻譯非常嚴謹，質量很高。
威爾茨、弗裏德曼去過一次中國後，回來寫了幾篇關於中國的經濟學文章 這讓新古典主義的芝加哥學派一下子成了西方研究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的先行者之一。但是，威爾茨和弗裏德曼的文章都認爲，中國雖然現在實施的經濟是“東西結合”，但是在吸取西方經濟學理論方面，中國吸取的凱恩斯方面的元素多於新古典主義。
芝加哥學派是新古典或者說奧地利學派的發展，凱恩斯主義呢？嗯，其實凱恩斯是英國人，他的大本營在劍橋大學，凱恩斯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者多數以劍橋大學爲大本營，他們這一派叫做劍橋學派，或劍橋馬戲團。
作爲劍橋學派的第二代中堅（第一代凱恩斯已於1946年逝世），羅賓森來中國考察訪問就不只是他一個人的事了，而是代整個劍橋學派來看看中國發生了什麼。
羅賓森沒有像威爾茨、弗裏德曼那樣喜歡搞“儀式感”，步行穿過香港廣東邊界，不過她是自駕車而來，她的翻譯兼助手以及中方派出的一名“地陪”楊科長都是她的乘客。路虎經過羅湖橋後，在香港廣州的公路，她走了不到50公里就停了下來，因爲這裏突然在農田之間矗立起了一座工業園區。
像這樣的工業園區或者依託工業園區形成的小城市，從這裏一直到廣州都不斷絕。在深圳，這個弗裏德曼重點提到的地方，三年前的工地現在已經完全是一座新城市的模樣了。當羅賓森看到路標上有“港口 10公里”的字樣後，她乾脆就把越野車開到了海邊，果然看到了一大片正在施工的港口和碼頭。
“現在中國與歐洲國家的貿易，已經基本切換爲港到港的直接貿易模式了，所以，你們大量興建和擴建港口。”羅賓森對中方地陪楊科長說道。
“有點這個趨勢，現在都說，廣州城的鬼佬不都是說英語的了，還得要德語翻譯，法語翻譯，西班牙語翻譯。”
羅賓森：“但是英國與中國的貿易量還是非常龐大的。不過本質上，大量興建港口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爲英國與中國的貿易。”
“沒錯。”
中英貿易以香港爲中轉，並不意味着實體的貨物必須在香港走一轉，香港只是名義上的中介，英國公司在香港，中國代理在香港，雙方走賬在香港銀行，至於貨物嘛，從廣州直接上船叩侥康牡鼐涂梢粤耍瑥耐鈬隹诘街袊呢浳镆彩沁@樣，名義上是香港公司向中國出售的貨物，實際上貨船是從其他地方直接開往廣州。
羅賓森：“在過去的10分鐘裏，我就看到了3艘商船從珠江口開進或者開出。中國的對外貿易總額統計數字，看來確實非常真實。”
“外貿總額是做不了假的。”
羅賓森：“中國現在的對外貿易當中，有51.4%爲與西方國家、第三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這超過了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外貿量。你們似乎在一步一步，不引人注目但卻非常清晰地靠近西方世界。”
楊科長：“賺錢是不分的啦，姓資姓社都不影響我們和他做生意啦。”
“我們對西方的貿易總額超過了對社會主義陣營的貿易總額，這並不能說明我們在靠近西方世界，或者說，我們在經濟上貿易商秉持着東西一致的立場，但這只是經濟立場，不代表我們的政治立場。”
在廣州，羅賓森與廣東國資委鄭矩交談。
“況且，對西方的貿易總額纔剛剛超過50%，這不能說中國與西方的關係等同於東方了，也不能說完全正常了。因爲西方國家的經濟總量遠遠大於東方，除非對西方的貿易總額達到對東方的80%，那時候才能說東西對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