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我老貓啊
“我經常想，憑什麼一個人只是活著，就要給人磕頭？憑什麼一個人只是種田，就要餓死？憑什麼那些什麼都不做的人，可以坐在家裡收租，可以當官作威作福，可以騎在百姓頭上？”
“後來我在廣州讀書，看見官府抓人，抓的是幾個偷東西的孩子。那幾個孩子餓得皮包骨頭，偷的不過是幾個饅頭。可官老爺不管這些，把他們抓去，打板子，關起來。他們出來的時候，腿已經斷了。”
孫中山的聲音很平靜，
“英國人的報紙可以罵自家的皇帝，可我們的皇帝呢？我們的皇帝在紫禁城裡，看不見百姓，聽不見百姓，也不在乎百姓。”
他看著三位摯友。
“這香港，有自來水，有煤氣燈，有醫院，有學校。洋人犯了法，也要上法庭。我們那裡呢？縣太爺一句話，想抓誰抓誰，想打誰打誰。交了錢就放人，交不起錢就關到死。
這不是船堅炮利的事。這是制度的事。”
陳少白眼睛一亮：“制度？”
“對。制度。”孫中山說，“醫學院也教法律，英國的法律——當然，是英國人寫的，裡子肯定偏袒英國人。可它有規矩，不管是好的規矩還是壞的規矩，老百姓知道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沒規矩，或者說有規矩也形同廢紙，老百姓就只能猜——猜官老爺今天高興不高興，猜今天會不會被抓去打板子。
猜了幾百年，猜成了什麼？猜成了奴才。”
“我們的同胞啊……..被教訓了二百多年，忘了怎麼當人。”
陳少白心裡發悶，主動撇開了話題，問道：“逸仙，你之前說日本人學西洋學得很快？”
孫中山想了想：“我聽說日本明治天皇登基時，才十五歲。可他們有一批人——像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這些人——去歐美考察了兩年，回來就改革。廢藩置縣，學西洋制度；辦工廠，學西洋技術；開學堂，學西洋學問。二十年，就起來了。”
“二十年。”陳少白喃喃道。
“我們呢？”孫中山說，“我們六十年代就開始辦洋務，辦到現在三十年，辦成了什麼？辦了幾個工廠，買了幾條船。可制度沒變，朝廷沒變，百姓沒變。”
他頓了頓，聲音裡有一絲疲憊：“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這些人不可謂不盡力。可他們辦洋務，是給朝廷辦，不是給百姓辦。船造出來，是朝廷的船；槍造出來，是朝廷的槍。百姓呢？百姓還是百姓，奴才還是奴才。”
“日本今年鬧經濟危機，聽說各項生意被搶了不少，國內日子很難過。可他們照樣在辦工廠，在造兵艦，舉國借債。天皇說話，百姓聽；官府辦事，百姓信。我們呢？
我們有什麼？北洋水師看起來風光，可那錢是哪來的？是借洋人的，是收厘金的。
借的錢要還，收的稅要交。百姓一邊交稅養兵，一邊被洋人欺負。這兵，養出來給誰用？
人家的兵，是國家養的。我們的兵，是官老爺養的。國家養兵，兵為國家死；官老爺養兵，兵為官老爺死。可官老爺太多了，有大有小，有滿有漢，兵不知道該為誰死，索性就不死了，跑就是了。
“我近來在算一筆賬。”
他抬起頭，目光掃過三人。
“我在算——奴才算不算得明白賬。”
“陳先生讓我多看看這世上其他地方的人，是怎麼活的。”
陳少白微微一怔，放下手中的鼻菸壺。楊鶴齡原本倚在窗邊，此刻也直起身子。尢列端著茶杯的手停在半空，杯中茶水紋絲不動。
孫中山翻開自己書袋裡一本亨利·喬治的著作，指著書頁上密密麻麻的批註。
“這本書講的是：為什麼機器越多，工人越窮？為什麼國家越富，貧民窟越多？亨利·喬治算了一筆賬——土地被少數人佔了，大多數人只能租地求活，種出來的糧食，七成要交給地主。這叫什麼？這叫地租。地租是什麼？地租是看不見的鞭子。”
“可你們不要以為，只有我們這裡有地租，只有我們這裡有鞭子。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他們也有。他們也有窮人，也有餓死的人，也有活不下去的人。”
楊鶴齡微微一愣：“逸仙，你不是常說英國如何好、法國如何好嗎？怎麼他們也有這些？”
孫中山合上書，靠在椅背上。
“我說英國好，是說他們的制度有值得我們學的地方——議會、法律、言論自由。
可這不意味著英國就是天堂。恰恰相反，就在我們說話的此刻，倫敦東區、柏林北郊、巴黎城郊，有成千上萬的人，過得比我們村的佃農還慘。”
“你們知道倫敦東區嗎？”孫中山問。
三人搖頭。
“陳先生給我寄了很多報紙，有英文的，有法文的，我讀得很費勁，但我讀懂了。倫敦東區，那是倫敦最窮的地方，那裡住的全是碼頭工人、臨時工、失業的人，還有——女人和孩子。”
“有個火柴廠，叫布萊恩特與梅，在倫敦東區。廠裡僱了幾千人，大多是女人和女孩，最小的只有十四歲。她們一天干十幾個鐘頭，掙幾個便士。可這幾個便士，還要被扣。為什麼被扣？因為腳髒了，扣錢；因為工作臺沒收拾乾淨，扣錢；因為說話了，扣錢。隨便什麼理由，工頭想扣就扣。”
尢列眉頭微皺：“這不跟我們的佃農一樣嗎？交了租還要交雜派，交了雜派還要交耗羨。”
“一模一樣。”孫中山說，“可最慘的不是這個。最慘的是——她們隨時會死。”
他從書裡抽出一張報紙——倫敦新聞畫報》，指著上面的一則報道。
“火柴要用黃磷，黃磷有毒。這些女孩天天接觸黃磷，幾年之後，下巴就開始爛。牙齒鬆動，牙齦流膿，頜骨壞死。到最後，整個下巴會爛穿，露出骨頭，發出惡臭。這病倫敦人管它叫影子下巴——因為得病的人，下巴會慢慢消失。”
他放下報紙，聲音沉下去。
“這種病，死亡率接近兩成。每五個得病的女孩，就有一個會死。可她們不敢停工，不敢告病，因為停了工就沒飯吃。她們只能一邊爛著下巴，一邊繼續幹活，直到爛得幹不動了，或者死了。”
室內一片寂靜。
陳少白喃喃道：“十四歲的女孩……爛著下巴等死……”
孫中山說，“最諷刺的是，這家火柴廠的股東，是倫敦的名流，是議會的議員，是女王冊封的爵士。他們每年分紅，賺得盆滿缽滿。而那些女孩，用命給他們賺錢，自己卻住在貧民窟裡，吃著發黴的麵包，喝著摻水的牛奶。”
他抬起頭。
“就在兩年前，這些女孩終於受不了了。一千四百人，集體罷工。她們走上街頭，喊著口號，要求漲工資，要求取消罰款，要求改善條件。你們猜，英國政府怎麼做的？”
楊鶴齡問：“怎麼做的？”
“沒怎麼。”孫中山說，“報紙報道了，議會討論了，幾個議員站出來替她們說話。然後呢？然後工廠主讓步了，漲了一點工資，取消了幾項罰款。罷工結束了，女孩們回去繼續幹活，繼續爛下巴，繼續等死。”
他停了一下，看著三人的眼神。
“這就是英國。有議會，有報紙，有言論自由，可那些女孩，還是爛著下巴等死。她們的議會，不會替她們立法禁黃磷——因為黃磷賺錢，因為股東是大人物，因為政府不想得罪有錢人。”
孫中山又抽出另一份德國報紙，上面轉載了一篇柏林醫生的報告。
“這是德國的情形。”他說，“柏林有個醫生，叫弗蘭茨·奧本海默，在貧民區行醫。他寫了一份報告，講他每天看到什麼。”
他念道：
“這個區住的都是什麼人？是小業主、工人、妓女、流浪漢。最多的是工人，有技術的少，沒技術的多。我第一次走進這裡的時候，就像看見了美杜莎的頭——那張臉，能把人變成石頭。”
他抬起頭：“美杜莎是希臘神話裡的妖怪，看一眼就變成石頭。這個醫生說，貧民窟的臉，就是美杜莎的臉。”
他繼續念：
“這裡的孩子，十個裡有一個會死。不是病死，是熱死。夏天，貧民窟的房子裡熱得像蒸唬寡e也涼不下來——四周都是高牆，白天吸的熱，夜裡全放出來。孩子們喝了餿掉的牛奶，得了暑熱腹瀉，拉幾天就沒了。有個醫生說過一句話：窮人的孩子，只有躺在棺材裡才能涼快下來。”
“第二種死法，是肺癆。得病的都是什麼人？是本來身體很好的工人，在工廠裡吸了灰，住在沒有光沒有風的屋子裡，吃的又不夠，慢慢就病了。我們眼睜睜看著他們死，看著他們的家垮掉。偶爾能送進醫院，可住不了幾天就得出來——要幹活。不幹活，全家都得餓死。”
“第三種死法，是打胎。這裡的女人，沒錢養孩子，又沒法不生孩子，就去找那些髒婆娘，在髒角落裡打胎。那些婆娘騙走她們最後幾個銅板，然後把她們弄得半死不活，或者直接弄死。”
孫中山放下報紙，看著三人。
“這就是柏林。德國的首都，一個十分強大的國家的中心。你們以為德國人過得比我們好？他們也有貧民窟，也有餓死的人，也有爛下巴的女孩，也有打胎打死的女人。”
尢列輕輕嘆了口氣：“天下烏鴉一般黑。”
“不，尤兄。”孫中山搖頭，“不是一般黑。是不一樣黑。”
“我們這裡，是朝廷把你變成奴才，讓你不知道自己可以站著活。他們那裡，是工廠主把你變成機器，讓你知道自己可以站著活——可站著活，還是活不下去。”
“英國有議會，有工會，有報紙。那些女孩罷工，報紙會報道，議員會說話，工會會支援。她們知道，自己是在爭取什麼。可我們呢？我們的百姓罷工，官府會抓人，朝廷會殺頭，天下人會說是刁民作亂。她們至少還有路走，我們沒路走。”
“再說法國。”孫中山走回桌邊，繼續翻他的書袋。
“今年五月，巴黎的煤氣工人罷工。你們知道煤氣工人是幹什麼的嗎？是給巴黎的路燈點火的。巴黎的煤氣燈，有幾萬盞，全靠這些工人一盞一盞地點。”
他抬起頭。
“他們要求漲工資，要求減少工時，要求成立工會。你們猜，法國政府怎麼做的？”
陳少白問：“怎麼做的？”
“派兵。”孫中山說，“軍隊開到工廠門口，工人不肯復工，軍隊就開槍。打死幾個？報紙沒寫清楚。可罷工被鎮壓了，工會被解散了，工人被開除了。”
他頓了頓。
“法國，有《人權宣言》，有自由、平等、博愛，可工人罷工的時候，軍隊照樣開槍。他們的總統，叫卡諾，是個大資本家。他們的總理，叫弗雷西內，也是個大資本家。他們的議會里，坐的全是有錢人。工人說話，他們不聽；工人罷工，他們開槍。”
尢列沉吟道：“所以逸仙，你是說，洋人也不是什麼都好？”
孫中山說，“自然，洋人也有洋人的問題。他們的工廠主，跟我們的地主一樣，靠吸工人的血活著。他們的政府，跟我們的朝廷一樣，站在有錢人那邊。他們的軍隊，跟我們的八旗兵一樣，專門對付窮人。”
他嘆了口氣，接著說。
“可有一點不一樣。”
“什麼不一樣？”
“他們可以說話。”孫中山說，“倫敦東區的女孩罷工，報紙會報道，議員會質問，工會會支援。柏林貧民窟的醫生，可以把他的報告印成書，讓全德國的人都看見。巴黎的工人，可以組織工會，可以罷工，可以跟政府談判——雖然談判不成會被開槍打死，可至少他們試過，他們至少還能有個微不足道的地方開口。”
他直勾勾地看著三人。
“我們呢？我們的百姓，連說話的資格都沒有。佃農交不起租，只能跪著求地主；碼頭工人被打，只能捂著血流走；孩子餓死了，只能挖個坑埋了。他們不敢說，不敢寫，不敢鬧。因為他們知道，說了也沒用，寫了會被抓，鬧了會被殺。”
孫中山的語氣漸漸平靜下來。
“所以你們看，這世界上的黑暗，分兩種。”
他伸出右手，豎起一根手指。
“第一種，是英國、法國、德國那種黑暗。他們有議會，有法律，有報紙，有工會。可他們的議會里坐的是有錢人，他們的法律偏袒有錢人，他們的報紙替有錢人說話，他們的工會打不過有錢人的軍隊。這種黑暗，是光天化日下的黑暗。你知道它在哪裡，你知道它為什麼存在，你可以指著它罵，可以組織起來跟它鬥。鬥得過鬥不過，是另一回事，可至少你可以鬥。”
他又豎起第二根手指。
“第二種，是我們這裡的黑暗。我們沒有議會，沒有法律，沒有報紙，沒有工會。百姓不知道自己在受苦，不知道誰讓他們受苦，不知道該怎麼反抗。他們以為，活著就是這樣，苦就是這樣，奴才就是這樣。這種黑暗，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你不知道它在哪裡，你不知道它為什麼存在，你連罵都不知道該罵誰。”
他放下手，看著三位摯友。
“亨利·喬治寫《進步與貧困》，是讓美國人知道，他們的黑暗在哪裡。奧本海默醫生寫報告，是讓德國人知道，他們的黑暗在哪裡。那些火柴廠的女工罷工，是讓英國人知道，她們的黑暗在哪裡。他們有光，所以能看見自己的黑暗。”
他頓了頓，聲音沉下去。
“我們呢？我們連光都沒有。我們只能摸黑走路，摸著牆走，摸著地走，摸著前面人的後背走。走了一輩子，也不知道自己走到哪兒了。”
楊鶴齡握緊拳頭：“所以我們要點燈。”
孫中山看著他，“是的，點一盞燈。讓百姓看見——原來我不是一個人，原來別人也跟我一樣苦，原來我們可以一起走。讓百姓看見，原來這黑暗不是天生的，是有人故意點的；原來這奴才不是天生的，是有人故意熬的。”
“陳先生拒絕我的時候，我時常不忿，可是看完這些他給我的資料，我才發現，有太多的地方要改變，有太多的問題要面對。”
孫中山繼續說：“你們知道清朝有多少條律例嗎？我在書院問過何啟先生，他說《大清律例》正文四百三十六條，附例一千多條。這還只是律，還有則例，還有會典，還有各部院衙門自己定的規矩。”
他伸出右手，五指一根一根地彎下去。
“這四千多條規矩，有幾條是護著百姓的？田賦怎麼收，丁銀怎麼派，徭役怎麼徵，鹽怎麼賣，鐵怎麼煉，出海怎麼禁，讀書人怎麼考，當官的怎麼升，犯了事怎麼判——全寫明白了。寫明白了，百姓就明白了？”
他搖搖頭。
“不。寫明白了，百姓就更糊塗了。因為寫明白的是：你什麼都不能做。”
他的聲音漸漸高了起來：“你想開荒種地？先交錢領荒照。你想下海捕魚？先交錢領船照。你想進城做工？先交錢領路引。
你想讀書考功名？先交錢拜老師，再交錢應縣試、府試、院試，中了秀才還要交錢拜座師。
你想娶媳婦？先交錢請媒人，再交錢下聘禮，再交錢辦酒席。
你想死了埋進祖墳？先交錢請風水先生，再交錢買棺材，再交錢給地保送禮——否則就告你佔用官地。”
他一口氣說了下來，語速越來越快。
“你活著，要交錢。你死了，還要交錢。你一輩子，就是給官老爺交錢的一輩子。你以為你是在過日子，其實你是在替官老爺過日子。你種出來的糧食，三成歸你，七成歸地主和官府。你養出來的孩子，長大了繼續種糧食，繼續三成歸自己，七成歸別人。”
他停頓了一下，深吸一口氣，聲音沉下去：
“這叫什麼？這叫佃租制。我算過一筆賬——按朝廷的規矩，田賦是三十稅一，聽起來不重，對不對？可田賦之外，有耗羨，有平餘，有雜派，有攤捐。加起來，少說也是十稅一。這還只是朝廷收的。地主收多少？地租一般是五成，遇上好年景，能收到六成七成。朝廷拿一成，地主拿五六成，佃農剩下三四成。”
他從桌上拿起一支筆，在紙上寫下一串數字：
“一戶佃農，種十畝地，畝產兩石，一年收二十石。田賦耗羨，拿走兩石。地租按五成算，拿走十石。還剩八石。八石，夠不夠一家四口吃一年？勉強夠。夠不夠交別的稅？不夠。夠不夠買鹽、買布、修農具、看病？不夠。怎麼辦？”
他放下筆，看著三人。
“借。借高利貸。春借一石，秋還兩石。借幾年，地就沒了。地沒了，怎麼辦？去碼頭扛活。扛活也扛不動了，怎麼辦？去討飯。討飯也討不動了，怎麼辦？等死。”
楊鶴齡一拳砸在桌上，震得茶壺跳了起來：“這就是朝廷！這就是大清！”
孫中山沒有接他的話，繼續說：“尤兄走過南洋，你知道豬仔是什麼。”
尢列點頭，聲音低沉：“籤一張契約，押三年五年，在種植園裡幹活，一天十幾個鐘頭。病了沒人管，死了就地埋。能活著回來的，十個人裡不超過三個。”
孫中山說，“可為什麼還要去？因為留在家裡，也是死。去南洋，還有一線活的指望。”
“這就是我們的百姓。他們不是天生就願意當奴才的。他們是活不下去了，才學會了跪著活。他們跪著，不是因為膝蓋軟，是因為站著會死。”
陳少白忽然開口：“逸仙，你方才說，奴才算不算得明白賬。你這賬，我聽懂了。可百姓自己，算得明白嗎？”
孫中山看著他：“少白，你說，一個從生下來就沒吃過飽飯的人，他最想要的是什麼？”
陳少白想了想：“吃飽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