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從豬仔到地下皇帝/九兩金 第656章

作者:是我老貓啊

  譚嗣同坐下,把崩霆琴橫在膝上,右手輕輕撥了一下空弦。

  “嗡——”

  那聲音不是他想像中的任何一種。沉,卻不清冷;厚,卻不悶鈍。

  像遠雷滾過山脊,又像有人在很深的地底下敲鐘。餘韻久久不散,在靜夜裡一圈一圈盪開,盪到牆邊,又蕩回來。

  他又撥了一下。

  這一聲,他聽出來了——是那年夏天,在甘肅戈壁上聽見的風聲。一望無際的黃沙,天邊有駱駝隊的鈴鐺,慢悠悠的,一下,又一下。那是他跟著父親在任上,第一次真正離開書齋,看見天地之大。

  這木頭裡,住著雷,也住著風。

  這顆心裡,也有風雲湧動,久久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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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緒十七年春天,譚嗣同帶著崩霆和殘雷,離開瀏陽。

  同行的還有鳳矩劍,還有羅升。

  行李簡單,琴囊卻是他親手縫的——白綾面,藍布裡,針腳歪歪扭扭,但結實。

  “走吧,咱們去南洋看看。”

  劍膽琴心,一路向南。

第07章 四大寇(大章加更)

  香港,歌賦街二十四號,

  “楊耀記”的招牌懸在門楣之上。

  鋪面不大,賣的是雜貨與洋貨,兼做些南北行生意。

  楊鶴齡站在窗前,望著樓下往來的人流,忽然笑了一聲:“你們說,這滿街的人,有幾個知道自己是亡國奴?”

  屋內無人應答。

  他回過頭,見孫中山正低頭翻著一本英文書,陳少白斜靠在酸枝椅上把玩一隻鼻菸壺,只有尢列抬起頭,悠悠地接了一句:“知道了又如何?知道了,也不過是多個酒錢。”

  楊鶴齡的父親在澳門經商,在香港置下這間鋪子,本是指望兒子能安心做買賣,光大門楣。誰知楊鶴齡從廣州算學館畢業後,非但無心生意,反倒把這裡變成了幾個年輕人的聚談之所。

  孫中山在香港華人醫學院讀書,陳少白是他的同學,尢列則在華民政務司署當書記。四人年紀相仿,志趣相投,每逢課餘假日,便在“楊耀記”樓上高談闊論,往往至夜深方散。

  今夜,尢列帶來一包從廣州捎來的龍井,陳少白從荷李活道的洋行買了幾聽英國餅乾,孫中山則剛從學院下課。

  四人圍坐在酸枝圓桌前,窗外是歌賦街的燈火,窗內是年輕人蒸騰的熱氣。

  “逸仙,”

  楊鶴齡轉過身,看向孫中山,“你那本《法國革命史》可看完了?”

  孫中山抬起頭,將手中的書合上,封面赫然印著法文書名。

  他今年二十四歲,面容清瘦,目光卻有一種異樣的沉靜,

  “看完了。

  法蘭西人殺了一個國王,換來的是平等、自由、博愛三個詞。我們殺了多少皇帝?可百姓還是百姓,奴才還是奴才。”

  陳少白放下鼻菸壺,坐直了身子。

  他生得俊秀,是四人中最年少的一個,不過二十一歲,卻已有了幾分名士派頭。

  他祖父是牧師,父親是鄉紳,從小讀的是四書五經,後來又入了廣州格致書院,中英文俱佳,琴棋書畫無所不通。

  可他偏偏不安分。

  “法蘭西的百姓,”陳少白說,

  “殺國王之前,要先知道國王可以殺這個道理。我們的百姓呢?四萬萬人,有幾個知道朝廷是可以不要的?”

  “知道又如何?”尢列仍是那副淡淡的語氣,“知道造反要殺頭,九族都要誅。你我去說,人家當你瘋癲。你我做了,人家還要幫著官府來捉你。”

  尢列年長孫中山一歲,是順德人,出身書香世家。

  他十七歲隨家人東渡日本,後來又北上京津,遍遊華北華東,最要緊的是——他在上海加入了洪門。

  他從未細說,孫中山也從未細問。但正是因為這個身份,他在四人中最沉得住氣,也最懂得秘密二字的分量。

  “那我們就等著?”

  楊鶴齡急了,“等朝廷自己倒?等洋人發善心?還是等孔夫子從墳裡爬出來救人?”

  他雖是富商之子,卻有一腔熱血。

  當年在廣州算學館與尢列同窗時,便常聽尢列講洪門的故事,講明末遺民的悲壯,講天地會的忠義。

  後來與孫中山重逢,更是如魚得水,恨不得立刻拉起一支隊伍,打到北京去。

  “不是等。”孫中山緩緩開口,

  “是教。是讓更多人知道。你我今日在這裡說的每一個字,將來都會有迴響。”

  “你們應當都見過。”

  孫中山說道,“在滿清治下,我們的同胞,被打了不敢還手,被罵了不敢還口,被殺了也無人問津。

  可他們不是生來如此的。”

  楊鶴齡握緊拳頭,手背上青筋暴起。陳少白默然無語,只是輕輕嘆了口氣。尢列端起茶杯,吹了吹浮葉,沒有說話。

  “逸仙,”尢列放下茶杯,目光落在孫中山臉上,“你那天說的那句話,我想了很久。”

  “哪句?”

  “推翻朝廷。”

  室內忽然安靜下來。

  “這是殺頭的話。”尢列的聲音很低,卻很清晰,“你應當知道香港有多少滿清朝廷的密探,傳出去,你我的人頭遲早都要掛起來以儆效尤。”

  “我知道。”孫中山說。

  “那你還說?”

  “因為這是真話。”

  孫中山站起身,走到窗前,

  “我在翠亨村的時候,見過一個老人。他年輕時參加過太平軍,跟著洪秀全打到過武昌。後來天京陷落,他逃回廣東,隱姓埋名幾十年,靠給人打短工度日。

  我問他:你後悔嗎?他說:不後悔。我問他:你們當年為什麼造反?他說:活不下去了。我問他:如今的日子比那時候好過嗎?

  他說:更難過。太平軍敗了,朝廷更兇了,洋人更狠了,百姓更窮了。”

  他盯著眼前的三人。

  “那個老人去年死了。前幾年,他把一張太平天國的聖票夾在信紙裡寄給我,讓我等他死了燒給他。他說:到了那邊,還要用。”

  陳少白忽然笑了一聲,“洪秀全?成不了事。他佔了半壁江山,最後還不是敗了。”

  “因為他不是真的造反。”尢列說,“他是想做皇帝。一門心思想做皇帝的,最後都當不了皇帝。”

  “那誰是真的?”楊鶴齡問。

  無人回答,或者說都默契地看了一眼外面,沒吭聲。

  香港,是那位的養老地。

  而很多人,都在等著。

  或是等著他死,或是等著他起身,等著他下令,等著他在報紙上來一封新的告同胞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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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少白起身,給自己斟了一杯茶。他的手很穩,但眼神裡有一種亢奮,

  “我今天在書院聽何啟先生講課,”他說,“講的是英國的議會制度。你們知道嗎?英國的國王現在只是個擺設,真正管事的是議會,是首相。老百姓可以罵國王,可以罵首相,可以在報紙上公開說他們的壞話,官府不會抓人。”

  何啟是香港的名流,也是孫中山的老師。

  他畢業於英國阿伯丁大學,是香港華人執業大律師,後來又在醫學院任教。他與胡禮垣合著的《新政真詮》主張仿行西法、改革政治,對孫中山影響很大。

  “何先生說,”陳少白繼續道,“一個國家要強,就要讓老百姓說話。老百姓不敢說話的國家,再大的兵艦也是紙老虎。”

  “讓老百姓說話?”尢列冷笑一聲,“在北京城門口貼個告示,罵兩句朝廷試試?看是老百姓的嘴硬,還是劊子手的刀硬。”

  “所以要有槍。”楊鶴齡說,“洪秀全有槍嗎?他有。可他還是敗了。”

  “洪秀全敗,不是敗在沒有槍。”

  孫中山重新坐下,語氣平靜而堅定,“是敗在沒有理。他只說我是天父的兒子,不說人人都是天父的兒子。他只說要推翻清朝,不說推翻了之後怎麼辦。

  他打下南京,做的第一件事是蓋皇宮,是選妃子,是學皇帝的派頭。這樣的造反,贏了也是輸。”

  “美國人的獨立宣言,開篇第一句:人人生而平等。這是造反的道理。法國人的《人權宣言》,第一條:人生來而且始終是自由的,在權利上是平等的。這也是造反的道理。我們造反,也要有我們的道理。”

  “我們的道理是什麼?”陳少白問。

  孫中山沉默片刻,緩緩吐出八個字:

  “驅逐韃虜,恢復中華。”

  尢列的目光閃了閃。這是洪門的口號,他再熟悉不過。

  恢復中華,這四個字有多少血淚?那是曾經的輝煌和尊嚴。

  “然後呢?”他問。

  “然後?”孫中山看著他,“然後建立合眾政府。像美國那樣,像法國那樣。不要皇帝,不要世襲,總統由人民選舉,任期到了就換人。”

  “人民?”尢列輕輕搖頭,“我們的百姓,連自己名字都不會寫,怎麼選舉?”

  “所以才要辦學,才要開民智。”

  孫中山說,“我去年寫給鄭藻如的信,說的就是這個。先在香山辦農會、禁鴉片、興學堂,一縣做成了,一府就能做;一府做成了,一省就能做;一省做成了,全國就能做。”

  鄭藻如是香山同鄉,曾任清政府駐美國、西班牙、秘魯三國公使,當時正退休在家。孫中山今年給他寫信,提出在香山縣試行改良的主張。

  楊鶴齡聽了,連連點頭:“這個辦法好,穩紮穩打,不驚動人。”

  陳少白卻不以為然:“一縣一縣地做,要做到哪一年?四萬萬人,等得起嗎?洋人可不等我們。”

  “等不起,”孫中山說,“所以更要快。怎麼快?有人去辦農會,有人去辦學堂,有人去邉榆婈牐腥巳ヂ摻j會黨。各做各的,齊頭並進。”

  他的目光落在尢列身上。

  尢列知道他看的是什麼——洪門,天地會,遍佈南中國的秘密組織,幾百萬會眾,都是活不下去的人。

  尢列沉吟片刻,說:“會黨講義氣,但不懂主義,不懂民主和自由。他們反清,是因為朝廷害他們活不下去。我走遍好幾個地方的洪門,只有上海的好些,沒有那麼可靠。”

  孫中山搖了搖頭,“不見得。那位九爺不也是會黨魁首?他一手利刃,人頭滾滾;一手教義,教化人心。說到底,會黨也是老百姓,只要有人去教,他們也能懂大義。”

  孫中山說,“讓他們知道,反清不是為了自己活命,是為了讓天下人活命。讓他們知道,清朝倒了,不是換一個皇帝,是徹底換個天下。”

  尢列看著他,忽然笑了:“逸仙,你是個會說話的人。難怪關景良的父母不讓他跟你來往,怕他把兒子帶壞了。”

  關景良是孫中山在西醫書院的同學,父親關元昌是牙醫。

  孫中山也笑了:“關景良是個好人,可惜父母管得太緊。他不來也好,省得連累他。”

  “連累?”楊鶴齡大聲道,“我們做的事情,本來就是要連累人的。怕連累,就不做了?”

  “做!”陳少白一拍桌子,“我第一個跟你做!要我做什麼?”

  “你先讀書。”孫中山說,“把書讀好,把英文學好,將來有用。”

  “讀書?”陳少白瞪大眼睛,“我讀得還不夠多?我在格致書院讀了兩年,又在西醫書院讀了一年,還要讀?”

  “要讀。”孫中山說,“我們要造一個新中國,就要有新知識。西方的政治、經濟、法律、軍事,都要學。日本人已經在學了,他們學得比我們快,將來會比我們強。我們不學,就只有捱打的份。”

  尢列給自己斟了一杯茶,茶葉是上等的龍井,是他從廣州專程帶來的。

  他的生活方式與在座幾人截然不同——早晨的漱口水要用鮮蓮子熬成湯,涼到溫度合適才用;衣裳要穿最講究的面料,喝茶要喝最講究的茶。但他偏偏和這些談造反的人攪在一起,偏偏願意聽孫中山說那些殺頭的話。

  “逸仙,之前我託了堂裡的大哥給你遞信,有回信沒有?”

  孫中山點了點頭,隨後又苦澀地笑了笑。

  “陳先生也是一個意思,讓我先把書讀完。”

  尢列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沒再說什麼。

  幾人又聊了一會,話題總是不自覺地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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