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浙东匹夫
朱树人是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他看问题时的站位，比那些被套在枷锁里的古人高了不知多少。
至少古代皇帝，肯定没看过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注意精神》，也不可能听过马克思韦伯那句“人需要追求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但工具理性应该只是实现价值理性的手段”。
就好比赚钱是为了用钱实现某些原本没钱时做不到的事情，而不是为了赚钱本身，钱只是一个最普适的工具。
权力也是，只是没金钱那么普适，没那么容易汇兑，但也因此引来了更多不安全感者对权力的“预防性囤积”。
相比之下，金钱因为比权力更容易汇兑、流通，所以人只要有能力确保自己可以快速获得金钱，也就没那么在乎时刻囤积金钱了。
很多官本位思维的人，想的就是平时囤积更不容易急切兑换到的权力，等到需要权的时候，直接就能拿来用。而需要用到钱的时候，再用囤的权快速汇兑钱来用即可。
把工具当成了目的的人，可称之为工具人。
赵匡胤，不过是皇帝工具人。当然他算是皇帝工具人中段位比较高的，毕竟他的选项少很多。
而曹丕朱温那些处在打开潘多拉魔盒环节的工具人，就是工具人中的奇葩极品了。
朱常淓一阵恍惚，他从来没想过这些问题，没想过这种问题还能有这样的角度。他只是因为懦弱和不争，自然而然做到了跟女婿和平相处十余年，但从没思索过理论高度的问题。
现在女婿把话说得这么直白，他也是有点懵，忽然觉得，可以彻底把这个话题说开。
朱常淓想了想：“可是，除了残唐至宋的吴越钱氏，还有什么不用登顶帝位、也不用担心子孙后人遭到清算的例子么？千年世家尚且覆灭，未必不会受制于百年天子。”
朱树人笑了：“父皇也说了，有千年世家，而天子最多不过四百年，相比之下，够本了。而且，千年世家、改朝换代都不能被天子根绝的，也不是没有。
做到孔子那样的水平，衍圣公衍两千年，也是可以的。这就是富贵名都有了，同时还比皇帝多了一个长久，唯独比皇帝少了一份杀伐他人的权柄。
而如果一个人不想杀人、享受处置他人生死贵贱的快感，那么仅看其他条件，做孔子是比做开国皇帝还爽的。”
朱常淓：“卿有把握在有生之年，让自己的功业与后视遗名，达到孔子？”
朱树人：“没把握，但煜儿不是已经稳了么，所以，离孔子稍微差一点，也无所谓。何况，臣可以另外开辟一条赛道，有德于天下，泽被苍生，未必要跟孔子在一条赛道上比。”
朱常淓不由叹服：“卿之眼光，邈焉难继。”
朱树人：“而且，父皇想过没有。退一万步讲，如果大明被改朝换代了，换上来的还是一个汉人统治者，他就能长久了么？
在灭清之前，先有人取代了明，那他是很难长久的。如果当初大明被清所灭，再有人为大明报仇，那倒是还有点希望。有些事情，有了一次就有无数次，便如贞妇改嫁，如果又死了丈夫，能不继续改嫁么？
臣之读史，把自秦以来的天下，分为三类，分别是对外征服、反抗磨合、对内篡夺。
比如秦隋元就是三次对外征服、民族融合。对应汉族初生、五胡融入、辽金蒙融入。皇帝以征服者的姿态上位，统治手段往往武断些，王朝也短命。
但征服者姿态也有好处，就是他们不用在乎被征服者此前内斗失败的教训，所以也不担心武人篡位，不用把大量资源耗在提防自己人上，因此武德充沛。
等到紧随秦隋元之后的汉唐明，那都是反抗虐民、重新磨合上位的，最初虽无开拓疆土之功，但毕竟抬高了主体民族的地位，也算有德于天下。
加上统治者吸收了此前那个武功赫赫但短命王朝的教训，安抚百姓，就长命得多。统治者有自信，对外武德也还行。
而汉唐也衰落之后，直到下一次民族融合之前那些小朝代，都是内部篡夺上位。这些开国皇帝们既无对外征服之德，也无对内提升主体民族地位之德，有的只是一家一姓利益的提升。
这口子一开，天下野心家从此蠢蠢欲动。既然魏梁篡得汉唐，晋为何篡不得它们？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然后就是无尽的篡夺迭代，魏晋宋齐梁陈，梁唐晋汉周宋。最后大部分精力耗在防自己人篡位上，自废武功，终被外敌所灭、一切重置再循环。
所以，秦隋元是汉唐明之前的试探磨合，魏晋宋齐梁陈和梁唐晋汉周宋分别是汉唐被篡后的余赘。
汉唐灭亡后，天下数百年每况愈下的内乱分裂、武德越来越弱的教训还不够惨么？如今臣好不容易站在我华夏第三次这种大周期的风口浪尖，臣不会亲手做这个自己的掘墓人的。
实在理解不了，父皇可以把天下想象成女人，把开国君主想象成男人。秦隋元是天下三次重新投胎后，第一个遇到想要征服她的人，但是他们用强了，天下直接反抗反杀了他们。
汉唐明看到了秦隋元的死因，就先跟天下谈情说爱，慢慢走流程三媒六聘。但过了几百年，渐渐矛盾积累，汉唐最终还是家暴、养不活妻儿，导致妻儿忍无可忍，联手外人杀之。
魏晋宋齐梁陈，梁唐晋汉周宋，则是每一世投胎后的二三四五六七婚，因为他们不是靠外部征服而是靠内部篡夺获取政权，所以算是接盘的。
天下的前夫越多，他们就越害怕，因为他们知道二三四婚的忠诚度肯定不如初婚，而且越往后越不稳固。最后猜疑链堆积内耗愈演愈烈，统治者和天下同归于尽被外敌灭了，民族融合重新投胎，再从施暴、初婚开始循环。
臣不会把华夏天下第三次投胎后好不容易融合出来的新肉身、从初婚变成二婚的。父皇还有什么好担心？”
第四百六十六章 大明版闯关东
都把大逆不道的话掰开了揉碎了讲到这种程度，朱树人的光明磊落也算是彻底被岳父透彻了解了。
所以对于大明后续的治理和扩张节奏，朱常淓基本上也是继续百分百无条件信任，由着女婿独裁把关，女婿觉得该用什么节奏推进就用什么节奏。
哪怕朱树人的行径看上去再像“地图开疆”，朱常淓也不会去怀疑。
何况朱树人还是很稳的，他很清楚，统一天下开疆拓土从来不是目的，目的是让天下安定，百姓安居乐业。
一切有悖于“定天下”这一“价值理性”的“开疆拓土工具理性”，那都是舍本逐末。
两千年前孟子跟梁惠王那段对话，早已说明了一切：“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可见天下人心所向、梁惠王的求索，追求的是“定天下”而不是“一天下”，一天下只是孟子回答梁惠王、实现定天下的一种手段，
因为统一之后人民不用再打内战、可以少服兵役少服徭役少缴军粮。
人民的生命安全威胁会降低，被压榨劳力和物质的程度会降低，所以人民才期待天下一统，期待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
如果一个统治者一了天下，但却继续穷兵黩武，没有节制，把“一”当成了目的本身而忘了“定”才是目的本身。
那就是舍本逐末，是被“工具理性”吞噬了“价值理性”，被手段吞噬了目标，这样的独夫民贼最后都被历史的审判诛族了。
朱树人很清楚，满蒙被灭之后，其他都不是大明的燃眉之急，眼下完全可以休养生息，哪怕十年八年不对外扩张都没问题。
只要别浪费了这二十年拉锯血战练出来的兵，别让这一代军队无法发挥余热白白老死，就够了。
……
自从隆武十年冬，满蒙问题解决后，大明就进入了为期整整五年的和平休整。
从隆武十一年到十五年，大明再也没有发动任何一场对外战争，只是埋头种田，休养生息，恢复民力，恢复北方的生产和人口。
期间只是夹杂着一些循序渐进的基础设施恢复性建设，把各地年久失修的道路工程和农田水利重新恢复起来。这些投资都是很快看得到回报的，不属于盲目投资，只要量力而行就是百利无害的。
偏远的蒙古和东北，也只需要对付一下小规模逃散的顽抗余贼，掀不起什么风浪。
五年之后，豪格和东蒙古的余孽基本上绝迹。
松嫩平原的农垦规模，在这五年里基本上也是按每年三成以上的速度稳步增长，五年之后，东北平原的人口，都已经达到了当初的三倍，而农田规模更是达到了当初的五倍。
从豪格手中接手吉林地区时，当地大约有六十万汉人，还有二十万满蒙人口，而且满人基本上都是妇女小孩，没有成年兵役男丁了。
五年之后，当地总人口达到了两百万，而且增长的基本上都是汉人。满女渐渐被汉人纳妾同化了，文化上也渐渐融合认同。而且女人本来就不存在剃头和鞭子的问题，只要改变一下发型就能融合，非常方便。
库页岛黑麦和北海道耐寒水稻的种植面积，也是年年往上翻，来不及精耕细作的田土，也可以粗放开垦、烧荒之后，先广种薄收种上大豆，等大豆把土地渐渐熟化了，再来想办法种其他粮食，乃至玉米土豆。
反正东北空地多，种单产较低的大豆也不嫌浪费，后世东北地区种大豆也挺出名的。
五年之内，东北的大豆富余明显，大明就开始在朝廷的推广下，扩大豆油贸易。把豆油大量往关内贩运。丰年多余的玉米也可以先榨油。
大明百姓在勉强吃粮食吃饱饭后，还能偶尔有点植物油补充营养，虽然大部分人还是吃不到肉，但有油吃也算是小康盛世了。
……
随着东北地区的艰苦拓荒，东北余粮大量涌入，关内原本汉地百姓的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的同时，关内百姓的职业结构也迎来了一波较大的冲击。
短短五年内，关内人口因为和平休养，原本就得到了数百万的增长。虽说眼下宏观来看还是人少田多，不怕农民人数过剩。
但是考虑到各地局部发展的不均衡，在一些富庶地区，尤其是江南、两广此前一直没有被战乱屠戮波及的地区，这些年的增长还是导致了人口的挤出。
江南地区被战乱伤害到的，仅仅以南京、镇江、常州为限。无锡和苏州、松江，乃至整个浙江，在这个时空的明清战争中，都是一天仗也没打过。
两广地区也只有小规模的内部叛乱和朱树人派兵平叛，所以广州周边的珠三角也等于是完好保存下来的。
所以恢复盛世后，这两个地方首先出现了“人口增长一个就该失业一个，根本无田可种”的问题。
但是偏偏好在东北地区的垦荒建设、大规模基础投资，带来了无数的商业机会。所以广东和浙江的剩余增长人口，只好投入到为东北垦荒提供配套的手工产业中去。
东北的垦荒，可不是外行人想象的那样跑马圈地、一帆风顺，需要的投入非常大。
首先，这五年里，因为人口北迁，闯关东的人耐受不了当地的寒冷，就催生出了巨量的棉袄需求，光靠芦花稻草往衣服里塞求保暖已经远远不够用了。
所以大明不得不寻找新的棉花种植地，而且种出来的棉花也不再是都用于纺织棉布，而是用于直接作为棉袄的填充物。
江浙纺织业发达，但不产棉花，大明就由陕甘地方官员往河西走廊进一步开发扩张，扩大靠近西域地区的棉花种植。山东巡抚也在后世日照等地区一定程度扩大棉花种植，
把棉花源源不断运到工业附加值较高的浙江地区，利用当地的纺织业组织效率和劳动力密集度，批量生产成棉袄，由官府采购，交给类似“吉林将军”职权的黄得功手上，再派发给军屯部队。
在这样的经济循环中，黄得功部借着政府统筹、军户屯垦的经验，竟渐渐摸索出一套类似于后世用兵团搞边疆地区开发建设的管理办法，利用集中采购统一高效解决个人移民户无力解决的东西。
比如屯垦军的衙门统一提供棉袄、冬季供暖燃料、换取屯垦军收获粮食后比关内多缴两成粮食收成作为报酬。
发展到后来，黄得功麾下竟自然发展出了连屯垦居民连房子都可以由官府集中建造、一个垦屯的军户，把房子连在一起，至少有一面墙跟邻居家是挨着的，然后就可以统一挖一条烟道一起烧炕取暖。
东北地区在明朝以前没法大规模开发，说到底还是耐不住寒冷，取暖保暖成问题。棉袄可以统一采购，现在再把“集中供暖”给搞了，一排房子公用一条烟道烧炕，热量利用率就高得多，百姓砍柴搜集燃料的工作量也大大降低。
最后甚至发展出了百姓进一步略微提高农业收成上缴比例、换取官府统一供应燃料。而一旦官府统一供应燃料，也就不靠砍柴解决了，直接可以利用鞍山等地的东北煤矿，挖煤烧通炕集中供暖。
于是乎，大明的建筑业、采矿业、煤炭伐木业、棉袄成衣业……这些原本在自然经济下根本不怎么发展的经济门类，都得到了蓬勃发展。
虽然因为没有蒸汽机，无法进入工业时代，但至少也发展到了“大规模手工业”的巅峰状态，短短几年之内，商品经济水平已经全面逼近了南宋巅峰。
相信只要这样的商品经济继续繁荣，再配合大明科学院的自然生长，迟早能自发把更先进的工业动力制造出来的，至于是否是朱树人本人生前，倒是并不重要了。
而且，大明对东北的开发，除了对上述大宗、支柱的产业起到了巨大促进和推动外，还促成了很多零散的、对人民生活产生润物无声影响的新技术新事物。
比如，因为东北的寒冷，除了燃料烧炕和穿棉袄之外，还催生了一些其他的细节生活习惯需求，诸如对高度白酒的依赖。
科学发展到了17世纪后半叶，蒸馏酒技术当然已经不是难题，无非是是否能进一步优化蒸馏效率、降低生产环节原材料的浪费，增加出酒率。
因为东北开发的需求，白酒蒸馏技术得到了大规模的产业化磨合，大明的蒸馏提纯技术几乎是数年一个台阶地往上成长。
不但造出了更多高度白酒供直接饮用，还对医用酒精、碘酒和其他一些需要蒸馏提纯的化工材料形成了促进，让大明的化工科学也因之受益。
只是因为战乱结束年份还不算久，百姓虽然能吃饱饭了，但如果把大量小麦大米等口粮用来酿酒，还是会出现一定的粮食缺口。
好在大明已经开始在东北广种黑麦，大江南北广大半干燥崎岖地区也都种了多年土豆。
而黑麦这种粮食作物，直接食用的淀粉转化效率比小麦要差一些，但用来酿酒的话，其中那些人类直接吃不易吸收的膳食纤维，也都能糖化酵化为醇类。
所以用黑麦酿酒，肯定比用小麦酿酒浪费更少一些，原材料利用效率明显划算——当然，如果是21世纪，黑麦比小麦还贵，人们普遍得了富贵病之后，就是喜欢吃膳食纤维高、就是希望让糖分淀粉少吸收少增肥，那么黑麦酿酒就比小麦亏了。
但17世纪的大明显然还不存在“营养过剩、肥胖、需要特地找不容易吸收的膳食纤维吃”的问题，所以黑麦酿酒简直太适合了。
除了黑麦之外，还有土豆酿酒也非常合适，因为土豆虽然产量远比米麦高，但长期储存的难度也要比米麦高很多，不适合作为一个国家结余的战略储备粮。
朱树人引导大明百姓广种土豆，算下来已经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了，此前只是口粮不足，土豆也都要用来吃，所以严控酿酒。现在战争结束，有粮食盈余，可以一定程度酿酒，那当然要优先鼓励土豆酿酒、储备米麦。
在明显的民间生产迫切之下，大明科学院当然需要让一堆“院士”想办法完善土豆和黑麦酿酒的技术。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果能出几个“茅台院士”，那也绝对是利国利民，当受重赏、青史留名的。
可惜完全指望技术自研，显然会走很多弯路，周期太长，还容易出现“重复造车轮”的浪费。
所以这事儿当时流入朱树人耳朵后，朱树人又动了“拿来主义”的念头。他一回忆，貌似罗刹国的伏特加不就是黑麦酿造和土豆酿造的么。
于是他就高瞻远瞩地吩咐九边的曹变蛟、黄得功二人注意跟漠北罗刹皮毛商人、殖民商队的接触，想办法打探一下他们的高度酒来源，买点样品，最好再找找技术。
还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事实上伏特加最早就是在大约一百年前，最早在莫斯科的修道院里小范围误打误撞造出来的。而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发展推广后，进入17世纪，罗刹人早已有了成熟的黑麦、土豆伏特加工艺。
朱树人直接让黄得功把罗刹人的技术抄过来，再让大明科学院的酿酒院士们中西合璧研究优化一下，到了隆武十五年时，大明也终于生产出了适合自身技术条件的伏特加酿造、蒸馏，然后大量生产卖到东北的军屯垦区。
只不过汉人自己酿造的伏特加，肯定不会叫那种拗口的名字，只是朴素地称作“黑麦烧”、“地瓜烧”。
有了低成本还不占用储备主粮的高度白酒供应，大明对东北的开发基本上也就再无障碍——反正历史同期罗刹人对西伯利亚开发用到的N件套，朱树人都师夷长技以制夷，给大明的闯关东汉人也都配上，那不就行了么？
人和人纵有体质差异，只要物质条件够好，罗刹人能做的事情汉人自然也能做。
第四百六十七章 师出有名
随着这战后第一个五年恢复期结束。东北问题基本算是稳住了，各地粮食、油料也很是充裕。朝廷军粮库和各地常平仓也都有了足够的结余，哪怕再开始一场战争也没问题。
历史上这段时间大致对应顺治末年，天气和自然环境本来就处在好转的过程中，小冰期的烈度是逐渐减弱的，如今总算是让大明来吃满这一波天时红利了。
另外，提到顺治不得不说一句题外话，福临在投降大明后的第五年，二十一岁那年，还是寿终正寝了，比他大哥豪格多活了五年。
没人怀疑福临是否有被害，都觉得他是自然死亡——而且，这种事情是有先例的，当初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时候，对周恭帝柴宗训貌似那么礼遇，周恭帝一个八岁小孩儿，最后不也是又活了十三年，到二十一岁时“因病自然死亡”了。
周恭帝之死，可是天下都没人怀疑过。既然如此，福临二十一岁因病老死，也是妥妥的没问题，过程中并没有任何满蒙刺头冒出来。
萌芽之中的蠢蠢欲动，也都被大明雷霆干掉，反正现在东北汉人规模已经是满蒙的五倍。曹变蛟和黄得功在边疆地区搞军屯建设也不是吃素的，正好把人心不稳的部分再收割一茬。
局面彻底稳定住之后，隆武十五年底的一次年终会议上，朱树人终于打算部署一些新的动作。
休养生息够了，偶尔也该小规模维持一下行动强度，活动活动筋骨。
大规模的战争他是不会去乱来的，但是作为对满蒙征服战争的后续延伸，追究一些此前与伪清不清不楚的裙带势力的牵连责任，不把问题扩大化，那还是可以做到的。
而朱树人想到的第一个需要惩处的对象，就是扶桑地区一些十年前据说违反大明禁令、也违反了扶桑幕府禁令，擅自跟伪清贸易、为伪清提供战略支持的小势力。
这里必须澄清一句——并不是因为朱树人作为穿越者、对扶桑人有什么特别的仇恨和歧视，才去没事找事。而是在明清之际这个当口，这个时代的扶桑人确实本身做得有问题，因为种种蝴蝶效应，被大明抓住了把柄。
为此，朱树人在这年年底的地方实权督抚述职过程中，招来了在辽东半岛和大员岛分别经营了五到十年的小弟郑成功，把自己的诉求告诉了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