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49擺地攤 第448章

　　徐寶任說道:“方董事長，可是我們招不起業務員。”“給保底工資,比如每個月20塊,然後拿提成，不管他們是上門推銷還是什麼辦法,企業確定好策略，然後就讓他們去幹，先招他十幾個推銷員過來,如果資金充裕的話，招他個三五十人,搞全城推銷,比如到市裡商業地帶、居民區開展產品展銷推薦活動，總之要積極走出去銷售,將產品直接擺到客戶的面前。”

　　“嘶~!”徐寶任倒吸了一口涼氣,這玩法他是真沒見過,原來銷售還可以這樣做,他不竟將方葉的話整個串聯了起來，先打廣告、再透過直接推銷和寄賣的方式,兩手開啟銷路，如果真這樣做,那每個月賣個一百臺還真有可能，唯一的問題是資金投入會很大。

　　彭市長見他陷入思索便問道:“你們廠現在的困難是什麼?”“缺資金。”徐寶任回過神來回道:“僅這個廠子搞起來，手上的錢就花得差不多了,現在每個月還有幾千塊的開支，如果再招人、打廣告、推銷的話,開支太大了。”

　　方葉說道:“做生意是有風險的，確定好思路，只要能開啟市場，貸款可以解決前期資金不足的問題,如果要求穩的話，那就現在這樣慢慢來,基本上兩到三年內，都要計劃好虧本。”

　　“要虧這麼長時間嗎?”鄧副總理問。

　　方葉點了點頭:“創業前三年,基本上都很難賺錢,除非搞出了什麼市場需求大的新產品,但鐘錶顯然不是,它算是一個有條件家庭的裝飾品,但不屬於必須品,如果不推廣,讓市場去慢慢發展,這個過程是比較漫長的。”

　　鐘錶七八十年代算是爆款產品,這個時期城市裡新人結婚，許多家庭都會買，但是目前市場總體需求還是有限,若不加以推廣的話,要迅速開啟市場局面,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方葉的思路給了，其餘的如何由這位徐廠長自己去考慮，他也不再多說什麼，畢竟生意這事,需要頭腦也需要方法，而每一個決策的背後都有風險，何況初創小廠，資金都會緊張，任何一個決策下來可能就要面臨生死存亡的局面,這種事他也不可能打包票，更不可能給別人做決定。

　　鄧副總理一行人從長城鐘錶廠出來,接著又去了另一傢俬營工廠，那家廠子是搞成衣製造的,規模同樣不大,四五十臺腳踩縫初機,員工加在一起也就六十來號人,而這也是北京現下唯二的兩傢俬營工廠。

　　如果將視野放大,整個北方地區的私營企業並不多，其中北京兩家、天津三家、整個東北三省一共只有三家,內蒙一家，河北一家，大西北幾個省每省一家而全國私營企業最集中的是在南方地區。

　　中央政策一下，反應最快的還是上海,一年內,整個上海市就冒出了一百餘傢俬營企業，基本都是搞服裝、飾品和五金製造,除此之外就是副食品加工和個別機械製造廠，也是除安徽外，全國私企最多的地方。

　　江浙兩地則以紡織和服裝、五金、飾品製造等為主，也有小型機械加工廠,兩省一市的私營企業就佔了全國新成立私企的近半，其餘較多的省份則是廣東、安徽、山東、湖北、江西幾個省，每省都有十幾到二三十家不等，除西藏外，全國各省最少都有一傢俬營企業。

　　—連兩日,對北京和天津五傢俬企的考察,卻並沒有讓鄧副總理臉上泛出光彩，反而一副憂心忡忡的表情,私企的發展對於兩地來說，更像是一種政治任務,那些廠子是成立起來了，可是遇到的一系列問題卻並沒有什麼人給予幫扶和解決。

　　前往東北考察的火車上,鄧副總理、一機部周自健副部長，還有方葉三人坐在一桌。

　　只見鄧副總理看向車窗外，抽著煙從沉默中突然開口說道:“形勢很嚴峻啊,看了京津兩地五家民營企業，沒有一家掙錢的,全都在虧本。天津的那個廠,還是區裡幹部將政策當成政治任務來完成，強逼人家拿錢出來搞廠，其他兩個也好不到哪裡去，多少都有些強迫的成份,簡直荒堂嘛。”

　　鄧副總理又說道:“這一次先到瀋陽再到長春，我推測那邊的兩家工廠也差不多，都是當成了政治任務。”

　　周副部長推了推眼鏡,提了口氣想說什麼,但終於還是沒敢開口，倒是方葉沒那麼顧慮,他說道:“副總理,事情已經發生了，您也不必如此生氣,再說政治氣氛濃厚的情況下,這種事情的發生也不算什麼意外,最主要還是要想辦法讓這些民營企業活下來。”

　　鄧副總理長吁了口氣說道:“這裡有許多嚴重的問題，廠子辦了，但是生產材料難以搞到,政府的計劃分配裡，也沒有相應的分配指標，搞了廠房買了裝置招了工人,結果立的是個空架子，這樣的民營企業搞起來有什麼用!”周副部長見說到具體問題,這才開口道:“首長說出了一個關鍵問題,現下計劃指標裡確實沒有劃出私企生產材料的分配指標，這個問題不知道南方那邊是怎麼解決的,但就京津兩地的考察來看，問題必須馬上解決，否則私企必然舉步維艱，現在辦了，不出一兩年也要倒。”

　　鄧副總理點了點頭:“這是可以預見的。就以這五家工廠來說,他們的生產材料，包括生產裝置來源,都全部掌握在政府手中，裝置大多用的是國有工廠淘汰下來的,生產材料也是靠政府從國有工廠調配，說得好聽的是調配，說難聽點就是施捨!”鄧副總理握拳託舉起雙手說道:“雙手雙腳都捆了起來，這讓私營工廠怎麼發展?!”一開始他在長城鐘錶廠,確實沒有多想,覺得舊裝置也正常,但是從北京一路看到天津,他發現事情越來越不對勁了，怎麼都像是一個模子倒出來的,裝置大多都是國有企業淘汰下來的,材料也是國有企業給的，他稍作思考就發現了中間極不對味。

　　不過方葉倒沒有在這些方面多作計較,他說道:“副總理,我覺得舊裝置也沒什麼，能用就成，畢竟新裝置投資大，關鍵還是在生產材料上面,就像周副部長所說,這個問題得儘快解決。”

　　又說道:“政府的作用是規劃、制訂和實施鼓勵性政策，而不是直接干涉工廠的發展,政企不分這是一個大問題,就像現在京津兩地的這幾家民企，說好聽的是民企,其實一切都要聽政府的,完全沒有自由權,但身份上又跟國企不是一個等級,就實際情況來看，這裡面職責不分、權責不明，問題很大。”

　　鄧副總理問道:“你擔心將來這些民企完全聽命於地方政府,但又被地方上隨時掐著脖子。”

　　方葉點頭:“就現在這個狀況,地方政府想讓哪個民企活，那個就活，反之則隨時被掐死，還連個伸冤的地方都沒有。如果這種方式一直髮展下去，未來這些所謂的民企,既不能自主,又沒有任何權利,即便活下來了,其企業的利潤分配他們說了也不算。”

　　鄧副總理目光一轉，他聽明白方葉話中之意了:“你是說,按現在這種方式搞起來的私企,將來會成為不良分子的財產?”“幾乎是一定的。”方葉點頭道:“民企沒有正常的社會身份，完全依賴當地政府活命,但是政府誰說了算?假設某個地方幹部要求佔民企的暗股,誰敢不給?如果這種推測成立，那就不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那麼簡單了。”

　　方葉繼續說道:“以同安市為例,全市20人及以上的民營企業目前共有672家,地方幹部要是暗股抽份子，那還得了啊，一年得抽上千萬，幹一年市長、市委書記就成全國個人富豪了，所以說這種潛在的問題若不加以改變，遲早會演變成蘇聯那樣。”

　　周副部長問道:“蘇聯怎麼了?”方葉微微一笑說道:“勃烈日涅夫上臺以後，不是繼承了赫魯曉夫搞起了‘新經濟體制’嘛。”

　　“這個我知道，難道這個政策出了什麼問題?”“問題大了。”方葉說道:“副部長聽聽下面講的情況，您就知道了。一九六九年,也就是去年,蘇聯工業企業中，工人得到的獎金只佔本人基本工資的百分之四,企業領導人獲得的獎金卻佔本人工資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有的甚至高達工資的一倍到兩倍!”“蘇聯的所謂新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正在成為蘇聯官員的提款機,以戈米爾玻璃廠為例,據說這家工廠發給管理人員的獎金是他們工資的147.2%。”

　　“現在，我們來看看,我國現下的計劃體制下，我國企業的管理幹部，還不敢對國有工廠下手，但是隨著新經濟政策的深入發展，民企開始出現，而這些民營企業又完全看地方政府臉色活著,您看會不會出現同樣的局面?他們不敢對國企下手，民企敢不敢呢?……”

　　蘇聯的新經濟新體制赫魯曉夫時期就在搞,不過那時叫改革，一直到1965年,在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的堅持下，‘新經濟體制’正在成為蘇聯的國家新體制,並頒佈了《社會主義國營生產企業條例》。

　　這個條例,將過去的‘廠長責任制’異化成了‘經理、廠長全面負責制’,蘇聯國有企業從原本的工人階級當家作主，變成了廠長的一言堂,企業負責人可以不經過委託就可以企業的名義辦事。

　　方葉一番介紹,而後繼續說道:“您看,在蘇聯的這個所謂的新體制下，國有企業變成了什麼?完全就是成為私人利用國有企業名義秩∷嚼�的工具了��,但是其名義上又歸於全體蘇聯人民，而企業的利潤分配、權責已經完全與企業工人和蘇聯人民沒有任何關係了。”

　　“蘇聯人自己搞新經濟體制，將國有資產變成了官僚階級和特權階層的私人財產，但是呢,他們又不允許別的國家搞自己的經濟改革。捷克搞出兵捷克,我國搞就出兵我國,典型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然而,他們自己搞的那個新經濟體制問題一大堆,計劃體制和公有制的根本問題不解決，卻在分配上將國有資產毫無底線的侵吞,這和唐代李林甫搞的‘錢櫃’改革是一丘之貉。”

　　“大唐的銀行明明歸於國家,當時國家財政什麼的起碼還能維持，最後被李林甫一通操作,表面上錢櫃還是屬於國家，但實質上全變成了私人的,直接造成了朝廷財政更加拮据,最後就是安史之亂。”

　　鄧副總理點了點頭說道:“你講的這個歷史啊很有道理，我看那蘇聯現在就是在作取死之道。”

　　方葉也點頭道:“深表贊同。蘇聯的這個新經濟體制要是再這樣玩下去,遲早其國有資產全都變成了官僚和特權階級的私產。”

　　周副部長問道:“所以你認為蘇聯新經濟體制,所實行的改革是一場錯誤的改革?”“基本可以這樣說。”方葉答道:“在改革的早期，柯西金所做的一些政策還是有些道理的,對於蘇聯的經濟提升也有很大的幫助,但是勃烈日涅夫上臺以後,這個改革就開始徹底變味了,而且改革的方向、方式、方法都有嚴重的問題。”

　　“就說1967年蘇聯化工部搞的那個‘謝基諾實驗’吧，蘇聯人將其吹得天上有地上無,就實際情況來說，蘇聯人口少工業多，工人數量不足,透過減少企業人員,提高機械化和自動化的水平來實現這一目的,表面上看好像有道理,但實際並非如此。”

　　“第一個問題,就是對蘇聯來說,其大方向正確,但是方向片面，方式也不對，減少人員它不應該成為企業的目的。”

　　“企業的首要目標是提高生產效率，這直接關乎企業利潤，無論是增加機械化、自動化，都是為了這個目標，而不是為了減少人員才實施這樣的動作,這是方向片面的問題,從而導致了方式方法又出現問題,且無論減員還是提高自動化水平，這中間又涉及企業成本、合理性以及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

　　“蘇聯人口少，他們的正確解決方向,應當是大力發展科技型製造業，提高製造業的自動化水平,而後將節餘下來的人員,分配到第二產業以及第三產業中的高技術性行業或科研行業，顯然蘇聯人不是這樣做的，他們將減少來的人員又投入到另外的中低端行業中去做同樣的工作,這種做法並不能促進蘇聯國家技術工業的提升,沒啥戰略意義。”

　　“第二個問題,改革中的政治化目的大於國家戰略，缺少全盤的戰略規劃,減少人員的同時，,蘇聯要做的是進—步提高其科技發展水平,提升整體制造業科技水平，應當是有目的，有規劃，有步驟的實施,而不是一擁而上，典型的政治決定一切,官本位、官僚思想太嚴重。”

　　“第三個問題,在具體實施過程之中,不考慮實際情況，為了人員減少而減少，比如那個試驗的那個謝諾基氮肥廠來說,化學制品是一個高密集技術,高成本，高人力的一個行業，沒有經過科學的規劃,詳細的分析，盲目的為了減員，而將工人的崗位進行合併。”

　　“以前一個工人看一臺裝置,現在一人看兩臺，從企業管理的角度來說,這裡面涉及到許多問題,不是像蘇聯那樣簡單的給工人一個月加四五十盧布那麼簡單。”

　　“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另一個問題,蘇聯的這類所謂試驗以及其政策,根本就不考慮‘人’,他們將蘇聯工人純粹當成了勞動工具,說減就減,也在說明蘇聯的高層沒有將‘人民’真正的放在心裡,只是將人民當成了可以隨意擺佈,隨意使用的工具。”

　　鄧副總理說道:“他們這樣做遲早是要付出代價的。”方葉呵呵一笑:“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為草芥。我們縱觀蘇聯成立至今的所有政策,認真的看一看,仔細想—想,他們有哪一項政策是真正將人當成‘人’的?所有的政策都在說要建立社會主義，要實現共產主義，那麼實現這些主義的目的是為什麼呢?”方葉提出了反問，又說道:“無論在任何時期，你得先將人民的肚子填飽了，然後再來創造一個相當公平、公正、法制的社會，讓人民能夠得到基本的權利保障,在些基礎上再來實現各種理想，這是一個基於現實的客觀的發展邏輯，然而蘇聯是怎樣做的?”“蘇聯迄今為止是為了發展而發展,而不是為了讓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而發展,統治階級將國家變成了冷冰冰的機器，整個國家就像一臺由無數齒輪構成的不可逆向前前進的裝置，操縱手柄的是上層統治階級,齒輪就是那些官員,人民就是齒間的潤滑劑。這樣的國家,我們歷史上也有過。”

　　“我們也有過?”周副部長想了半天，但沒有想出來,便說道:“秦漢唐?”方葉笑道:“秦朝啊。您看,現下的蘇聯和商秧變法後的秦朝有啥區別?老百姓隨便用，想怎麼用就怎麼用，至於他們怎麼想根本不重要,敢鬧事的直接鎮壓，動輒屠一里,屠十里,結果就是民心盡失，二世而亡,現在的蘇聯和當初的大秦—樣強大，又怎樣呢，呵呵。”

　　鄧副總理對於歷史已經知道了，而周副部長並不清楚，他微微點頭,陷入了思索，不得不說方葉講的這些東西,他以前確實沒有這樣去思考過，起碼在他認識中，蘇聯是一個與美國一樣強大的國家,還從來沒想過蘇聯存在的問題。

第585章 建設時代（四)

　　陽光將白雪鎧鎧的大地照耀得十分眼,而大地之上，一列火車正沿京沈鐵路唯當著行駛在鐵路線上，車窗外還是寒冬，而在車廂內，則顯得有些燥熱。

　　以周副部長的身份,他對蘇聯新經濟體制以及蘇聯工業的發展情況還是瞭解不少的,但是像這樣扒開來展開頗具視野的分析,他本人沒有做過，國內的內參上也基本沒有見過,因此當方葉將這些講出來時，他對方葉的又有了新的認識――這個人見識非凡。

　　觀點消化,使他沉默了片刻,待回過神來後,便用帶有請教的口吻問向方葉:“方同志,蘇聯有哪些麼政治家和經濟專家，他們難道看不到這些問題嗎?為什麼不加以改變呢?”方葉向鄧副總理和他各遞了一支香菸，不過周副部長接過卻是沒抽,方葉點起吸了一口，組織起語言說道:“這個事情說來就話長了，就個人看法，大致可以分成三層來解釋。”

　　“第一層，蘇聯的聯盟制體制的因素。蘇聯有15個加盟國組成，這個國家本質上並沒有中國這樣透過強大的主體民族與主體文化的紐帶整合國家,而是一種透過政治妥協強行捏合在一起的產物。”

　　周副部長點了點頭:“好像確實如此,但這有什麼問題嗎?”“問題太大了。”方葉說道:“各個加盟國實則上保持了自有體系，有自己的共和國，有自己的總統和行政體制。雖說在政治上,看似實行的都是蘇聯整體性的政治體制，是一個整合體,但實際上內部各自為政。”

　　“蘇聯無法像中國這樣,國家一個行政命令,全國統一行政,各自基本不可能有自己的小算盤,否則地方一二把手必定要吃中央政府的瓜落,批評都是輕的,嚴重的直接政治生命結束,甚至坐牢，然而這種情況在蘇聯就完全不同了。”

　　“蘇聯的主體是俄羅斯共和國,主體民族也是俄民族,但是蘇聯沒有‘中華民族’這個統一民族認識，也沒有這種思想觀念,這種無統一共識的多民族,又使得蘇聯內部存在民族問題。”

　　“主體的俄羅斯人覺得其它那些共和國和民族,佔了他們的便宜，他們拼命工作,結果國家拿著俄國的錢和資源給其它民族，因而心中十分不滿;”“而蘇聯的其它民族,又覺得俄國利用中央共和國的身份,從他們那裡攫取資源和利益,國家利益大頭被俄國佔了，分配不公，導致不滿。”

　　“國家聯盟政體和民族上都無法真正的形成統一的思想，這使得聯盟中央的指令下達到聯盟國時,大凡對自己有不利的,心裡就不爽,然後採用各種方式陽奉陰韙,如果聯盟中央略有用強時,立即矛盾就公開化。”

　　“在列寧時代時,聯盟透過妥協獲得了聯盟成立，這種天生不足的政治體制,使得蘇聯中央在權力分配上,不得不實行高度的集權體制,要求各加盟國必須徹底服從莫斯科,而作為交換,聯盟中央則給予他們經濟和物質補償或交換。”

　　“這樣的聯盟，實質上只能共富貴不能共患難,蘇聯的經濟保持高速增長時,聯盟還能保證統一，—旦經濟出現嚴重問題,聯盟必然崩潰，加盟國無論是為了擺脫莫斯科的控制，還是處於自己的利益都不願再維持這個聯盟。”

　　“比如,蘇聯的主要糧食產區之一的烏克蘭，當年的大饑荒讓所有烏克蘭人都懷恨在心,而他們至今為止,產出的糧食依舊要供應俄羅斯共和國及其它國家，他們心裡願意嗎?有那麼多糧食自己賣錢自己用不用好嗎?”“現下的烏克蘭，要農業有農業，要工業有工業，而承擔的稅賦則比較多,他們對於聯盟中央心裡大概早就不滿了，只是現下這種矛盾沒有公開化,原因是蘇聯現下的經濟還在高速增長，從而掩蓋了這一矛盾。”

　　鄧副總理點頭道:“是這麼回事,蘇聯的這個問題在我們國家則不一樣,我國是地區發展的差異,而蘇聯是民族地區發展差異,國家民族思想又不統一，這個問題就大了，一個搞不好就要出大亂子。”

　　方葉笑了笑:“蘇聯內部問題多多啊，所以我才說，他們沒有大一統國家的治理經驗，中國能有今天，這是祖先一代又一代不斷努力的成果。”

　　“就說我們現下的土地吧，在明朝時，幽雲十六州、雲南這些地區脫離中央控制幾百年了，大明花了兩百多年的不斷努力，花費了無數代價，移民幾百萬，才將這些地區控制了下來。”

　　“而遼東地區到清代時,大清王朝早期開放了23年內地移民到遼東,但隨即禁止,搞了個龍興之地，一下子將明朝兩百來年的努力付之一炬,他們不允許關內人到關外，關外人也不許移到關內,還不允許藏地與內地除官方之外的任何交流,用國家手段限制開拓。”

　　鄧副總理放到嘴邊的手停了下來問道:“還有這事?”“確是如此啊。”方葉說道:“我們今天能夠這麼順利的控制東北，還是因為闖關東啊。”

　　“第二次鴉片戰爭簽訂了北京條約以後，清政府為了保住‘龍興之地’不被沙俄佔據，無奈之下這才開放了東北移民，大量魯、豫等地的漢民由此浩浩蕩蕩闖關東,同時又有晉、陝、冀漢民走西口,打通了與蒙古地區的交流,否則東北和內蒙恐怕現在就不一定屬於中國了。”

　　鄧副總理說道:“近代以來,沙俄和日本對我國的傷害最大，其中沙俄更大。”

　　方葉點了點頭說道:“繼續剛才的問題。第二層是蘇聯的內部政治因素，斯大林上臺後為了控制權力搞的那些特權不用多作解釋，國內這方面的學術和批判文章已經不少了，過去赫魯曉夫曾經短暫改革和取消過，但是勃烈日涅夫上臺後又加強了，特權重新迴歸。”

　　“特權的再度迴歸，使得權力開始異化，國家權力已經不再屬於人民，而歸於了特權階層,當權力被壟斷之後，腐敗就此在蘇聯內部大規模滋生。勃烈日涅夫的幾大愛好，名貴酒、鑽石、豪車、獵槍，他的夫人每次到捷克，都會私收大量貴重禮品。”

　　“啊~~”周副部長驚呆了:“這是真的?這些情報你是從哪裡獲得的?”方葉回道:“這種事在現下的蘇聯可能還算秘密,但在西方世界稍微有些資訊來源就會知道,並不是什麼秘密。”

　　他的話說完，鄧副總理再一旁點了點頭，周副部長見此,便知道這是真的了，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蘇聯居然已經開始變成這樣了，蘇共總書記帶著貪汙,這還得了啊。

　　方葉說道:“勃烈日涅夫是個愛享受的人,而且在權力任用方面也十分的任性，與他關係好的一力提拔,不管能力如何,而同他關係差的則被邊緣化,如此這般上行下效之下，蘇聯的官員正常升遷體制實際上已經被破壞了。”

　　“接下來是第三層，也就是周副部長剛才問的，蘇聯的高層和那麼多經濟專家看不到嗎?實際上所有人都看到了，但那又怎樣?而之所以如如何,主要涉及兩個原因。”

　　“—是蘇聯對於自身的制度過於自信,作為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蘇聯認為自己創造的制度就是唯—標準,誰也不能反對，誰也不能更改,思想僵化保守。”

　　“蘇聯從1965年開始的‘新經濟體制’改革，沒有突破既有計劃經濟體制和全民所有制的不足，所以這是一場帶著鐐銬進行的改革。捷克看到了蘇聯改革，於是也想改革，但他們的改革觸及到了上述兩條，蘇聯認為這是絕對不能忍容的,所以出兵侵略。”

　　周副部長明白了過來,他說道:“我國的新經濟政策，去年進行了調整,允許私人創辦工廠，這突破了全民所有制，而且明確劃定了計劃經濟制度的改革時間表,這同樣觸及到了蘇聯人認為的根本性制度利益，所以出兵侵略我國!原來如此!”方葉點了點頭,繼續說道:“第二個原因，蘇聯的決策分裂，且不是從經濟和科學邏輯客觀分析而達成的,他們只從政治的角度進行決策。”

　　“蘇聯人沒有宏觀經濟的思維，內部管理是分割成—塊一塊的，比如農業由書記處來管,地方上則由第一書記來負責;工業和建築由部長會議領導分管;同時工業中的國防和航天又歸軍事委員會來負責,軍隊內部的投入與產出基本沒人瞭解。”

　　鄧副總理吸著煙說道:“這也有什麼問題?”方葉回道:“這種塊狀的管理方式,使得國家中央根本沒有垂直管理機構,看似集中實則權力分散了，大家各管各的，沒有統一的規劃、協調與管理,帶來的問題就是缺乏戰略決策,各自為政,從而影響了國家在宏觀層面的整體規劃與發展。”

　　鄧副總理抬筆記了下來，說道:“這個問題要引起重視，我國現在體制基本還是蘇聯式的也存在這些問題,比如七個機械工業部就各管一攤,相互間難以形成聯絡，處於各自發展的狀態。”

　　方葉點頭道:“確實如此，但我國前期因為工業薄弱，也確實需要各管一攤來發展,這時代的需要,不過接下來可以進行一些改革了，考慮到機械工業仍要發展，可以將一機部、農業機械部、儀器儀表總局、機械成套裝置總局合併成機械工業部，以此來統一規劃和管理。”

　　鄧副總理又提筆刷刷記下說道:“這是個好建議，我國工業發展了這麼多年,若要進一步提高,機構整合是必然的一個舉措。”

　　兩人的交談,讓一旁的周副部長，心裡直發毛，要知道鄧副總理現下可是國務院二把手,又負責新發委工作,而這個部門就是搞改革的。

　　只到兩人交談完,周副部長才問出了心中一直以來的疑惑,他問道:“方同志,剛才你說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問題,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兩個根本性制度,捷克為什麼要改變呢?”周副部長並沒有用直接問我國為什麼這樣做，他用這種技巧性的話術,試圖從方葉的觀點中得到一些答案,他所問，方葉當然聽出來了弦外之音，但還是給予了回答。

　　計劃經濟體制存在的問題,全民所有制存在的不足,方葉—一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解釋，最後說道:“…總結下全民所有制的問題,我們會發現從管理角度來看,黨委會、工會、職代會三個層級看似非常完美,然而這種‘三會’治理模式,實際上決策效率低下,缺乏現代企業高效率決策能力，同時缺乏戰略規劃能力。”

　　“全民所有制的企業,管理幹部來自於行政體制,各級幹部也都有事業編制,實際上這不是一家正常的經濟營性企業，而是一個官僚機構。”

　　“官僚的一大問題,就是程式性高,體制流程恆定,變動少，這使得企業面對市場的生存和反應能力都極弱，同時企業在這一制度下,結構也比較單一，難以擴張。”

　　方葉舉例道:“比如全民所有制的企業，需要新建一個廠區，要走行政流程,各個部門蓋章，從上到下，決策一個月能搞定就非常快了，三個月半年都正常，而那些高技術的研發投入，其專案稽覈時間就更長了。”

　　“再比如，過去三會管理模式,這種涉及到企業戰略的決策,需要透過三會決議，然而一個現實問題是，一些涉及到商業機密，甚至是國家戰略技術機密的研究，不可能向職工公開,否則就要洩密,這個程式是確定的,企業若繞過去就是違規;而且一旦研究失敗,就要承擔損失國家財產的責任。”

　　方葉問道:“那麼問題來了,周副部長,您要是某家國企的一把手，您敢冒著丟官帽的風險，做出這些主動嗎?”周副部長想了想，搖起頭來:“大概不會這樣做，畢竟這影響個人政治前途。”

　　“您看，您說的就是正常人的心裡話，誰會這樣做呢?”方葉又說道:“就比如華昌，我們承擔著國家半導體和計算機領域大量高階技術的研究，如果採用‘三會’模式，外國人甚至都不需要收買我們的高層,他們找幾個職代會工人一打聽，就知道我們的下一步企業戰略決策是什麼,企業核心機密根本難以保障不洩密。”

　　“而企業的這種決策,關乎的是一家企業的生死存亡，一旦洩密,國外的競爭對手就會知道我們要做什麼，他們就能立即提出針對性的對策,而我們的決策又慢，到時等對手已經搞出了比我們更先進的技術,而我們內部還在開會研究,到對手領先後,又開始了相互甩鍋,逃避責任,以免影響政治前途，一家企業內部這樣，還怎麼發展。”

　　這話讓周副部長啞口無言，他問道:“一定要改嗎?”方葉則是點頭道:“是一定要改的,除非我國一直像現在這樣關起門來過自己的日子，而這樣做的結果就會如當年的大清一樣,最後被西方人再一次打上門來。”

　　方葉又說道:“全民所有制實行至今已經二十多年了，但是我國現下的工業發展水平依舊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甚至在一些方面連印度都不如。”

　　“印度現下的汽車製造業就比我國先進,而我國之所以仍舊落後，其一是現的企業體制已經不滿足發展的需要,其二就是計劃經濟體制造成的困境。”

　　“國家掌握了一切生產資料,而在計劃體制下，分配也由國家決定,資源分配給了國有企業，利潤除國家建設需求外的部分,也主要分配給了幹部、事業單位和工人階級群體,廣大的農民和一般城市居民獲得分配極少，社會消費市場做不起來，企業也就難以發展。”

　　“如果要進一步分配,那麼就必然要動全民所有制企業的蛋糕,且只有將國家總財富的蛋糕做得更大，才能有更多的分配,而不是一直進行計劃管控。”

　　“現有的這種管控模式下，社會的階級分化不是越來越小，而會越拉越大,最後城鄉二元對立，社會階級對立等問題。”

　　“用一個簡單的比喻來說，計劃經濟體制下，分配的主體是國家和工人階級,他們是國家的主人能分蛋糕,那麼農民和其它階級是不是這個國家的人民?工農聯盟還要不要?”“再說句不客氣的，若國家財富的主體分配階層恆定，他們是人,那其它階級是不是人?農民就活該只能種田?農民就沒有權力吃麵包?城市裡人出行坐公交車，農村就活該步行?所以一句話說到底,欠了農民的遲早要還，你不還農民會直接扛著鋤頭來找你要,只是那時情形就不一樣了。”

　　鄧副總理叭叭抽著煙,問道:“城鄉二元化導致的城鄉差距已經到了那麼大了嗎?”這話周副部長沒聽明白,但方葉知道問的是什麼，於是說道:“那可不，現在的伊朗巴列維王朝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德黑蘭城市裡的大樓越建越高,直插雲宵，城裡人衣著時尚、美麗光鮮,街道上車水馬龍、霓虹閃爍、繁華似濉？赊r村呢?出行基本靠走,通訊基本靠吼,農民住著破土房，終生困於田地,繳納沉重的賦稅,階級分化嚴重，國家分配嚴重不公,遲早是要付出代價的。”

　　“所以你認為，我國現下的分配也有問題?”周副部長問道。

　　方葉點頭:“那還用說嘛,1958年的戶藉制度就是城鄉二元化的開始，從那以後農民就只能種田了,好在當時國家發現了問題，及時進行了糾正,屬於個體戶的存在,給廣大普通城市居民和農民開了視窗,否則我們現在看到的城鄉差距還會更大。”

　　周副部長想了想說道:“那麼,現在允許搞私營企業，又是開了—條新路子。”

　　方葉依舊點頭道:“國有企業的就業數量有限,而農民基於戶藉限制又沒辦法有更多的途徑來改變家庭經濟條件,國家不給他們一條新路，那怎麼辦?眼睜睜的看著農民就這樣一直種田，一直貧困肯定不行啊,而私營企業就可以向農民招工，所以這條路子是必須走的。”

　　“—個很簡單的經濟邏輯，以南方農民為例,假設五口農民家庭種七畝水田，現下的畝產豐年能收約1萬斤糧，國家正稅加地方攤派、附加、集體建設等,約收取30%到40%，按最低也就是大約三千斤，剩下約六千餘斤。”

　　“扣掉家庭留糧,牲畜飼料糧,大約還有三千五百餘斤，每斤糧統購統銷價0.21，因此富裕之家，家庭年最高收入730元左右。”

　　“固定開支方面:每畝田現下要施約15公斤化肥,每公斤約3.5元，國家補貼後也要2.8元，加上農藥、農具等其它方面，需支出約230元;家庭其它硬性支出按一百元算,節餘四百餘元,這就是家庭的全部收入了。”

　　方葉這是按最完美狀態計算的,現在人口增多了，南方地區，五口及以上之家最多七畝水田，年總收入含地裡的收入，大約在550元左右。

　　這個收入水平，比歷史同時期已經高出四倍餘，北方地區的農民家庭收入也高出了兩到三倍,即便是大西北地區中等家庭的收入一年也有兩百多元;客觀的說,中國農民現下的生活水平已經與歷史上完全不同了，特別是南方地區農村普遍富裕了起來。

　　農民收入的改觀,最顯著的變化就是國內市場猛然增大了起來，農村對於初級工業品的需求量呈現出幾何指數增長，這使得全國的國家企業都迎來了美好時代，訂單根本做不完，以熱水瓶為例，全國一年生產三百餘萬隻，根本不夠用。

　　爆發式的市場需求,使得國家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擴產，初級基礎鋼鐵製品如:熱水瓶、茶缸、鐵鍋、燒水壺、門鎖、合葉等;中級產品如:腳踏車、裁初機、傢俱、香皂、護膚品等;高階產品像黑白電視、收音機、冰箱、彩電、錄音機、隨身聽等都在擴產中。

　　工業品需求的增長,又使得機械、機電、電子等民用機械、電子裝置行業大規模的增長,整個國家的經濟雪球,在不知不覺中越滾越大,中國市場的增長，立即引起了海外投資者貪婪的目光。

　　五年前時,國家統戰部門、外交部門到處邀請華人華僑歸國投資,那時他們還在擔心會出什麼變化,因此企業不敢搞大了，但是隨著一批人成功上岸，吃得滿嘴流油，現在形勢反過來了。

　　南洋和西洋的華人華僑，要麼公開,要麼悄眯眯的到大陸來投資，海外投資從1964年只有兩三家,現在發展到了幾十家,企業規模從開始的幾十人,到現在最大的已經發展到了近千人，這些企業還在進一步擴大生產規模,相信用不了幾年，海外在華的大型企業就會出現。

　　方葉對於現下農民的收入情況很不滿意,但是鄧副總理和周副部長卻不這樣看，自從新集體體制改制以來,老百姓的生活那是一年上一個臺階,現在全國那裡不是在唱讚歌,上到中央下至農村農民都非常滿意,畢竟生活翻天覆地變化是所有人都看得見，也體會得到的。

　　以前即便是南方地區的農民,破衣襤衫十分普遍,但現在年輕人身上基本看不到補丁上補補丁了，即便打了補丁的衣服,也修整得很好看，開始注重美觀,農民冬天開始用起了護扶品，上海的百雀羚，以前那可是城裡人才用得起的,現在農村也同樣普及了開來。

　　放在五年前,農民買腳踏車、縫幻機,買收音機、電視，那簡直不敢想象,而今一些富裕起來的農村家庭,修了新房子，添了新傢俱，而後又買起了家電,這樣的日子誰不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