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冕唐皇 第401章

作者:衣冠正伦

不要说眼前的赞婆,哪怕是李潼与之易地而处,也并不觉得能有什么更好的应对策略。

大唐方面对噶尔家的仇恨与怨念自不必多说,甚至许多唐人根本就不清楚吐蕃国中还有没有其他政治势力,但是提起禄东赞父子,自有咬牙切齿之痛恨。

而在吐蕃方面,局势已经发展到这一步,几乎已经不存在缓和下来的可能,噶尔家族的存在已经严重威胁到赞普王权的威严。

钦陵的确是强,当世讲到军事上的才能,只怕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他。可是战争作为人类社会最复杂、最血腥的群体性活动,决定胜负结果的原因更是多种多样,军事才能的高低并不是唯一条件,甚至都算不上是最重要的。

如今的钦陵,虽然占据着青海之地,且拥有着不俗的军事力量,可是夹在当世两大强国之间,其处境必然也艰难得很,特别在面对吐蕃威逼的时候,其本身在道义上便有亏,能够发挥出多少实力也实在说不准,甚至有可能还未开战,部属们便要纷纷倒戈。

哪怕只是应对其中一个方面,已经是非常的不容易。如果这两方还达成一种共识与妥协,那迎接噶尔家族的必然是只有覆亡这唯一下场。

这样一个局面,无论多积极乐观的人来面对,只怕也都乐不起来。

由于赞婆本人的沉默,这一场宴会进行的也是极为沉闷。尽管殿中歌舞热闹、声色迷人,但赞婆也实在是没有欣赏的心情。

李潼虽然把人心态搞崩,但也并没有太大的愧疚之想。他只是有些好奇,赞婆这一次入唐,必然是承担着颇为重要的使命,须知早年他登基大典的时候,青海方面也只派出了第三代的人物。

眼下他虽然有点坏,刻意把吐蕃国中的一些意图透露给赞婆。但赞婆作为噶尔家的重要成员,心理承受能力想必极强,面对这种显而易见、并没有超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情,怎么好像有点承受不住的样子,连入唐的本来意图都没有言及。

李潼心中好奇,而赞婆此际心情也是颇为纠结,不知道还有没有必要将此行的想法讲出来。

赞婆此行入唐,除了窥视大唐的真正实力与动向之外,还有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希望他们青海也能加入到大唐周边的商贸体系中来。

如今青海方面的情况很不妙,甚至可以说是已经有些难以为继。跟大唐国内相比,青海自然算不上什么富饶之地,虽然也拥有一定的耕牧条件,但也仅仅只是勉强维持,甚至都比不上吐蕃王城逻娑城所在的吉曲河谷。

往年还可以从国中获得一定补充,而且坐拥青海全境,无论是近在咫尺的陇右、还是西域方面,也都可以通过战争等各种形式来进行开源。

可是现在,海东之地已经被大唐强争过去,与国中的关系也越来越恶化,能够获取到的补充越来越有限。而且钦陵本身也并不是一个精于政治经营的人,民生上已经乏于长计,一年到头还要维持着庞大的军队规模,使得本就不够丰盛的物产变得更加贫瘠。

赞婆当然也明白他兄长的苦衷,夹在两大强国之间,为了生存,根本就没有容许他们罢兵止戈、休养生息的空间。可是这种状况若再持续下去,甚至不需对手主动进攻,青海方面可能本身就要瓦解崩溃了。

而与青海越来越窘迫的经济状况相对应的,则就是陇右、陇南、西康乃至于吐蕃本土,围绕着大唐所进行的商贸越来越繁荣,诸方因此大收利是,唯有他们青海被排斥在外。

过往几年时间里,青海方面并不是没有试图插手其中、分一杯羹,比如武力勒索,又或者扶植蕃部的代理人。

但这些尝试收效都不算可观,武力方面,大唐在陇右、陇南以及黄河九曲诸地的军事力量逐年增强,再加上来自背后的威胁,青海方面也根本就不敢作大肆开战之想。

虽然也能凭着一些小规模的行动抓到一些小鱼,或勒索、或劫掠,但这样的行为,也让他们噶尔家遭到陇边诸胡普遍排斥疏远,长此以往,将会被更加的孤立。

至于那些胡部代理人们,当中存在的贪墨、盘剥就不说了,由于赤岭这一边防要地不在控制中,许多蕃部在从海西领到商货之后,抵达海东便直接投唐,让噶尔家多受人财两失的羞辱。

除此之外,还有干扰比较大的一点,那就是位于积石山附近的白兰羌在吐蕃国中权贵们的煽动之下,不断的侵扰抢夺境域附近的盐池。虽然不能长期占有,但也极大程度的干扰破坏了盐池的正常生产,让青海方面连基本的生活物资都频频告急。

所以,能否找到一个稳定的财源,也是青海方面能不能够继续维持下去的一个关键因素。在战争这一最直接有效的手段无从施展的情况下,商贸已经成了为数不多的一个选择。

本来对于这一点,赞婆还是抱有不小的信心的。

首先大唐作为这一商贸网络的核心,贸易对象越多,自然也就收利越大。其次他们青海本身实力不弱,若长期被排斥在外,那只能通过武力用强,一旦双方开战,凭他们青海所拥有的力量,是绝对能够影响撼动这整个商贸网络的运转。

在这样的情况下,和气生财才是最好的选择。

可是这样的构想,是建立在当下大唐国力恢复还不足以发动一场大战,同时他们青海还拥有着不弱的军事震慑力的情况下。

但现在看来,这两个假定的目标似乎都不成立,大唐国力恢复之快已经远超他们的想象。更要命的是吐蕃国中似乎将要掀起对青海更进一步的威逼制裁,在这样的情况下,青海方面又哪来的力量去威胁大唐做出违心的选择?

对噶尔家的怨望,是大唐从上到下、普遍存在的一种情愫。不要说那些朝士和底层的民众们,哪怕是眼前这位大唐天子,早年还没有登顶至极,回到长安还没有立稳脚跟,便要急不可耐的发动针对青海的战事,可想而知其人内心里对于噶尔家是怎样一个态度。

眼下这种状况,较之此前的设想大不相同,若再勉强提出这一请求,能不能获得应允、会不会自取其辱还在其次。关键是这么做有可能暴露青海许多的财政状况,从而更加剧大唐君臣落井下石、图报旧怨的想法。

得知国中最新的意向,已经让赞婆心事重重,现在思绪沉湎于这番考量中,则就更加的心神不属,不知该要如何选择。

宴会的气氛一直很低沉,李潼又等候了片刻,见赞婆仍然迟迟不开口,于是耐心也渐渐不在了,便举手表示可以停止宴会了,并又对赞婆说道:“若是没有急务相催,不妨暂留京中。来日西康王将要受册入宫,身世如此,并无太多乡徒助事,有此故人参礼,于人情也是一桩安慰。”

听到圣人这么说,殿中集英馆诸员也都略感诧异,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他们作为圣人心腹幕僚,自然清楚朝廷针对西康国还有长计规划,将西康王收纳入宫,对于一系列的相关后计也都不失促进作用。

赞婆对于这一件事也早有预计,尽管心中有些失望,但还是强打起精神来,端起案上酒杯说道:“如此大喜,那外员真要恭贺圣人与尺尊公主殿下!且尽此杯,以表欢情……”

他并没有答应要留下来参礼,此番入唐两个重要的目的,前者变得意义已经不大,后者则希望渺茫,也让他没有再长留于此的打算。眼下的他,只想尽快回到海西,将自己所见所知传递回去,同兄长商讨对策,与家人们一起共渡难关。

叶阿黎平素不失爽朗大气,可这会儿被圣人当众讲出人生这一桩大喜事,俏脸上也是浮起几丝羞赧。

她见赞婆对此热情不高,便也从席中站起身来,望着对方不失真切道:“叶黎身世多舛、命途凄凉,将军自也有知。今将蒙恩侍上,自身的酸楚可以抛在脑后,但却不敢将此凄凉携入天家。所以也是深盼故国旧识们能够相助壮兴,此番将军若能助我,叶黎必有后谢。”

赞婆听到这话后,心中不免又生出了几分犹豫。略作沉吟后,他才又开口说道:“圣人并尺尊公主俱降尊邀请,外员却之不恭。唯行前不知有此喜乐之事,轻身至此,并无贺礼伴随在身。斗胆请问,礼日议定几时?

若时间还赶得及的话,请容外员告信海西家人,筹备礼货急输长安。俗物虽然不足表达真情,但尺尊公主乃是我国明珠玉人,成家大喜,该当有所表贺,否则实在有失情义!”

叶阿黎这会儿还沉浸在夙愿达成的喜悦中,听到赞婆这样的礼数周全,一时间并没有往深处去想,只是下意识转头望向圣人。虽然说事情已经决定下来,但具体的日期也还没有议定呢。

李潼闻言后则就对叶阿黎微微点了点头,送上门来的礼货,不要白不要,虽然说从海西到长安路程有些远,但大不了多等几天就是了。

同时,他原本还有些好奇赞婆入京的其他目的,可是在听到这话后,心里便有所明悟,便又开口道:“昔者两边颇有刀戈之争,所以至今赤岭一线都是防禁森严,人事出入颇不畅通。贵方有此盛情,朕也自当稍给方便,关防别开一门。”

赞婆听到这话,双肩微微一颤,心里登时明白,自己这一点小心机被看破。他正是打算借由这一次的机会,紧急筹措一批物资,掺杂在礼货当中运过赤岭,在陇右私下进行一番交易,从而筹备一批物料以应对接下来国中或将发生的变故。

如果大唐圣人不是看破了他的打算,也就不会刻意点出赤岭关防森严、人物难过,并且表示给开方便之门。

除了心机被看破的一点尴尬窘迫之外,赞婆思绪再作一转,心中顿时涌起一股狂喜。既然对方已经看破了他的想法,但仍不制止此事,那是否意味着在别的方面也愿意稍开方便之门?

生出这样的觉悟之后,赞婆再也按捺不住,直接离席而起,长揖于侧并颤声道:“旧者两方确有争执,但近年也各有收敛,不伤和气。海西物料盛盈,常思能畅行于外,今斗胆求情圣人,能否给开市卖之惠?”

李潼闻言后便又笑了起来,望着赞婆说道:“达则兼济天下,此为前言。依蕃客所见,朕眼下达是未达?”

“这、这……”

赞婆听到这一回答,顿时又是一愣。

“专事且付有司,此非朕案中事务。且再饮胜一杯,明日自有事员接待蕃客。”

看到赞婆那略显呆滞的模样,李潼又是一乐,端起酒杯稍作示意道。

赞婆听到这话后,脸色变幻一番,然后便直退回席中,抓起酒瓮捧至胸前,不无惊喜道:“大唐明君御极天下,昔者壮风重回人间,饮胜!”

第0881章 漕渠流脂,谷米满仓

过往这数年时间里,朝廷诸司组织结构较之往年还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如今大唐三省六部的中央组织结构虽然也是总结以前历代政治得失,在此基础上的一个集大成形态,分曹治事、各有专工且彼此不失制衡,后世历朝也都沿袭这样的结构,在此框架之下有所增减。甚至许多番邦政权也都以此为标准,多有效法。

但制度完美与否,并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背景。如果罔顾现实的情况,那看起来再怎么合理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也都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如今朝廷在政治体制上的改革,虽然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但是在实际的决策与行政层面,则就变化很大。

首先是集英馆这一皇帝的亲信幕僚们崛起,这在一定程度上便将中书、门下的权力进行了分割。以往两省之显重,那是从上到下全都有所体现,中书令、门下侍中位高权重自不待言,而作为两省中层的中书舍人与门下给事中,在朝廷制敕的形成过程中也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毕竟每一项关乎国务大计的决策,也都不是皇帝与宰相们一拍脑门便决定实施。从最初的发现问题、立项讨论到最终的形成决策,几乎都是这些两省中层在负责。

也因此,中书舍人与门下给事中虽然只是官在五品,但却自有储相之称,其在朝情局势中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绝大多数的四品通贵。

集英馆学士群体的出现,让皇帝有了一批固定的智囊们可以进行国务探讨,无论是在章轨制度的拟定还是执行过程中,都让皇帝的意志有了更大的自主性体现,对皇帝权威的提升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除了集英馆之外,便是枢密院的创立与军政分离。这一项改变意义就更大得多,让国家在军事方面有了一个更加独立、系统的管理与决策机构。

姑且不论对当下政治格局所带来的沈恪改变,枢密院的创立可以说就算朝廷政治也陷入类似武周朝前后那样的混乱状态中,也能让政治斗争对军事行动的影响降到最低。

当然,这实际上也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可能。毕竟无论制度如何安排,待在位置上的总是人,想要完全的井水不犯河水、互不干涉,也几乎不可能。

只不过眼下,朝廷国力逐渐恢复,需要军政并举。军事制度上的探索如果过于滞后,也会给实际的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制约。

除了这些军政格局上的巨大改变之外,在实际的事务层面,所进行的改变那就更多了。像太府寺下面加设的宅厩署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一个改变。

九寺是朝廷执行具体事务管理的一线部门,所以其曹司的增减也就需要有更加的应时性,而这当中的改变,也最能体现眼下朝廷政治在国务处理方面的真实情况。

像社监署的成立,取代百工监管理内外百工。这看起来似乎只是相关衙署改了一个名字,但在实际的职权与管理方式上则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以前的百工监,是设在将作监之下,主要负责统筹管理诸色役工匠、储存并提供竹木用材。而职能类似的平级机构,在诸司中仍然极多。少府、太府以及光禄等各自属下,都有一些管理匠户、官奴等职能与机构。

相关的机构林立杂设,已经让人事分散且难以统合,而且其中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些衙署虽多,但对真正的民间生产力却乏于统合与管理。

有鉴于这种情况,朝廷便将相关衙司大作裁撤,以司农司总领官奴婢给役事宜,少府织染署总掌织造内外织造事宜,京苑总监管理两京并北都诸皇苑园业维持与生产,工部计量天下工匠入役事宜。

这四者无涉的事务,则就尽数汇总于社监署。同时社监署也增添了一个新的职能,那就是管理民间各色工匠,制定行业标准。

之所以事权要进行这样一番整理,除了朝廷本身要裁撤冗员冗司、降低行政开支、提高行政效率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迅速。

以往朝廷所奉行的是租庸调、以实物为主体的税收方式,这种方式首先是建立在均田制为基础的社会情形之中。而朝廷在税收过程中所收集上来的各种物料,又需要足够的工役将之加工处理成可以使用的产品。

这种财政模式自有其优越性,从材料到生产一手把持,政府面对各种灾害的抗压性更高。只要保证足够的行政能力,几乎不需要进行什么对外的索求与增补。

但这种模式的弊病也大,且不说均田制这一土地分配的社会基础能否得到保证,随着大唐国体越来越大,如果不进行适当的分工而诸事统管,这又会给政府行政能力带来多大的压力?

所以随着疆域的扩大、政治体量的激增,以及民间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再不做出改变,那么朝廷行政机构就会变得越来越臃肿庞大,成本越来越高,效率却越来越低。

所以朝廷创立的社监署,即便是要监管民间手工业,但也不会具体细致到每一个生产单位,而是这些行业组织。

如今的关中,地力越显贫瘠,宽乡与窄乡的分布严重失衡。尽管朝廷一直在大力推行编户与均田,但是这些手段能够做到的仅仅只是社会秩序的安定,并不会给关中的农业生产带来质的提升。

农业生产的总量在较长时期内,仍是一种逐步下滑的状态,不管这些土地的拥有者是勋贵豪强、还是平民百姓。

经过几百上千年的开垦发展,关中的耕垦环境已经不容乐观,在没有化肥这一现代农业利器产生的情况下,即便是农业技术有所改进,但也只是将这过程略作延缓,很难再有大幅度的提升。

尽管情况是这么一个情况,可是关中平原对于唐家社稷而言是有着非凡的政治意义,当然不可能完全放弃。特别是在接下来的西线战略中,关中仍然会长期的作为政治与军事中心。

一个以农业为根本的强大政权,其政治中心却不能选择设立在农耕环境最为优越的地区,这也是中唐以后大唐朝廷所面对的一个困境。

对于外部物资的严重依赖,也让运河沿岸的淮西等诸藩镇壮大起来,安史之乱所产生出来的藩镇问题,真要对比的话,其发源地的河北三镇给中央带来的威胁甚至还比不上河南诸镇。单单淮西一地,便先后出现李希烈、吴元济等悍藩。当然,这几个货原本也都是河北佬儿。

想要维持住关中地区的地域优势,就要加强对外的交流与沟通,同时也让关中能有更多的生产方式选择。所以除了编户均田之外,对于民间手工业的推动,也是朝廷近年来一直在力推的一项政策。

这并不是罔顾农耕为基础的立国之本,而是结合现实情况、因地制宜,顺应时势而做出新的改变。关中想要维持住其政治、军事与经济中心的地位,就要对普罗大众有更大的吸引力。

虽然朝廷也可以通过改革漕运、仓储等来改善增强关中对资源的聚合力度,但这与推动民间的商事发展并不相悖,二者大可以平行并进、相得益彰。

过去几年,大唐国力之所以恢复得这么快,与商贸的繁荣也是有着极大的关系。虽然说各项内外政令的改革让大唐的生产力快速恢复,但是像最近的河东、河北与河南等地,此前秩序也都深受破坏,短时间内并不能快速恢复对关中的输血能力。

江南对关中的漕米输送倒是逐年激增,像开元元年江南粮食运到关中总量还只有六十多万斛,但到了开元三年,已经达到了两百三十余万斛之多。短短三年之内,规模激增数倍,这也极大的改善了关中对粮食的需求程度。

但若仅只于此,关中的粮食需求缺口仍然不小,哪怕不会满地饿殍,但也不足以让府库充盈、谷米满仓,可以盛论军事的程度。

官方的粮食输运力量便是如此,而除此之外,民间的粮货供应也是激增。商行中自有古训,所谓千里不贩籴,粮食的长途运输成本大、风险高,且利润不够可观,因此民间行商,对于粮食的贩运热情并不高。

当然,粮食作为基本的生存物资、对于社会的稳定拥有着极强的影响作用,朝廷当然也不能放任民间商贾们囤积居奇,长途贩运牟利。

但是这件事也并不是没有变通的余地,随着各地仓储、漕运环境有所改善,常平仓这一制度便又重新焕发生机。

此前朝廷仅仅只是依靠地方官府进行经营,覆盖面有限且效率并不高。而且官府在和籴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大量强买与摊派等现象,官员们往往为了政绩与利润,有的时候甚至连民户们的口粮都不放过。

毕竟由官府进行的买卖,彼此势力与体量本就不相同,又怎么可能形成一种普遍的互惠互利的平等局面。

所以朝廷便也放开商贾参与到和籴中来,地方上的常平仓只负责收纳、转运,而朝廷则专遣使员,与州县官府会同纠察与监督,将粮食的和买进行一定程度的市场开放。

骊山一场讲武,已经将京畿最近几年所积攒的粮食都消耗的差不多了,甚至诸军各自返回的消耗都颇成问题。但就算是这样,李潼仍然敢放胆筹划对外的攻略,就是因为眼下关中虽然粮储不够充分,但在其他地方,朝廷仍然直接控制着大量的粮食。

别处不说,单单洛口仓一处官仓,所储备的粮食便有将近五十万斛。而其他漕渠沿岸的各处官仓,储粮或多或少,累加起来的总量都已经超过了三百万斛。

眼下这些粮食还没有输入京畿,一则是眼下并不需要,关中仍能维持,二则集中在一起发运的话,沿途的消耗必然会有所增加。

但只要朝廷有了确切的计划与需求,漕运沿途诸仓便可以次第起运,源源不断的将粮草输入京畿,以满足朝廷在这方面的需求。

手里有粮、心里便不慌。而且储备的增加,也并没有给地方上带来更加沉重的负担,特别是没有给地方官府增加格外的权力。

常平仓本身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地方官府有一定的监督权,但却没有绝对的管理权。而这一套和买体系,由于民间的商贾力量广泛参与其中,整个商贸体系的中心又在于关中。

他们参与和买,在这项交易中直接获得的利润很有限,但是能够在后续前往长安进行商贸的过程中获得一定的优待。比如货品的折扣,以及紧俏商品的供给等诸项。换言之,如果不来长安,那其变现的额度就会遭到限制,达不到利益最大化。

如此一番安排,朝廷既确保了粮食这一条生命线的壮大与稳定,同时又能保证地方上的人物力量进一步向京畿集中。

而关中作为这一商贸网络的中心,其优势当然不仅仅只是建立在政策的导引方面。如今的关中,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单单在籍的各类工坊匠户,便达到了三十多万户,单单长安一地便有将近十万户的手工匠人。

这样的产业分配,既保证了长安周边有足够的商品产出,又能缓解一直非常严峻的人地矛盾。大量的民户投身于手工业生产中,对土地的需求自然便有所降低。

甚至许多有地可耕的民户,除了基本的粮食生产之外,也更加乐意种植回报率更高的经济作物。毕竟人对利益的追逐,那也是发乎本能的。

大唐国体庞大,自然可以进行区域之间加强交流、彼此互补的产业调整,并不需要在一地进行所有的产业布置。

关中如此庞大的一个手工生产规模,对于原材料的获取自然也就有着极大的需求。所以对于噶尔家所提出的商贸请求,无论是出于战略上的考量,还是实际的利益取舍,朝廷自然也就没有拒绝的理由。

第0882章 伴势而升,青云直上

关中商贸的兴盛,在管理调度方面自然也就需要更加系统、细致的章程。

在此之前,朝廷对于商贸事宜的管理并不够深入。负责管理商事的主要是太府寺,太府寺下属的两京诸市署管理各个大市,对于入市的商品规定品质、设立官样,并给具买卖契约。平准署负责把控物价,以监察并杜绝商贾们囤积居奇的现象。

除此之外,还有户部下属的金部,负责掌管度量衡等单位制度。

至于地方上,监管的内容与范围也大体类似,分别由州县诸曹进行管理。

这样的管理模式,还是比较浅显并呆板的。一旦商品贸易繁荣起来,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交易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大量的民间草市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许多交易都不会发生在官方所规定的市场中。

而且货品的种类与品质也会变得多种多样、参差不齐,想要对商品进行彻底的把控,是完全做不到的事情。

管理技术不能升级,直接体现出来的就是各项商业税收不能普遍征缴,朝廷在这当中获取到的利益有限。

在开元之前,除了一些官市买卖的行为之外,朝廷在商贸事宜上的收获也的确很有限。这方面的税收,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官立的市场中所征收的榷税、即就是交易税,第二则就是商品流通过程中所征缴的关津之税、又被称为埭程,埭即就是堰埭河堤,程就是通过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