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布袋外的麦芒
这意味着，他富弼将作为首相入阁。问题是，这样的内阁真的好吗？
异论相搅嘛？难不成官家没有大气度容忍内阁成一统？
仔细想想，好像朝廷现在并没有什么异论，国朝的大政方针基本上统一了方向。
再考虑内阁属于分工制，或许只有异论相搅才是最正确的。
富弼考虑这个问题是，出发点跟他对韩琦的解释一样……不仅要站在臣工的立场考虑，也需要站在官家的立场上考虑。
三级决策制的推行，在事实上，官家是把朝政的处置权下放了。虽然还存在一个批注权、恩准权，在事实上，官家应该不会过多的改变内阁的处理意见。
除非朝政有争议了…～那时候，君王才发挥他的最终裁决权。
治权的下放，在某种意义上对于皇权是危险的。
因此，官家在设计这种治政制度时，就把异论相搅作为常态一并融进了三级决策制中。
不仅仅是内阁内部的异论相搅，甚至包括内阁和分管衙门也应该存在异论相搅。
这种异论相搅，并不是这个词语本身的意义，而是从亲近和朋党的定义入手。就如内阁成员，是在国朝既定大方向的前提下，一种求同存异的异论相搅。
作为首相，当富弼考虑到这点时，他已经决定，趁着这次官制改革，他需要提出调整议政职位的议题，以全官家的意图。
事实上，赵曦确实有这方面的考虑。就目前国朝的现状，倘若内阁真的一统了，还真的可能没君王什么事了。
结果就是……君王会成为一个人形图章。
垂拱而治，恐怕是所有士大夫希望的。同样，垂拱而治在皇权至上的时代又是乱象的根源。只要有君王存在，君王就必须发挥他该有的作用，区别不过是怎样去发挥。
赵曦不想把自己变成小吏，所以他需要朝堂有能力处理日常政务。他也不想去做一个人形图章，做一个皇权的象征。所以，他需要异论相搅。
事必躬行，赵曦没想过，但他必须对整个国朝有一定程度的掌控和把握。
君王需要臣工来治政，以三级决策制来说，治理这个王朝的人，就是内阁。可赵曦如何实现对于整个国朝的掌控？
异论相搅就是方法之一。
内阁成员实行分工制。可作为后世人的赵曦却明白，任何政务都不会单独存在，越到了顶层，相互的关联性就越紧密。
那么，在处理政务时，自然就会出现分歧，而解决分歧的点，那就是君王的最终裁决权。
只要赵曦能掌握朝廷各衙门的衔接点，就相当于掌握了整个朝堂的运转，也就能实现对朝堂的掌控。
比如，分管兵部和枢密院的内阁，在处理兵部政务时，涉及到武将的调任和擢升，势必需要有吏部的文书，还需要户部对俸禄的核准。
同样，在调任和擢升时，按照监察条例，还需要有监察衙门的评议报告。
比如，分管户部和三司使的内阁，在制定国朝年度度支时，必须量入而出，而这个入和出的渠道，如今全数由皇家银行经手。
同时，还得与工坊城铸币局沟通，而铸币局每年铸造钱币的数量，又是粮本位，又需要跟民部勾连…～
如果内阁是一统的，或者说整个内阁的政见一致，处理问题的方式也一致。那么，留给赵曦的只有处理结果，不管任何事，他只能看到处理结果。
可异论相搅的存在就会让这些朝政不一样了。
内阁在处理分管衙门的内部事务时，不需要沟通协调和配合，完全可以依自己的思路解决。
可一旦需要其他衙门配合时，有争斗的内阁才能有首相和君王发挥作用的余地。
而掌控朝政的另一个方式，则是各衙门主官跟内阁成员的互不统属，也就是三级决策的制衡关系。
这样的体制，将把所有的政务直接在事务上体现，尽可能的撇开人情的干扰。
用后世的说法就是，赵曦紧紧抓住人事权和财权，把事权放下去。而放出去的事权，赵曦依然紧紧的把握着关键环节的裁决。
因为事权也在这体制和职能中划分了。
议政是按职位确定的，可担任议政职位的臣工一样由君王做主。
赵曦不需要掌控太多。就比如这第一次议政席位的人选…～
韩缜主讲武堂，王陶主工坊城，吕公著入枢密院，薛向直管皇家银行、国营寺，即便是不管事的苏颂，依然牢牢掌握着铸币、军备，李诫兼任工部和工坊城，统管着国朝的轨道和营造。
苏子元知云州，领雁门之边境的新军，高敬贤任环庆，曹霖主汴梁城防，折可行知河北道兵事，种宜率鄜延路驻军，高遵裕于掌秦州之军伍。
整个议政席位中，绝对忠诚服从官家的不算多，可从职能上看，从边州到汴梁的驻防，从贯通国朝的轨道运输到主导国朝命脉的货币，从军伍的管辖权到军备的保障，任何一项对于国朝都是至关重要的。
不必说苏辙、章惇之流，也不必说经过讲武堂回炉重造过的监察衙门官员……
这不是说赵曦没有安全感，而是他要为后世的帝王子孙做个样板，用实例来告诉他们，作为君王应该怎样掌握朝廷。
所谓掌握人事权，没有一个君王能完全的熟悉朝堂的所有臣工，那就需要把自己熟悉的信任的，安排在至关重要的位置。
所谓的财政权，也同样不需要一个君王去过度的关注财货，而是需要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
第601章 醉话
议政席位确定，同大宋官制改革和三级决策制方案一同昭告天下了。
这就预示着，大宋要真正的进入赵曦时代。登基即位近十年，赵曦方才用另外一种方式，从另外一个角度调整官员。
他跟前几代都不一样，不是只针对政事堂，而是从上而下，一直到地方州府郡县，甚至涉及到了吏员一级。
这就是最大的不同。
这一次的调整官员，对赵曦而言，他是在宣扬一种理念…～一切都基于政务！
这也是他之所以在即位近十年后，才大动国朝官场的原因。用十几年的时间，间断的推出新法令，新政策，还有辽夏配合着有了一次大战事。
这十几年，从青苗法、市易法，赵曦表达了自己重视经济也就财货之道；用工坊城创新产品到国营寺，赵曦表达了他促进产业发展的思想；用讲武堂和筹建新军，表达了他对军备和军伍的看重。
同时，他兴建贡院，拉拢加封曲阜孔家人，告诉天下读书人，他赵曦对文教依然推崇。在一定基础上，他用法令的形式，将三年大比定为永例，不因皇家或者朝廷任何原因而停止大比。以此收拢读书人的心。
而支持王韶开边河湟，鼓励西军在跟西夏的疆域问题上得寸进尺，并且倾国朝全力，同时对辽夏开战并取得大胜。充分显示了他开疆扩土的野心。
这一连串的操作，赵曦始终遵循一个让朝臣由被动变主动的原则。
任何时代，任何环境，都脱不开追求利益的本质。赵曦正是基于这点，才可以实现所谓的大变革。
从赵曦第一次南征开始，他就一直在向整个朝堂分享着利益，从未改变过这个初衷。
皇家银行、工坊城、铜铁矿城、石炭资源，包括新疆域的土地。所有的国朝红利，一切都是共有。
甚至连监察衙门的推行，都似乎是为解决朝臣子孙出仕的难题。更别提新军模式将国朝所有的武勋世家全数拉到了一艘船上……
“事情到了一定程度，即便是发现，却已经无力改变了！”
韩琦又一次造访富弼，还要求富弼的家人退避，就留下他跟富弼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