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浙东匹夫
兵部还是兵部，吏部还是吏部，这两个不变。
刑部改名为法部，以后就不光管刑律司法，也管民商事纠纷的司法，只是所有的审判工作，不再以公权力处罚犯罪为目的，一部分只是仲裁协调民间钱财纠纷。
户部拆分为民部和财部。这个不用多说，终于把收税和户籍管理人口管理拆开了，管人的专管人，管钱的专管钱。
工部拆分为工部和商部。把工部原本的车船营造和交通运输权限拆分出来，交给类似后世商务部的部门专门负责，而工部本身可以再增加一个对国内工业建设规划管理的职权，类似于后世工信部、工商管理局的一些职权。
同时拆出来的这个类似商务部的部门有了权限，就能专管对外贸易进出口、发展航海殖民事业，算是把大明的开眼看世界工作，直接提升到一个独立的部的级别，可以有自己的政绩追求。朱树人相信这一拆，绝对可以把海外开拓工作的力度大大提升。
吏、兵、礼、文、藩、法、民、财、工、商。
这十个部，再加上独立于十部系统的内务府，一共十一个部级单位，在按照旧法，把每个部的尚书都拉入内阁进行政务讨论，就显得过于臃肿了，议政效率也会低下。
而且考虑到越到近现代，工作专业跨度越大，跨部门跨体系调动官员，很容易出现“外行管内行”的问题。
将来的官员，可不仅仅是只会读四书五经的腐儒了，你得懂越来越多的专业知识，很多时候在一个岗位上的工作能力是不能简单迁移的。
所以，朱树人就指出，一定要避免“鸡同鸭讲”、“外行指挥内行”的问题，不能再把十一个尚书级别的官员，都拉进内阁和稀泥讨论。
而最终讨论的解决办法，也是在各部之上，再设置“内阁协理大臣”，类似于此前的“内阁次辅”，只不过现在的内阁协理大臣可以有三到四个，然后不再是平等的乱交叉协理，而是分工明确，每个协理大臣只针对性分管某几个部（类似于后世副职的协理大臣，有些分管科教文卫，有些分管外交）
四位内阁协理大臣，第一位分管礼、文、藩三个部；
第二位分管吏、法；
第三位分管兵、商（就是把对外航海殖民跟国防交给同一个协理大臣管，这是考虑到这个时代的殖民多是武装殖民，不是和平做生意，需要武力保护）
第四位分管民、财、工、内务府。
如此一来，内阁首辅改名为“内阁总理大臣”，下面副职的有四位“内阁协理大臣”，这四位内阁协理大臣再各自分管两到三个部级单位。
十一个尚书级别的存在，以后就不再直接进入内阁了。
但是特殊情况下，会允许内阁总理大臣或者内阁协理大臣同时直接兼任某一个部的尚书。如此一来，如果一个尚书同时又是内阁大臣，那他还是可以入阁议政的。
制度定下来之后，为了让新制度能顺利过渡，不至于遇到阻力，首批的人选自然也要慎重。
朱树人本人其实已经好多年没有到前台直接执政了，他原本也不是很在乎这些名分，他就想让张煌言直接从内阁首辅转为内阁总理大臣。
但是张煌言坚决推辞，说改革之后，内阁大臣的权力其实比之前又有所提升。在这种变法的关键时期，需要更镇得住场面的人来站台。
最后隐退数年的朱树人，只好勉为其难，先来充任一下大明的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为这个岗位站站台，增加天下人民的信心。
他是不在乎的，但天下人民逼着他来安定人心，他也没办法。
朱树人之后，四位内阁协理大臣（排名分先后，越靠前的权力越高）分别是：
内阁第一协理大臣张煌言，分管吏部、法部工作；
内阁第二协理大臣方以智，分管民部、财部、工部，内务府工作；
内阁第三协理大臣郑成功，分管兵部、商部工作；
内阁第四协理大臣顾炎武，分管礼部、文部、藩部工作。
上述权力结构的调整，最后在小康十五年内全部完成。各部衙门和班底也顺势完成了拆分和重组，该新增人手的新增人手，该引入专业人才的引入专业人才。一切都非常顺利。
第五百一十九章 噶尔丹之祸
小康十五年，就因为胡克发明了类似纽科门蒸汽机的玩意儿，诱发了大明一连串的科研文教新建设高潮、制度完善高潮。
这一年最终在忙乱的立法革新和行政部门机构调整革新中，匆忙结束了。
已经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了六七年的大明朝廷，也再次变得算是能折腾起来，搞了一些新政推进的三把火，扫除了不少积弊。
而其他原本已经落实的新法，自然也有条不紊继续推进，没什么好赘述的。
一年多的制度革新忙乱期之后，随着时间来到1678年夏天，一个已经被大明久拖数年的边患问题，也终于严重了起来。
那就是位于大明西北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在大明忙于内务的情况下，终于抓住了数年的窗口期，吞掉了一些周边的势力，变得渐渐有独霸西北的趋势。
大明方面，其实早在三五年前，就听说了噶尔丹的动向，但当时大明朝廷觉得噶尔丹还不成气候，适合再放养一下，便于将来“驱虎吞狼”。包括朱树人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他还劝住了皇帝儿子，最后就暂时搁置了下来。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大明国力还没彻底恢复到巅峰状态，此前打趴缅、越和击败吕宋的西班牙人后，为了进一步改土归流、掌控南方领土，花了太多精力。
也就怕对外扩张太快消化不良，暂时隐忍先多消化消化。
五年前，大明第一次听说噶尔丹的威胁，是1673年、噶尔丹刚刚对罗刹国结好互市，并随后北征攻破了鞑靼蒙古的另一部“和硕特部”的时候。
具体年表时序大概是这样的：1670年的时候，噶尔丹的亲兄长、相对亲明的原准噶尔部汗、僧格台吉，被人暗杀了。准噶尔部发生了内乱，随后噶尔丹花了一年的时间，在1671年勉强自己称了准噶尔部的汗，开始接权继位。
当然，他要继位，也不是所有人都服他，所以从1671到1672，打了一年多的准噶尔部落内战，才算把反对派干掉了，统一了本部。
但是在他灭掉部内反叛者的同时，一部分反叛者也逃出准噶尔投靠了西鞑靼蒙古的另外一部，也就是和硕特部。
当时，准噶尔部就位于后世地理课教的“准噶尔盆地”附近，也就是后世的乌鲁木齐周边盆地、草原。
而和硕特部的领地在准噶尔部西北边，位于天山以北，也就是后世的阿勒泰、克拉玛依这些地方。甚至还往西延伸到了后世哈萨克境内、一直到巴尔喀什湖一带（从汉代开始汉语称巴尔喀什湖为“夷播海”，一直是汉唐等时期西域都护的天然边界，后来晚清才被割的。）
噶尔丹为了追杀准噶尔部逃出去的叛徒，在1673年就开始跟和硕特部分分合合，有时谈判有时厮杀，后来因为直接打打不过，噶尔丹就下了一个重大的决心，当了西北地区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汗王——
噶尔丹选择了和罗刹国联盟通商，并且约定跟罗刹国南北夹击和硕特部，还许诺一旦能灭掉和硕特，就跟罗刹人共分其土地人口牲畜。
罗刹人当时也正想在天山以北的中亚草原上扩张，就跟噶尔丹一拍即合，卖给了噶尔丹很多新式火枪，还包括罗刹射击军的最新制式装备，甚至还帮助噶尔丹武装了一支用骆驼驮着小型火炮的驼炮兵。
而同时期和硕特部等其他鞑靼人，显然缺乏“开眼看世界”的远见。原本大家实力差不多，都是骑射立国，准噶尔部突然开挂有了火枪骑兵和骆驼炮兵，和硕特人还怎么打得过？
于是短短三年，从1674年开始，准噶尔一转此前对和硕特的颓势，打到1676年，竟将和硕特人和其他一些部族都推平了，彻底掌握了后世整个疆地和一直到巴尔喀什湖的哈萨克斯坦一部分。
当然，前年和硕特部被灭的消息、最后在次年上半年传回南京时，大明方面对此并不担心。
因为大明朝中重臣普遍还觉得，如果大明无缘无故去征服西北，那么肯定会引得所有鞑靼人同仇敌忾拧成一股绳对抗大明，那样大明付出的代价只会更大。
现在准噶尔部肯拉这个仇恨，先把其他部杀得惨不忍睹、让其他部的亡部遗民心怀怨恨，那么当大明打过去的时候，这些人就会感谢大明解救了他们，也就能跟东部地区的蒙古部落如察哈尔、科尔沁一样，臣服于大明，接受统治。
所以，大明就任由准噶尔部去演白脸、让鞑靼人自相残杀、拉仇恨，并不担心。
大明要担心，起码得等到准噶尔部扩张都扩得差不多了，扩无可扩没有更多敌人可以得罪了。
这时候再来得罪大明，大明再名正言顺同仇敌忾对外反击，把刚刚久战多年疲惫不堪的准噶尔人灭了，收获对其他部族遗民的恩惠。
反正，只要准噶尔还在扩张，还在征战，还在得罪更多人，大明就不用急。
1676年那一波警告，大明选择了按捺，如今又两年多过去了，准噶尔部终于天欲其亡、必令其狂，又多招惹了几个敌人。
而且噶尔丹在两年的连续征战中，靠着罗刹火枪和骆驼炮，又很快就即将把一个个只用原始冷兵器的敌对部族干掉了。什么鞑靼杜尔伯特部、辉特部等漠西蒙古小部，全部被灭。
今年，也就是1678年，噶尔丹再次疯狂地开启新一阶段扩张：他想起六年前跟他争夺位置的敌人中，有一个叫卓特巴巴图尔的，以及他背后的鄂齐尔图汗，在当年兵败后逃去了青海，在那里联合当地势力重新休养生息，试图东山再起。
噶尔丹就先下手为强，在统一疆地和东哈萨克后，兵锋调转南下，开始进入青藏高原。他横扫了南疆与青海交界的叶尔羌汗国，又转攻疆地与青、藏接壤的一些小部落，追杀鄂齐尔图汗。
被他灭掉的那个叶尔羌汗国，据说还是当年跟元朝并列的“察合台汗国”的正统后裔，成吉思汗时的四大汗国之一的后裔，如今也被准噶尔部摧枯拉朽干掉。
而从青藏疆交界地带传回的军事情报，当然不可能立刻就送到大明这边，因为大明在当地也没有建立统治。
明朝时，在青海是有一定的行政力量的，但也仅限于河湟一带，也就是黄河上游和支流湟水，最西的实际统治不超过青海湖，其实汉唐的时候也是这样。再往西那都是名义上的羁縻。
噶尔丹入寇青藏的消息，足足花了三个月，到这年六月份时，才传到大明实际控制的西宁卫（西宁卫再往西，到青海湖沿岸，在明朝时就属于“乌斯藏”的范围了，不是大明流官直辖）
而到了西宁卫之后，后续的路倒是快了一些，按照每日三四百里的正常加急军情往回送，一个多月就到了南京。
……
然而，噶尔丹入寇青藏的消息传回时，时机却是非常不好，大明朝廷根本腾不出手去对付他。
原因无他，只因小康十六年，大明刚好发生了全国性的大旱灾，自顾不暇。
如前所述，历史上康熙十七年、十八年的时候，就发生过全国性大旱灾，而且是连着两年的“南北皆大旱”。其中康熙十八年还出现了河北地区的大地震，造成水量不算多的黄河仍然决堤了，死伤损失无数。
毕竟哪怕是小冰期最炽烈的时期过去了，但天灾也不会连着十年八年不出现的。
历史上康熙前期，基本上还是每个地方平均有两成的年份有大灾，剩下八成的年份能勉强过得去，或者风调雨顺，也就算很不错了。
而这些自然环境气候变化，并不能被朱树人的蝴蝶效应改变，所以对应到如今的大明，小康十六年和十七年这两年，也就应了康熙十七十八年的连续灾害，堪称朱慈煜登基以来最严重的年份。
考虑到古人多多少少有点迷信，大明就算普及数理教育、推广新学，但是从南京大学建校算起，至今也不过才第九年。全国的数理人才缺口依然巨大。
这样的情况下，皇帝能不下罪己诏、不把天灾往身上揽就不错了，但哪里还能对外用兵、穷兵黩武呢？
于是，听说叶尔羌汗国覆灭、乌斯藏地区其他一些部族汗国被噶尔丹侵扰，大明也只能先忍了。
最后经过合计，只是让顾炎武派藩部的人去“调解和谈”，本着“乌斯藏地区，不少汗国、部族是对大明称臣的，希望准噶尔不要不知好歹，不要把追杀鄂齐尔图汗的打击面扩大化”，去劝准噶尔人好自为之。
否则，大明作为天下共主，肯定要为向大明藩属朝贡的小弟出头！就像八十年前倭寇侵朝、大明为朝鲜出头一样！
大明这边，得到乌斯藏出事的消息，是这年八月份，讨论出结果，最后派出使者，已经是十月份了。而考虑到冬季高原的严寒，使者也不可能冬天上青藏高原。
所以最后使者走到兰州卫时，就已经是隆冬腊月。来年开春后才继续西进在这一年的初夏才跟准噶尔部的人接洽上。
大明使者把狠话一撂，好在如今的噶尔丹倒也不傻，他也知道不能同时树敌太多，就欺骗明使、虚与委蛇，
表示他一定不会侵略无辜的乌斯藏地区小国，只要他能追杀杀掉鄂齐尔图汗本人以及他的家人，他就会收手，不再穷兵黩武扩张祸害无辜。
大明使者暂时也抓不到他其他罪证，看着噶尔丹都肯白纸黑字盟誓保证，也就只能先信了他，拿了噶尔丹的保证书重新回南京复命。
……
以噶尔丹这种完全讲丛林法则、拳头硬就是道理的蛮夷脾性，
他对大明赌咒许诺发誓的保证，最终当然是毫无价值，简直就像是放了一个屁，比司马懿指洛水放屁都更没信用。
所以明国使者走了之后，他在1679年当年年底之前，就追杀成功了鄂齐尔图汗本人，还杀掉了他所有有名的、成年的儿子，按说已经把鞑靼人内部之间的派系彻底统一整合了。
然而，因为在追杀鄂齐尔图汗的过程中，鄂齐尔图汗肯定也有拉拢一些乌斯藏当地的小国、部族跟他联手，或是拿出最后的重金财物收买当地人。
因此当鄂齐尔图汗死时，肯定还会产生新的跟噶尔丹有恩怨矛盾的新势力新汗国。就像是沾染扩散一样。
噶尔丹正在国势蒸蒸日上的上升期，他怎么肯就此停手？
所以他当然选择了继续扩大化侵占，继续烧杀掳掠征服，在短短一年之内，把西边半个青海都完全收入了囊中，
还往雪区渗透征服、收臣服小弟，至少逼迫得几个乌斯藏小国部族改为向准噶尔称臣，而不再是向大明称臣。
……
事情到了这一步，噶尔丹背信弃义、赌咒发誓如放屁的嘴脸也算是彻底暴露出来了。
只不过1679年这一年，大明刚好是“连续南北皆旱”的第二年，还碰上了河北地区的震灾，情况比前一年更恶化，大明仍然腾不出手。
此前小康十六年1678的灾害，好歹还能靠大明比历史同期清朝强得多的水利设施，稍微扛过去一波。
因为再前一年雨水是比较多的，大明各处疏浚灌溉的池湖好歹有丰富的蓄水，能保证1678年的夏粮至少能收上来一大半，只是那年的秋粮，因为蓄水彻底用光了，没办法，才出现了一半以上的减收，部分省份甚至绝收。
幸亏大明此前底子厚，百姓也有余粮，才没出现成规模的饿死人问题。
但是到了1679年，因为前一年也大旱，连着旱，那就不是水利设施能救的了，北方部分省夏粮就绝收了，南方则是减产严重。反而靠着最后入秋时开始下雨，勉强靠补种抢种越冬作物，能有一口吃的。
而最严重的还是河北，因为有震灾并发和黄河被震决口的问题，震死淹死十余万人（历史上康熙时统计地震和决口直接死亡就有二十多万），因为局部地区行政体系的崩溃，没法组织有效的开常平仓赈灾，饿死的也有二十来万。
整个河北全境加上河南北部濒临黄河的地区，一年死了三十多万人，这已经是大明尽力挽救的状态了，占到当地人口的百分之五以上。（平行时空的康熙至少死了河北百分之十几的人口）
只能说生产力太不发达，面对连续天灾确实没法抵抗。大明已经比清朝同期做得好很多了，至少往年小灾都顺利应付过去了。
连续的灾害，让大明自顾不暇，朝廷不得不下诏施恩，连续两年免除全国的田赋。这对于朝廷养兵的军粮支出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等于两年内朝廷一颗无偿的粮米都没征收，只靠陈年存粮和话丁税银钱买来的粮食给军队、服徭役人员和官吏发口粮。
最后，为了减轻压力，军队也不得不减少了一半的训练量，减少了巡逻。
让军队自己屯田多种植一些生长周期短、耗水量不多的耐旱短平快蔬菜，补贴口粮需要。而朝廷的存粮，只能用来优先保证官吏和徭役人口的口粮了。
军队的营养水平下降，半粮半菜地扛了两年，训练也稍稍废弛了一些。
第五百二十章 行百里者半九十
连续的灾害，让大明在小康十七十八年只能选择保守应对一切非必要挑战。
而进入小康十八年、也就是1680年之后，因为前面两年的大灾，朝廷还要继续减税。只不过不是全国范围减税了，只针对前两年灾情特别严重的省份，继续延免一年。而受灾不那么严重的省份，这一年开始已经必须纳粮了。
但如此也没能让朝廷的府库重新充盈起来，征收进来的粮食，只够刚好平进平出维持官粮役粮军粮的开支。
只能说，连续两年全国性范围的大灾，至少还需要灾后再休养生息两年，才能勉强缓过气来。
1681年，小康十九年，全国终于全面恢复了正常赋税，开始把前些年少了一大半的常平仓重新增持库存，但也没法恢复到连续两年大灾之前的水平，这时候也就没有足够的军粮发动数千里的远征。
1682年，小康二十年，总算遇到了一个还算风调雨顺的年景。朝廷也趁着难得的“谷贱伤农”倾向，加大力度出钱收购余粮，总算一鼓作气把常平仓恢复到了正常水平。
不过代价则是朝廷的金银铜钱支出非常多，当初十一年前打下马尼拉时从西班牙人那里抢来的金银余额，基本上都在这波全国大灾后的重建储粮中花光了。
当然这样惠民仁政的举措，对于收拢民心，争取百姓对大明的向心力，以及强化上上下下对于变法改革的支持力度，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朱树人钱虽然花了，但他的各项立法和改革进度却大大加快了，原本觉得需要五年的《垄断法》立法，最后在三年内就完成了。而如今第五年，已经把《大明民律》的主体修得差不多了，比原计划还早了三四年。
天下百姓对于大明军队的支持力度也提升了不少。军队的荣誉感也与日俱增，原本因为大规模战事结束已经多年，新一代成长起来的年轻士兵并没有当初灭清战争中刀头舐血老兵的士气和军纪、胆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