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浙东匹夫
然而，天下看清他实力的人，当然都不会跟着他干。只有刘良佐、许定国是铁了心当汉奸，知道南京朝廷不会饶恕他们。而连山东半岛的刘泽清，都选择了观望。
文官当中，只有阮大铖这个士林败类、历史上的大汉奸、后世能被桐城、怀宁两地地方志争相推出去不承认他是本地人的极品，选择了带头拥护福王，并且居然直接被福王封为了伪大学士。
（注：阮大铖的问题，前面提过，再提醒一下。后世怀宁地方志说阮大铖是桐城人，桐城地方志说阮大铖是怀宁人，两个地方争相对骂，都说是对方的土地养出了这种大汉奸。
直到21世纪百度百科词条都不敢写他籍贯，点开词条修改记录，都可以看到好多轮申诉对骂质疑。一写是桐城人，当代桐城人就有申诉的，一说是怀宁人，当代的怀宁人就申诉，只好不写）
连阮大铖的知交好友马士英、正牌凤阳总督，都觉得这事儿实在玩大了，没希望，试图南逃撂挑子谢罪，但是被军头刘良佐扣住软禁了，作为一块招牌还要用用——这里不得不提一句，马士英这人，倒也不算本性太坏，只是他利益被阮大铖绑定了。
历史上马士英虽然拥护了福王上位，但也不算一开始就这么想的。一开始马士英是尝试过跟史可法合作的，但问题是兵荒马乱的年代，军队里的桀骜之辈不是文官能彻底控制了。
马士英也是看到刘良佐乃至历史上的高杰刘泽清等人已经磨刀霍霍要立从龙之功了，他怕被下面人甩开独走抛到对立面，不得不事到临头投机了一把。
但现在形势这么差，马士英也不傻，他知道福王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且要在凤阳称帝，这地方毫无战略纵深，被闯贼、鞑子和南京朝廷三方包夹，怎么都是死，他为什么要跟着死？
可惜，他的试图逃跑抗拒，最后也验证了这个时代军头的失控，刘良佐竟然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老上司捆了强行当招牌。如此一来，就算将来查证马士英没有参与，但一个无能约束之罪是免不了的，能罢官流放留一条命在，就算南京朝廷宽仁了。
……
福王在淮北仓促折腾，试图据中都凤阳称帝的同时，因为消息阻隔，朱树人已经千里急进，从湖广南部带兵突入两广，开始清算另一路反贼了。
还别说，两广地区有一位藩王靖江王，还真是头铁。这位靖江王都不是朱元璋的子孙，初代靖江王是朱元璋侄儿朱文正的儿子，传到崇祯年间，已经是第十三代，名叫朱亨嘉。
历史上，这位朱亨嘉在福王政权覆灭后，还跟着唐王、鲁王争夺过正统，在两广自称监国，最后还试图称帝，随后被推翻杀了。
如今，因为蝴蝶效应，朱亨嘉在跟南京朝廷产生冲突、抗拒不朝的情况下，被福王瞌睡递枕头，就顺势狼狈为奸，
他自己依然称监国、但尊福王为帝，只是因为南京“伪朝”隔绝南北，导致身在中都凤阳的皇帝没法直接行使对两广的政权，就由他这位监国代监两广。
因为准备得比历史同期更充分一些，加上有福王的势力帮着渗透串联，朱亨嘉还真就闹出了比历史同期更大一些的声势。
因为他的突然偷袭、挟持地方督抚大臣，两广总督丁魁楚竟然被偷袭俘虏了，朱亨嘉还一度争取到了上万人不明真相的部队愿意拥护福王。
（历史上是丁魁楚俘虏了朱亨嘉，但丁魁楚这人也没什么本事，算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清军一到他就投降了，还把收缴的两广诸王财物黄金二十万两、白银三百万两献给多铎／李成栋）
这些小人物的蝴蝶效应也不重要了，反正就是朱亨嘉和其他两广藩王与无能总督狗咬狗两败俱伤的戏码。
而朱树人带着天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来时，仅仅小战一两场，久不经战的两广卫所兵很快崩溃，直接选择了重新投降朝廷。
朱树人前后花了不到一个月，连跑马圈地在内，就占领了从广州到桂林各地，好生清算了一遍。
朱亨嘉也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活不了，怕遭受酷刑，在被俘前选择了自尽。而被他俘虏的两广总督丁魁楚，也被绝望的乱贼心腹报复杀害。朱树人只好请朝廷再派一个新的总督过来。
当然，如果潞王岳父觉得烦，没有合适人选派不出总督，那也没事，反正一个省有一个巡抚就够治理了，总督本来就不是必选项，还可以让他朱树人兼督两广的嘛。
短短一个多月，两广剩下的藩王和总督丁魁楚麾下一些被朱树人盯上的、他前世能在历史书上记住名字的大汉奸，就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再合法不过地消失了。
历史上会被丁魁楚献给多铎和李成栋的那二十万两黄金、三百万两白银的诸王逆产，当然也都被朱树人没收了。
立下这平叛之功，朱树人回武昌之后，应该也可以被名正言顺加官进爵了吧。
第三百四十八章 完成备战
朱树人平叛回返，这事儿说起来轻松，但实际上花费的时间，林林总总都算上，也占用了好几个月。
福王被戳穿嘴脸是在五月下旬，正式扯旗和两广那边靖江王响应，分别在六月初和中旬。
朱树人直接进行军事打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从湖广行军南下，大军调度，前后也要占用个把月时间。在两广地区，哪怕是跑马圈地一般把涉及叛乱的州府转一圈，也要个把月，最后回程行军也要一个月。
所以，哪怕朱树人是稍微打了点提前量、提前备战启动南下，最后打完仗也已经是七月下旬，最后回师武昌已经是八月过半。再要把部队重新部署到信阳、襄阳一线前线，那就差不多是八月底了。
毕竟小十万人的部队调动，可不比轻车简从的赶路，日行七八十里都算快了。再加上靖江王叛乱发生在夏天，两广炎热非常，
这一仗军事上难度不大，部队疫病导致的临时减员却不少。回来的部队有数千重病员需要卧床休养逾月，轻症热带病患者也得歇个十天半月才能恢复战斗力。
林林总总算下来，朱树人也只能做到参战部队在八月底全部布防到位、九月份彻底恢复战斗力，所以留给他的时间实在是不能算多。
好在，此战也不用调动朱树人过半的兵力，还是有不少部队能轮换修整的。
而内政方面，朱树人从三月底回到自己总督的辖区后，也一直没闲着，始终有趁着崇祯死后这个窗口期，进一步扎实种田、扩大攀科技的范围。
从三月到八月，加上去冬今春的建设，方以智和宋应星等人在武昌也是颇有成果，改良了好几种新武器和生产科技，也算是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战争做好了准备。
朱树人阵营此前的火炮科技，就已经比较发达了，因为打流贼的战争中，这些大炮也能用上，还能用来攻取坚固城池，所以朱树人从两三年前开始、刚刚坐镇武昌当上巡抚开始，就已经在坚持不懈点火炮科技树了。
朱树人阵营的红夷大炮，基本上是在先仿制同期西方最先进水平（最初是以1633年料罗湾海战郑家水师烧毁俘获的那两艘荷兰盖伦炮舰上的荷兰原版炮为模板）的程度上，换上大冶铁矿、铁厂生产改良后的新式炼铁高炉、预热风炼钢炉所冶炼的优质材料，进行生产。
此后又循序渐进改良，不过再没什么质变，无非吨位射程威力这些指标渐渐略微提升，再就是努力搞出了开炮前预点燃引信的初代开花弹。
最近这十个月里，火炮科技的新进步，主要是体现在开花弹的预点燃引信又有了一定的改良，可靠度进一步提高，减少了哑弹率和炸膛率，其中细节自然是非常艰辛，宋应星都六十多岁的老头儿了，也不知道抓掉了多少头发，朱树人也没空了解其中曲折。
相比之下，原始引信导致的哑弹率这一指标，在后续研发努力中，还是比较容易降低的。
而炸膛率就比较复杂，因为这个指标跟开炮时的动作快慢、操作是否走形、还有很多复杂的实地战场因素都有关系。
只要火炮使用的还是定时引信，就会因为各种各样的意外战场拖延，导致炮弹还没射出去，就直接在炮管子里炸了。
宋应星当初对这个问题久思无果，最后还是思维上更加高屋建瓴的方以智帮他开拓了思路，觉得应该再研发一种发射步骤更加简短、发射流程更不容易被意外打断的简易火炮，来专门适配开花弹。
当然，新炮就算开发出来后，也是允许现有红夷大炮继续使用开花弹的，只是效率和可靠性会略差一些。
而这个思路的最终产物，其实点透了也没什么，无非就是把早就适用于原始开花弹的老式臼炮，重新改良一下，用新材料铸造，管壁更厚实一些，管径却要粗短，降低膛压。
说白了，就是弄一个大号的重型攻城迫击炮，彻底放弃精度，没法瞄准射击，只能是对着固定目标慢条斯理轰的那种。
相比于已经进步缓慢的火炮科技，朱树人军在火枪科技方面，过去十个月倒是颇有全新的建树——
如前所述，朱树人掌兵以来的四年，早期火枪科技总是专注于霰弹喷子，其后更是把低膛压短射程高射速这几项指标发挥到了极致，先后弄出了纸弹壳／蜡弹壳定装喷子、后装双管喷子、转轮手枪喷子……
之所以当年专注于喷子，也是因为朱树人对自己的敌人定位很了解。他升官掌权的最初三年，就是完全不跟鞑子交手，专杀流贼的。而流贼部队普遍无甲，至少甲胄不够精良，随便一些铅珠铁渣只要够密集，都能打得革左五营张献忠李自成部哭爹喊娘。
所以朱树人前些年就只要追求火枪的火力密度就行，对射程和穿甲率都几乎不考虑。
但是，自从去年冬天以来，朱树人也已经意识到了对手即将出现变化，所以这十个月里，他对喷子科技没有再给任何大额投入，只是顺其自然发展，
而把绝大部分火枪科研经费、资源，都投注到了前装、尾部封闭式的高膛压传统燧发枪上。至于研发的基底，自然还是从传统发射独头弹的鲁密铳和斑鸠铳，进一步改良。
之所以科技树侧重有如此的倾斜，也是因为朱树人了解自己的敌人——即将要面对的，可是凶残的鞑子，而清军绝不是很多小白文里说的那样装备简陋的游牧骑兵，到了崇祯死时，清军的铁札棉甲普及率已经极高，八旗骑兵几乎人人都有重甲。
历史上清军的红夷大炮数量，也是天下各方势力中最多的，如今这个时空才因为朱树人的蝴蝶效应，变得大炮数量不如朱树人军多。
所以，再指望专屠无甲轻甲的小铅珠铁渣喷子大显神威，那是不可能的。对付清军骑兵，必须强调弹丸的单发破甲伤害和射程，走回传统前装高膛压燧发枪的老路。
好在朱树人眼界开阔，这个科技树虽然此前没怎么点，但他至少不会重复闭门造车，有同时代最先进的同类武器为基底，继续往上打磨，
再用上大冶铁厂最新最精良的钢铁材料、再加上一点现代的标准化思维，方以智和宋应星在大半年的努力后，大致造出了类似于后世法国18世纪沙勒维尔系列前装燧发枪水平的枪械——
也别觉得这些武器有多高大上，只要材料科技上去了，标准化程度上去了，再砸钱砸资源，以1630年代燧发枪为基础，开发出沙勒维尔步枪并不是多难的事情。
历史上法国人的沙勒维尔步枪系列（有些音译叫夏维尔，一个东西，这个系列一直用到拿破仑战争前期），也算是非常经典了，首款诞生于1717年，后世就称为1717型，比明末西方最先进的火枪，也就多领先了八十年而已。在工业歌命出现之前，八十年根本不算久，科技进步也不明显。
不过1717型沙勒维尔，还没实现标准化的思维，所有的枪械连尺寸长短、口径都无法精确统一。真正实现标准化的，已经是1728年第二版的改进型。
而朱树人有现代思维，对于标准化、后勤简化当然是非常重视的，加上他在大冶铁厂这几年，基础打得好，所以方以智搞出来的初代版本，就已经全面超越了法国1728款沙勒维尔的水平。
另外，朱树人军此前在研发喷子那些年里，积攒下的火枪配件技术，都是可以无缝衔接移植到新式前装步枪上的，比如刺刀之类。
法国人历史上在1728型沙勒维尔上，依然用插进枪管的刺刀，朱树人军却几年前就改用套箍式刺刀了，可以确保上刺刀后不影响继续开枪。法国人却要在1756－1763年的欧洲七年战争中吃了亏，才开始改用套箍式刺刀。
另外，法国人的前装火枪，一直是把压紧火药的枪管通条，用扣环的式样固定在枪管以下部位，每次装火药后压紧，最后一下都要把通条重新从枪管下面的两个固定小孔里穿回去，下次装填又要拔出来，比宝剑入鞘出鞘还麻烦，慌乱中还容易瞄不准捅到手。
朱树人这边，因为有更好的弹性钢材，方以智直接设计了一个卡槽式的通条固定器，用完后直接往卡槽里一卡，比小孔固定能多节约三四秒取放时间，也算加速了装填。
总的来说，在新的大战来临前，大冶兵工厂总算是造出了一款水平全面介于沙勒维尔1728款与1763款性能之间的新式燧发枪，而其中用到的钢材，甚至比法国1763年的还好，枪管通条等小结构优化也比沙勒维尔1763还好。
或许等这款新式武器大规模上战场、经过实战检验、总结经验后，朱树人军也能造出所有方面都全面超越沙勒维尔1763款的步枪，那样他的火枪兵就彻底达到了拿破仑战争开战初期的科技水平了。
有了标准化的、划时代的新式武器，自然也不能再用原来的鸟铳鲁密铳斑鸠铳之类杂牌名了，朱树人直接就把这种新式步枪取名为武昌造，当然在更多第一批被发到新式步枪的将士们口中，他们更喜欢把这种武器称为“国姓造”。
这些武器在研制的过程中，就有一边小批量试产、测试性能、磨合使用战术，所以从五月份朱树人出兵南下之前，第一批就投产了。
当时产量很小，每个月才造一两百根，边造边优化，到朱树人八月份回来、安顿好部队，已经生产了四个月左右，“武昌造”累计有了大约两千杆的存量。
相比于朱树人经营了三年的武昌府军工产能，每月数百根的速度实在是算慢的，因为原来造鲁密铳和改良鸟铳的时候，当地军工厂已经能达到每月两千以上的速度，今年按说该提速到月产三千，哪怕是生产后装双管枪，也能有每月一千多杆。
所以，按照这个潜力曲线继续挖掘，朱树人相信，此后大冶兵工厂很快就能达到新式武昌造月产一千以上的速度，明年甚至可以扩产到两千。
如果算到崇祯十七年底，朱树人大约能拿出五千杆武昌造，到明年也就是朱常汸继位元年年底，武昌造总量能超过两万杆。
只要给他时间继续种田，专注于南方富庶之地发展军力，积蓄够了力量就可以反推。
对于眼下的明朝政权来说，只要守住跟历史上南宋一样的防线，清人自己就会渐渐崩盘。
因为明末的北方财政一直是入不敷出的，哪怕没有崇祯的搜刮，光靠连续天灾和贼寇杀戮破坏，北方经济都没法自我维持。
历史上，清朝要到顺治八年之后，才算是在北方实现了收支平衡（不算北京城，北京城还是要靠南方财政输送养活的，只是说除了京城以外，其他各省可以自己养自己）
就算如今崇祯死前挣扎少了一点，死得痛快了点，清人也不可能在顺治五年、六年之前实现自给自足，他们唯一的希望是速速南下抢有余粮的地区，抢不到就得自爆。
对朱树人而言，顶住前几波，后面敌人就会越来越弱。
第三百四十九章 继承大统
稳扎稳打一边平乱一边种田，随着时间进入崇祯十七年八月，南明内部总算是进入了一个凝聚团结的繁荣期——
除了两淮的福王伪政权地区，那地方刚刚作乱还不满两个月，因为优先级的问题，朝廷军队还没来得及对那儿动手。
不过军事上没动手，不代表政治上没有拉拢，至少山东总兵刘泽清已经在南京朝廷从海路派出的信使联络许诺下，选择了明确不再依附福王朝廷，还公开宣布认定福王为僭伪。
真正坚持跟着福王混的，文官也就阮大铖，武将也就刘良佐和许定国，再无他人。
福王伪政权囊括的临时统治地区，也就是整个凤阳府、淮安府、山东兖州府位于黄河故道以南的部分，加上河南的归德府，满打满算三个半府而已。这点地盘都敢称帝，也是没谁了。
其中淮安府的地方官员，以及一些刘良佐手下的中层将领，目前南京朝廷还在想办法拉拢分化，想让他们对刘良佐再来一次下克上，朝廷就赦免他们的罪过，这样也能进一步减少汉人内战的伤亡，把更多人和平争取过来。
而山东兖州府那部分土地，倒不是刘良佐打下来的，而是因为刘泽清看到清军南下已经迫近，主动选择了让出运河沿线的平原地区，把主力和嫡系军队的家属人口都迁移到了登莱之地、山东半岛上，以免独自被鞑子主力正面强推。
刘泽清部弃地溜掉后，刘良佐却没处跑，自然要暂时填补占住这块地，以维持自己的防线。被各方势力挤压在这么一块四战之地，他也是有苦难言，甚至都在考虑是否应该把福王卖给鞑子，当鞑子控制的傀儡。
而南方的南京朝廷控制区，不但部队都开始足额发饷、加强训练，士气得到了恢复，农业生产也在得到肉眼可见的优化，可以说每一季都能变点样。
被朱树人推广了三年多的玉米、土豆等物，外加其他优良品种，当初崇祯十三年时，只在随、黄二府推广，大部分留种，此后几乎是每年几倍到十几倍的覆盖区域增长。
崇祯十四年时扩大到当时朱树人控制的全部州府。十五年扩大到整个湖广辖区，以及与湖广交界的河南、江西、南直数府。十六年进一步扩大到四川全境直至汉中。
而今年，当然是在夏粮种植这一季，全面扩展到了江西、南直、两广全境。等于是南京朝廷控制的所有区域，适合种植新作物的土地，都被锦上添花推广了。
只是考虑到地方农民的接受速度，整个学习适应还需要过程，但至少每个省的农民都已经被宣传了一遍，知道了新作物的存在，还了解了朝廷对于种植高产作物的优惠政策。
当然，适合种水稻的土地，依然还是要种水稻，南稻北麦的地理格局是变不了的，玉米取代的主要是跟冬小麦套种的夏粮土地，跟水稻则不存在冲突。
南方被推广地区，也只是原本种不了稻的小块地或者旱地，尽量用玉米土豆利用起来。具体工作自然有新的户部官员推广，如今朱树人的父亲沈廷扬正式当了尚书，他也是很想干一番大事业的，
加上他不需要贪钱，还非常了解账目猫腻，洞察官商勾结的人性，一旦认真起来，虽说不能彻底革除大明贪墨弊政，好歹也能在小范围内尽量让风气稍稍改观，让想做实事的人略有机会伸展抱负。
至于朝廷军队发饷充足，则是靠着朝廷新预征的大笔厘金，以及朱树人去年灭张献忠时遗留的缴获——张献忠死前，事实上还颇为朱树人当了一把干脏活的夜壶，
张献忠杀了那么多藩王，抢屠了那么多富户，最后留下累计近两千万两白银的缴获，都被朱树人吸了。虽然代价是湖广和四川富人人口损失了不少，是抢来的，对经济的可持续性破坏比较大，
但不得不说，如果靠正常征税，四川地区七八年都征不出这么多财政收入，张献忠等于是一口气把那么多年的财税抢了，寅吃卯粮，还没来得及消化就被朱树人剖出来了。
这笔银子一年半载是花不掉的，所以朱树人完全可以靠着这些财富，强撑着南方朝廷的军饷军备至少两年，这样绝对够撑到税制改革彻底平稳过渡。
而南直隶、浙江、江西、两广的明军，在第一次被足额发饷后、而且由户部派出的官员和都察院的监察官员、沈家商会的掌柜账房、亲自到地方核实账目直接发放，明军上下也是气势为之一振，精气神都跟原来吃空饷喝兵血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了。
虽说这种发饷依然可能有猫腻，有户部和都察院人员一起被收买的可能，但是在沈家商会的掌柜、账房监督，沈廷扬的决心之下，多多少少会好一点。毕竟私企老板自己发钱，肯定比国企要对贪墨更不容忍、惩戒更狠。
这种临时性做法也不能长久，只是权宜之计，因为沈家父子很清楚，这种靠增加审批把关环节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始终是治标不治本的，只会让系统冗余越来越庞杂。
就好像电影《战争之王》里尤里奥洛夫那句经典台词：如果基辅又派更多的人来核查、不让迪米特里叔叔卖装备，那就把新来的核查员也拉下水。
明朝为了监察百官弄了锦衣卫，为了监察锦衣卫又弄了东厂，为了监察东厂又有了西厂、内行厂，殷鉴不远，作为读书人，对这种层层套娃的特务政治当然是深恶痛绝的。
事情过渡完之后，这些临时上的手段都要及时废除，这就好比过河的时候摸着石头避险，不能摸石头摸爽了一直泡在河里不走了。
……
财政农桑军心军备都得到稳定发展后，南京朝廷下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也就呼之欲出、浮出水面了：
监国潞王，该是时候正式称帝了。而对于在潞王称帝过程中，帮着稳定运作南京朝廷、对政权过渡有功的文武，也都该论功行赏。
这是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毕竟对面的伪帝福王都称了五十多天了，潞王这边之所以稍微拖一拖，一开始也是想显示“我们尊重先帝遗诏口谕，不会因为某些反贼的举动就改变我方计划步骤”。
毕竟要是福王一称帝，潞王这边十天半个月之内就急吼吼称帝，就显得太被动了，好像是赶时间被迫抢正统一样。
登基大典本身，不得好好准备、至少提前一个月通知、昭告天下？哪有说登基就登基的。
所以，当初听说福王称帝，史可法依然建议先武力把两广平定，然后这边按部就班走流程。
而朱常汸本来也仁懦无野心，怕担责任，一拍即合任由有司安排。
七月份时，南方初次传回靖江王伏诛的快讯后，朝中就又有一群人劝进，朱常汸则再次表示“寡人只是受先帝遗命监国，如今定王、永王依然没有明确死讯，死不见尸，岂可造次”。
如此辞让，也让潞王谦逊的形象愈发人所共知。史可法再次上表，再三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