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浙东匹夫
这些分配到田的流民，好歹上面没有地主盘剥了，个人自耕农直接把租子交给官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所以，沈树人捋完这些数据后，也是暂时没能想通：“仅仅这个征税收租的比例，就能把安置流民直接逼反？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官府好歹还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农具，让他们能尽快生产呢。难道他们原来做百姓的时候，承受的租子会明显比这还少？”
方以智叹了口气，一副“果然你也被蒙在鼓里”的表情：“所以说，问题就出在这儿——后来平定长沙乱贼之后，我多方查问，深入了解他们早年在陕西、河南的民情，境遇，才知道。
在陕西和河南，国税和三饷固然是不会少的，而且因为流民多了，留下的人少，就会被摊派得更狠。所以，在陕西，一个贫农要交给朝廷和官府的部分，只会比我们这儿更多。
但是！在陕西，自从天启年间开始，甚至是早在万历末年，贫农如果是租种地主的田地，他交给地主的那部分租子，已经比南方还低了！而在南方，正常情况下，百姓最大的负担，其实是无地农民给地主的那部分，给朝廷和官府的应该是小头。”
沈树人大吃一惊：“怎么可能？难道陕西的地主良心好，收的租子能少那么多？然后这些人在陕西见惯了‘仁慈地主’，到了湖广就受不了了？！”
沈树人觉得非常匪夷所思，这个说法绝对是超出了他的直觉。
方以智摇摇头：“当然不是靠‘仁慈’了，天下哪有那么多仁慈的地主豪强，靠的就是陕西自万历末年，就人口流亡饿死严重，渐渐地广人稀。
豪强们又控制不住自己的佃户不跑，只好减租子，吸引别的豪强地主手下的农民来种自家的田，于是地主之间互相竞争，农民被收的田租也就越来越低了。万历末年，陕西还只降到农六地主四，崇祯初年就已经进一步降到农七地主三了。”
沈树人恍然大悟：
北方小冰期连年灾荒，地广人稀，那就是地主之间互相卷，抢着吸引农民来种自己的地。
南方相对灾害少人民不逃跑，人多地少，那就是农民之间互相卷，抢着给地主种地。
人多卷人，地多卷地，
哪种生产要素不稀缺就卷哪种生产要素，此自然之理也，MKS都说过。
但很快，沈树人脑中，更大的不理解就冒出来了：地主都减租子了，陕西农民怎么反而更活不下去了呢？李自成张献忠都从那儿冒出来的，这点总造不了假吧？
他也就自然而然把这个问题问了出来。
方以智也似乎早就料到会有此一问，直接拿出来一卷笔记，竟是孙传庭的著作，估计是后世会被收录到《鉴劳录》里的吧，也有可能是《白谷集》，如今还没有正式命名。
方以智把孙传庭的书往那儿一摊，说道：“孙总督早年的笔记，我也读过不少，其中提到他在陕西多年，筹措军粮、督办租税劝农的前后始末细节，有些内容，我原本并不能解，现在才算领会了他的苦衷。
孙总督当年就曾好奇：为何自崇祯初年起，凡他到陕西各处，都看到百姓种地，从不修缮水利，地主想修，也组织不起。甚至百姓种田有不少人还完全不施肥，只是随便撒种薄种，
不出数年，土地肥力丧尽，又缺乏稳定灌溉，旱年彻底荒裂，没了草木根系固定土壤，表层好土都变成浮土，来年水多了又把浮土冲走，然后就变成黄土、沙土。好地变成了烂地。
然后，因为地广人稀，加上民无余财不怕迁徙，走到哪儿都不怕没地种，少数刁钻之徒，一块地祸祸三年变成黄沙土后，就换个乡县当流民，没人认识的地方，再伪装成良善，找新的地主租地，再种一两年祸祸完了再换地方。
说句良心话，大多数陕西百姓，其实一开始本性也是纯良质朴的，他们也不想，但是少数耍诈刁民混在其中，官府又不能禁，而如果有人当了老实人，地主也未必能保证‘我好好施肥维护水利的田地，未来也能一直交给我种’。
说不定他承诺施肥、承诺兴修水利时，问地主要的条件是‘田租只收我两成、或者三成’，地主一开始为了骗人种地时施肥、维护水利，假装答应了。
可一旦土地维护好了，过几年隔壁有流民过来，一开始开价更高，假装愿意给地主四成地租，那地主说不定就‘可怜这些可怜人’，把好地换给他们种了。
原本在这块好地上施肥、维护水利的农民，其‘永久租佃这块田’的利益不得保护，久而久之，大家都只好急功近利，竭泽而渔。无论做农民还是做地主的，都是好人没好报，老实的先饿死，最后近二十年大浪淘沙，陕西全剩黄土，良民贤绅也都饿死，越刁钻越狠毒地越能活下来。”
沈树人听完这番长篇大论，才算是彻底陷入了震惊。他唯恐方以智总结得不对，还专门摊开那本孙传庭的笔记仔细研读对照。
许久之后，他终于确定，这一切，就是后世经济学里几个最简单的效应：
对地主，那是公地悲剧；
对农民，那是劣币驱逐良币。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后世普通看官也都能懂：后世只要在农村待过的，或者至少在抖音上看过农民吐槽农业纠纷的，一般都知道这几点常识。
在21世纪，一般国内租种一亩地，根据地的好坏，最便宜大概一年四五百地租，贵的好地，七八百近千都有。
但是有一种地，地租特别贵，那就是租去种西瓜的，几乎在国内都至少要1500块一亩每年。
这是因为现代西瓜特别能吸收土地里的养分废料，地种过一年西瓜后，就要休耕一年，再轮作豆科植物固氮增肥恢复地力。再好的田，三年种一轮西瓜最多了，差的田甚至要六七年才能再种西瓜。
所以给瓜农的地租要特别贵，1500一年，为的就是把后续养地的年份的租金也提前收了。而最歹毒的骗子，往往就会签约时跟出租方说把地拿去种别的，如果出租者疏于监管，他们就偷偷改种西瓜，然后只租一年，把地力榨干种废后提桶跑路换地方。
沈树人后世在抖音上刷到的那些闹出大事的租地纠纷，基本都是违约偷种西瓜的。
而如今陕西存在的问题，性质上，其实就跟诈骗偷种西瓜差不多逻辑。一开始是少量擅长诈骗的奸徒，利用人口不足，用一个比较高的承诺地租，骗到好地来种，实际上用破坏式竭泽而渔的种法，过几年就提桶跑路。
然后谁老实谁吃亏，老实人活不下去，最后被逼模仿。
说到底，是大明的法律太不健全了，官府对户律的规范太粗陋僵硬，又没有类似后来清朝那样更完善的“永佃权”条款，也没有西方的“地役权”条款。
有一说一，沈树人虽然是皇汉，哪怕他穿越之前，对大明的情感也绝对碾压清朝。但在经济问题上，朱元璋这个控制欲巨强又什么都不懂的家伙，实在是为大明遗祸了几百年。
大明的经济治理，但凡有宋朝几分之一的灵活性，鼓励性，明确性，都不至于最后这个死法。
朱元璋的仇商，对细分经济权益的保护，太落后了。他还不让改大明律，只让加，以至于后世皇帝也没办法，而官僚集团又乐见其成，巴不得这样和稀泥，给他们更大的操作空间。
如果大明的律法能管宽一点，细一点，多保护一些如今还没被定义的权利，那这些情况绝对会不一样的。
比如，官府要是严格执法，“农民跟地主签了约，我保证每年种田都好好施肥，保证每年付出两个月劳力维护这块地区的水利灌溉系统，那么你就得保证我至少能种这块田二十年，不能中途因为别人承诺比我交更高的租子就换人换地”，确保落实到位。
这样，就相当于是至少有了清朝完善程度的“永佃权”，农民不会担心他在这块地上付出的长期劳动、需要长时间才能回本的那些利益，中途被夺走转走。
就好比后世，一个国家的法律，要规定店主承租了房子之后，在装修折旧老化年限到期之前，房东不能涨租金，那这个国家的实体店商业才会有人好好干、用长期主义的心态去干。
如果允许装修完了随便涨租，那谁不想短平快赚快钱？竭泽而渔？当然是捞一票就提桶跑路了。
当然，权利义务都是相对的，在严格执法、立法，严惩“随意转租有农民长期劳动附加值的土地”的地主的同时。
对于那些一开始带头偷奸耍滑种地不施肥、或者类似于后世“诈骗式种西瓜破坏耕地的”农民，也要一碗水端平的严惩。
绝对不能因为他是农民，他就绝对正确，不惩罚——惩罚少数农民中的刁钻奸徒，恰恰是在保护大多数农民中的老实人，让他们不会被劣币驱逐良币。
因为如果刁徒不受法律惩罚，以后地主就会把所有老实农民都当成刁徒来对待、提防、提价。
就好比虽然后世法律不会惩罚“刚入职就怀孕”的人，这是合法的，但久而久之，女性就业机会选择会被整体压低。最后是大多数女人中的淳朴老实人为这些刁钻的人的行为在买单。
也很难想象，21世纪承包土地种植的大户，如果偷偷违约，签约时签的是种别的作物，低价拿到地，最后却偷偷改种西瓜这种破坏性作物，告到法院的话，这种诈骗式承包者肯定会被严惩赔偿。
沈树人的出发，也无非是确权明责，定纷止争，给老实人更多保障，同时严惩诈骗式出租和诈骗式承租。
想明白这一切后，沈树人总算是捋明白了该如何解决，也捋明白了历史上明末在陕西，在农业生产领域，究竟发生了什么。
沈树人前世也看过不少明末的小说，陕西耕种条件恶化这个客观事实，其实他穿越前就有所耳闻，但那些书里，往往把这事儿解释为
“陕西天灾太严重了，农民不容易，收种比一比六七都达不到，也就是播种一斗谷子作为种子，年底收上来的还不到六七斗，本钱都捞不回多少，这还施什么肥？所以他们反得有理由，实在是活不下去了”。
这些史料数据是不是客观事实？当然是客观事实。
但是这么简单粗暴写的写手，这种单一的解读思路，为了讨好农民出身的读者来花钱看书，也是够不要脸的了。
更关键是法律太模糊，执法太随意，老实人没有被法律保护的依据，最后不得不人人被迫刁钻。一开始刁钻的只是极少数，一小撮，最后大多数人被劣币驱逐良币逼出来的。
沈树人就不怕得罪人，他从来不讳言，他就是要严惩那些带头刁钻的人，哪怕他们是农民，他也不觉得惩戒了就违背了ZZZZ了。
“传我的令，虽说该慢慢立法完善、以后严格执法，但乱世须用重典，最近出了这事儿，就要挑几个典型先示众一下。
年底这两个月，在武昌府长沙府岳阳府，突击严查，有没有‘诱骗承租农民兴修水利、勤加肥田’，但是最后农民付出劳动后，又把这些地以更高的租金转租他人的地主。
凡是遇到了，就把典型抓来，直接从重治罪，能斩首的一定要斩首，而且要多示众。
咱一碗水端平，欺骗侵害农民永佃权的地主，和承诺参与水利建设、承诺种地时施肥，最后又不修不施、诈骗式破坏性开发的农民，咱都斩一批。杀完人震慑完之后，咱再正式趁机宣布新的律条，申明各县各乡。
向那些原籍陕西的百姓解释，我们这儿种地收租子收的高，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的地好，我们这儿维护水利、肥田的付出，有长期保障，别人不能随便拿走，你不同意就不能跟你换地，能永远种这块田种下去。
所以，要把田当成自己的来爱护，不能用种两年就流窜换块地的心态竭泽而渔破坏地力。孟子曰，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产，放辟邪侈无不为矣！皆此之谓也！
一块地，只有保证永远是他租种的，他才会去好好保护！流民最大的危害，就是破坏了农民保护土地的积极性，只想着破坏地！
要是再让李自成张献忠这种没有恒产恒心的闹下去，百年之后，陕西就要彻底变成一片黄土高原了！”
沈树人这番政策，可谓掷地有声，也是把方以智听得佩服不已。
估计后世要是让沈树人这种人来立法执法，那么别人装修好店铺后随便涨房租的房东，和低价骗租土地后诈骗式改种西瓜的瓜农，都会被他严惩吧。
他很公平，刁钻的出租人会严惩，刁钻的承租人也会严惩，没有偏向任何一方。
第二百八十四章 放在大明这得凌迟
沈树人原本抵达大冶之后，就该先视察军工行业进展的，但是方以智那边冒出这么多民政方面的纠纷，他也只好集中下重手处置一下，花不了两三天。
此前被安置屯垦的陕、豫流民，主要是在长沙府、常德府、岳阳府等地，武昌这边其实不多。
但是方以智出兵平乱之后，杀了其中一批最死硬的，又把剩下一些跟着闹事、但罪孽不重的，罚为苦役，拉到大冶这边挖矿。
沈树人觉得这个思路不错，以后但凡再有被俘被改造的北方流民，可不能再直接丢到地方上去屯垦了。
大明那么大，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何况是至少上千里的迁徙。
很多在流贼遍地地区生存多年积攒下来的狡诈生存智慧、和互相使绊子的刁钻恶习，必须改造一下，才能适应到一个新的省生活。
原本沈树人不这么干，是相信民风淳朴，不想搞地域差别对待。另一方面，也是觉得从事工业劳动的人口，至少有点专业性技术性，应该让专门的人做。如果一些人做过了工人，再回去当农民，有浪费劳动技能之嫌。
但现在吃过一遍苦了，他也算认清了这个问题——
在明末，这并不是“地域歧视”，在陕西河南当初年景好的时候，当然是淳朴的好人占绝大多数。
只是这么多年下来，不沾点恶习就不可能活下来，好人死得早，自然选择逆淘汰几十年，能活着的肯定都个个心怀绝技。
不经过磨砺改造，告诉他们世道法则变了、要调整做人方式，怎么可能自然而然回归淳朴甘当农民。
至于“浪费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劳动技能”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细化管理的办法规避。
比如，短短几天之内，沈树人就把大冶铁矿、铁厂这边的工人岗位都梳理了一遍，分成有技术含量积累的技工，和纯粹的无技术含量重体力劳动。
军工作坊的工人，当然全都是技术工，绝对要保持专业性。
炼铁厂，一些烧高炉加燃料或者纯粹重体力搬运的，以后就可以先用要改造的流民，干个一年半载，表现好的再放出去承包土地屯垦。
至于各种矿山，除了个别指挥采掘的，其他卖力气的都可以用待改造流民。
另外，沈树人还想到，为了推广永佃权，必须让农民普遍能稍微认识几个字——至少相关契书上的百十个关键字，外加自己的名字、地主的名字，要认识，还有就是附近府县乡村的地名要认识。
于是沈树人就着手，吩咐方以智和宋应星，可以再筹划弄一点闲散无业的读书人，来大冶矿山、铁厂这边搞个最简易的快速识字班。
再花时间编一部只有两三百个最常用字的字典，让工人们白天干活，晚上认字，每天认一两个，
服苦役一年认够三百个字，知道出去后怎么跟官府签永佃权的契约，看得懂那张纸，才能当承包官田的农民。
认字慢的，出去后也无法保护自己权益的，依然有可能被侵害合法权益而无法反抗、只能以破坏式耕地、抗拒兴修水利等方式消极抵抗的，那就多服一年半载矿山苦役，直到认够三百个字再放出去。
聪明一点的，一年不到就识够三百字了，也可以提前放出去。
另外，沈树人还让人拟定了一份即将用于官府强推的永佃权格式契约，找雕版印刷的印书商大规模印刷。
规定除了这份官府发的格式契约里空着的那些格子，如地名人名土地面积位置、土地档次质地描述，其他字不许民间更改，必须按照这个格式合同签。
如此一来，才能确保“放出去的流民只认识三百个字，也能看懂契约，不被偷奸耍滑诈骗”。
否则合同的主体部分允许随便改随便手写，鬼知道识字多的一方会添加什么内容进去。
把绝大多数变量控制住了，那三百个字就只需要包含繁体数字、阿拉伯数字、百家姓中的常用姓、地名、田地描述用到的字，其他可以先都不学。
这么大张旗鼓的搞，最大的问题是很多地方明显违反了《大明律》，也违反了祖宗法度。
大明哪有永佃权啊，也不存在对商业格式合同的保护和法律定位。作为官府，应该是压制商业，不能随便介入商业，更别说官府帮商人定格式合同了。
格式合同这种东西，自古在华夏没有法律定位，都不知道怎么去定义它，原先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帮着草拟的时候，方以智也提醒他：这东西这么明目张胆大弄、推广，说不定明年传来了，北京那帮御史言官又要在陛下面前弹劾你了。
沈树人对此的回复是：那就让他们弹劾好了，以后找人记录下来，就找在京城的朋友好了，记下有哪些言官喜欢用维护大明律的户律部分来说事儿，来攻击政敌、来维护张居正以前的“祖宗之法”的，
将来沈树人自会应对和处置。
当然，仅限于维护大明律在经济部分的“祖宗之法”的，如果是维护经济以外的祖宗之法，也可能是正人君子，沈树人当然不会公报私仇。
等到北京城破之后，那些死抱着大明经济法的卑鄙言官，自然会鸡犬不留。
……
一番部署，前后花了四五天时间。
到十一月二十五这天，方以智那边，总算粗略做好了几件工作。
一方面，是把未来需要教导安置流民突击认识的字，给筛选出来了。
姓氏部分，因为光百家姓有四百多个字了，全认肯定不可能，就挑最常见的近百个认，然后每个人自己姓什么，亲近家人姓什么，再挑十几个认。
永佃权契约的格式合同，也整理了出来。
最后，方以智还让主管刑狱的官员，这几天突击找到了一堆案例，
不过因为时间和距离的关系，暂时没法找岳阳常德长沙那边的案例，所以找到的都是武昌府本地，尤其大冶县周边的劣绅刁民。
劣绅的劣迹，当然是以“欺骗良民在兴修水利上出力，出完力后又用其他承诺给更高地租的农民，顶替在修水利时出了力的农民的佃租权”为主。
而刁民的劣迹，当然是破坏性开垦，尤其是一些屡犯、流窜式、诈骗式破坏性开垦的流民，把一处地种几年种烂了，就提桶跑路的——
这方面沈树人已经很慎重了，如果仅仅是破坏性开垦，不作为地放任灌溉设施年久失修，那也不能惩罚人家，说不定人家只是比较懒呢？
任何时候，懒惰本身都不是该被治重罪的情形，大明好歹也发展到文明时代了，不能跟商鞅时那么搞（商鞅时代就比较严酷了，破坏性开垦、破坏农田可持续性的，也都可以治罪砍手砍脚。再往前还能‘弃灰于道’剁手呢，就是在马路上乱丢垃圾就剁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