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咬文嚼紙
那就是搞點收音機來賣。
周銘上一次去江城縣,在百貨商城以及供銷社瞭解過收音機的價格。
普通品牌的收音機,價格在15塊錢左右;
好一點的知名品牌,比如紅燈和美多,能賣到 40塊、50塊;
進口品牌的就更貴了,得賣一兩百。
而拼夕夕上面便宜的收音機,那種具備基礎收音功能、使用乾電池的,價格在 13塊錢,上面沒寫任何品牌,標了些不知名的英文字母,大家都看不懂。
周銘打算搗騰一些這種收音機到 1981年,看看能不能賣出去。
價格就設定在10塊錢,比供銷社的普通收音機便宜5塊錢。
賣收音機的原因是,收音機價格相對高些,搞錢更快。
2025年的13塊錢的購買力和1981年10塊錢的購買力完全不同。
以江州市為例,2025年的13塊錢,出去吃一碗麵條就得10塊;
而在 1981年,10塊錢可以買差不多70斤的大米,或者差不多十二三斤的豬肉。
如果按照購買力來算,1981年的10塊錢大約等於2025年的800-1500塊錢。
所以賣一臺收音機賺的錢,要遠遠多於賣的確良布或者賣打火機賺的錢,來錢速度也更快。
儘快在 1981年搞到錢,積累原始資金,迎接第一波私營企業大爆發,這才是周銘的目的。
但是倒賣收音機也有風險。
畢竟這東西科技含量比較高,目前經營權只掌握在百貨公司以及供銷社手中,私人買賣有一定風險。
不過周銘還是準備試試水,餓死膽小的,撐死膽大的。
就算何美琴和李二牛因為倒賣收音機真遇到麻煩,周銘覺得以他目前在江城縣的關係,還是能擺平一些事的。
他這次花了130塊錢的“鉅款”,買了10臺收音機。
全部採購完畢之後,周銘一算賬,才花了不到一萬五,也沒花多少錢,拼夕夕果然是個好東西。
閒得無聊的周銘躺在床上玩著手機,藉助手電筒投影在牆面上的光線,看著 1981年的場景。
胡翔已經在分廠工作了,但是周銘生產韭菜牌汽車訂單的事沒讓胡翔參與,安排胡翔在機械廠打雜。
同時,為了安全起見,這兩天所有生產都停了,等把胡翔的事情解決後,才會重新啟動生產。
晚上,胡翔睡在中間,左邊是劉八一,右邊是蔣澤濤。
他心裡既憋屈又難受,基本上 24小時被監控著。
周銘笑了,他在想這個人應該不會留多久。
劉八一他們已經開始緊鑼密鼓地給胡翔挖坑。
周銘又把目光轉到小木屋的位置。
喪彪和花豬非常忠盏厥卦谠鹤友e,只要聽到外面有任何響動,它們都會立刻站起來巡邏一番,確認沒問題才回到狗窩。
周銘想著,要不要在小竹屋下面挖一個地下室。
那天李二牛幫周銘挖礦的時候,他就琢磨著在小竹屋下面挖個地下室。
別的不說,至少可以把冰箱、電視、電腦弄進去,這樣自己吃東西、娛樂也方便。
這件事提上了日程,可具體怎麼實施呢?
周銘不懂,但網友懂。
周銘立刻回到自己小破站的賬號,把自己現在的照片以及規劃圖透過小影片的方式上傳,並提問:
“各位課代表,我如果想在自己的小竹屋下面挖一個地下室,大家有什麼比較合理的方案?”
B站果然是用愛發電的地方,周銘一毛錢都沒給,大家回答卻非常踴躍。
沒過多半天時間,就有人按照周銘發的小竹屋照片及影片,為周銘規劃了地下室圖紙。
當初給周銘設計小竹屋的那個土木老哥,直接上傳了地下室的施工圖、結構圖,甚至效果圖都做好了。
地下室分為三個板塊,娛樂、儲存、休息。
簡直就是男人的夢中秘密基地。
為了感謝這名土木老哥,周銘把一個高仿編織的小竹編給他郵寄了過去。
這個土木老哥收到禮物後,興奮至極,又連夜加班給周銘設計了兩層地下室,連安防系統以及秘密基地出入口都設計好了。
不過由於設計太複雜,挖掘地下室畢竟和修建小竹屋不一樣,涉及到承重問題,肯定需要用到鋼筋和混凝土。
而在這個年代,要在農村搞鋼筋混凝土肯定是個大動作,一時半會兒還實現不了。
所以這件事周銘只是記在心裡,把圖紙收好,並對土木老哥表示感謝後,打算以後再說。
等拼夕夕大部分的商品都到期之後,時間來到了 4月1日。
這一天是周銘論文答辯的日子。
生物農業相關專業的所有學生都在一個論文答辯室答辯,總共有12人。
而答辯老師總共有 5人,其中有三人是研究生導師,包括孫教授以及學院的副院長兼研究生導師夏城夏教授,剩下的兩人是校外的相關專家,這兩位專家都和江州大學有合作。
周銘抽到的是第10位,這就比較麻煩了,意味著他得在學校裡呆兩天,聽完大部分論文答辯後,才輪到他。
整體而言,研究生的論文答辯是在比較和諧、友好的氣氛中進行的。
前 9名學生都很好地完成了答辯任務。
就算論文中有一些問題,導師也很友好地及時指出,讓其下來修改,也讓學生們透過了論文答辯。
4月 2日下午 2點,終於輪到周銘上臺了。
周銘這次準備得非常充分,做了幾十頁的 PPT,PPT中不僅有文字,還有詳細的圖片。
這些圖片就包括他用手機在 1980年和 1981年兩個時間段拍攝的農田、植物生長以及土壤的照片。
當然,為了安全起見,他這些照片全部經過了褪色處理,也就是讓畫質看著更像 80年代某些資料的照片,而不是現場拍攝的。
孫教授說:“下面請周銘上臺做畢業答辯。”
周銘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走上臺說道: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論文答辯的內容是《回望 80年代: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對農業生產效能的影響回溯》。”
周銘用了足足 40分鐘,詳細闡述了自己論文的主要觀點、研究內容、過程、資料以及目的之後,老師們鴉雀無聲,沒有一個說話的。
就在周銘覺得自己的論文將會順利透過,老師大不了會問幾個不同角度的問題的時候,孫教授開始發難了。
第201章 激烈的辯論
孫教授根本不看周銘,而是盯著周銘的論文,問道:“80年代的資料距今久遠,你主要從哪些渠道獲取這些資料?採取了什麼措施來確保資料的真實性和可靠性?”
孫教授直接丟擲這個尖銳的問題。
問題一出,現場的老師們都頗感詫異。
因為孫教授問的這個問題,其實既簡單又讓人有些無奈。
按常理,論文資料的真實性,導師應在學生提交論文之前就嚴格稽覈。
既然已經嚴格稽覈過了,就不該在論文答辯環節提出這個問題。
但這個問題又極為致命,孫教授在論文答辯時提出這個問題,意味著對周銘資料的不信任。
作為周銘的導師兼論文稽覈人員,居然在論文答辯時表示對周銘的資料存疑,如果資料不真實或有瑕疵,那就意味著周銘的這篇論文基本作廢了,一個資料不真實的論文,也就沒有答辯的必要了。
夏城教授臉色變得十分難看,傻子都能看出孫教授這是在刻意為難周銘。
周銘內心也不禁冷笑,他就說怎麼自己找孫教授給論文簽字的時候,這孫教授那麼爽快就簽了,原來是等著在論文答辯時來刁難自己。
要是當初簽字的時候孫教授提出這個問題,周銘若資料真有問題,還來得及修改。
可現在提出,明顯是要把周銘往絕路上逼。
不過周銘很坦然,他的資料僅針對江州市,且來源有兩方面:一方面,他實實在在查詢了歷史檔案和歷史文獻;另一方面,資料來自沈秋萍的親自實驗。很巧的是,沈秋萍的實驗資料和歷史文獻資料完全吻合。
周銘整理了一下思路,說道:“首先,江州市農業科研機構儲存了 80年代的土壤樣本及對應的分析資料,我透過申請獲取了這些珍貴資料,論文中對此有提及。”
“其次,政府農業部門的統計檔案中有關於當時農作物產量、化肥農藥使用量等資訊。最後,我還查閱了大量 80年代發表的學術文獻,其中涵蓋了土壤微生物研究的相關資料。”
“為確保資料真實性,我對多渠道獲取的資料進行交叉比對,比如將科研機構的土壤微生物檢測資料與學術文獻中的同類研究進行對比,同時把農作物產量資料與政府統計資料相互印證。”
“對於存在疑問的資料,我聯絡了當時參與研究的科研人員,透過他們的回憶和補充說明,進一步核實資料的準確性。”
周銘回答完這個問題後,面帶微笑地看著孫教授,想給自己挖坑,沒門!
周銘回答問題時,除孫教授外的其他幾位老師都在翻閱桌上的論文。
發現周銘所提到的一些論文引用和學術文獻,在論文中都有體現和印證。
所以,對於這個答案,論文評審的老師們還是非常滿意的。
然而,孫教授顯然沒打算放過周銘,繼續提出另一個尖銳的問題。
孫教授沒看論文,他根本不關心周銘到底研究了什麼,笑著問道:“你這篇論文是將 80年代的土壤微生物群落和現在的土壤微生物群落進行對比。”
“而在 80年代,農業生產活動受當時社會經濟條件制約,在你的研究中,如何將社會經濟因素納入考量,以更全面地理解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與農業生產效能的關係?”
孫教授提出這個問題,夏城教授極為不滿。
這算什麼問題?
周銘做的是微生物農業學的論文,而孫教授提的問題與微生物農業學不相關,反倒和經濟社會學相關。
用一個經濟社會學的問題去質問一個學習農業微生物的學生,這不是故意為難是什麼?
所以,夏城教授實在坐不住了。
夏城教授放下論文,對孫教授說道:“孫教授,我覺得還是要提和論文相關的問題。”
“周銘的這篇論文主要是對比 80年代和當下這個時代土壤微生物群落對農業生態的影響,你提到社會經濟對當時農業活動的制約,這有點超出論文字身的範疇了。”
夏城教授說完這話後,除孫教授外的其他幾位評審教授紛紛點頭。
大家都說:“這個問題確實超出論文範疇了,論文主要研究的又不是 80年代的農村經濟學和社會學。”
可孫教授根本不打算放過周銘,而是對夏城辯駁道:“各位教授、各位老師,我覺得我的提問沒有問題。”
“農業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與我們的經濟社會息息相關。”
“論文作者周銘,他將 80年代土壤的微生物群落和這個時代的土壤微生物群落進行對比,來研究微生物群落對農作物的影響。”
“那為什麼這兩個年代的微生物群落有差異呢?就是因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們這個時代可以大量使用化肥和農藥,可在 80年代,化肥和農藥的用量很少。”
“所以,我並不認為我提出的這個問題超出了論文的範疇。”
正當夏教授還準備為周銘說話時,周銘笑了一聲。
好巧不巧,周銘還真把 80年代的社會經濟因素考慮到論文中了,在論文的一個環節單獨討論過這個問題。
也幸虧孫教授沒仔細看論文,要是孫教授看過論文,絕對不會提出這個問題。
於是,周銘認真地回答道:“80年代對農業投入資金有限,限制了化肥農藥的使用量和種類,這間接影響了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
“而政策導向側重於保障糧食產量,促使農民採用特定的種植制度,例如焚燒秸稈、小麥和油菜換著種植等等,也改變了土壤生態環境。”
“我透過查閱政府經濟統計年鑑獲取當時農業投入資金、農產品價格等資料,從農業政策檔案中梳理政策導向資訊。”
“在分析時,將這些社會經濟因素與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資料、農業生產效能資料進行關聯分析。”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論文第 13頁,我構建了多元線性迴歸模型,把社會經濟因素作為自變數,微生物群落結構指標作為中介變數,農業生產效能作為因變數。”
“以此探究社會經濟因素如何透過影響土壤微生物群落進而作用於農業生產效能,從而更全面地揭示三者之間的關係。”
孫教授一聽周銘這麼一解答,臉都黑了。
他急忙翻開論文,果不其然,在第 13頁看到了相應的板塊。
第202章 你真是丟了教授的臉
孫教授一時間啞口無言。
他著實對周銘能夠如此流利的回答任何問題感到十分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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