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笔下宝宝
不光猫耳洞里时常萦绕着香烟气息，就连不少指挥所里也常常烟雾缭绕。
大量的香烟消耗对后勤补给部门来说是个不小的难题。
首先得采购到，然后还得足量、及时地运上去，才能尽量不让前线战士们的香烟“断顿”。
许多战士也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是遇到兵站或者小卖部，只要有机会就去买烟。
刘之野极为关注这一情况，因为补给难得问题，他还向总部以及地方寻求过支援。
于是，为了满足前方需求。
这些物资的来源那叫一个五花八门，主打一个因时制宜、因地制宜。
有后方家人购买之后寄送过来的;有部队统一设法采购作为补给下发的;还有各地方政府及单位个人发动慰问活动，专程送过来的。
这些物资的产地、品牌，更是花样繁多。
其中牌子比较老、普及度较广的以五十年代开始流行的“大丰收”为代表，此外还有“阿诗玛”、“白红梅”、“红河”、“金丝猴”、“石林”、“春城”等品牌也相当常见。
一般人是抽不起，售价更高、相对难以见到的牌子。
比如在电视剧《血色浪漫》中于海洋等人抽“中华”，不是没有，往往出现在来自大城市、家庭条件较好的战士手上。
在地理上来说，滇省和桂省等省份本就离前线较近，又占据了夏国烟草产量中较大的一块比重，因此理所当然地成了战地物资供应的主要来源。
滇省的“红塔山”、“玉溪”，都是在前线颇有名气的品牌。
尤其是“红塔山”口感劲道、解乏效果显著，受到部队广泛的欢迎和追捧。
来自红河的“红河”则胜在价格低廉数量又大、采购较为容易，同样口感也相当带劲。
另外，还流行一款由宝县生产的“金丝猴”香烟。
这品牌第一次抽的人如果不能习惯其口感，会觉得非常“辣”，甚至可能出现上头、发晕等不适反应。
不过，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品牌中，最受欢迎、承载了最多情怀与记忆的还是“大重九”。
这个品牌同样出自滇省，从气候土壤的角度来说，在滇省培植烟叶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烟叶收获后往往还要用木板夹起来、入库存放三四年左右，此后烟叶中的异味才会自然去除，香烟的味道更为醇厚。
滇省出产优质烟叶，再加上经营得力。“重九”推出不久便成了该厂的金字招牌。
当年伴随着抗战期间轰轰烈烈的抵制倭货运动。
那会儿的国产品牌被视为“爱国烟”、“抗战烟”，购买吸食“重九”更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尚。
不仅如此，它们还曾经作为战备物资，伴随滇军远征军；当时就连来自M国的飞虎队成员们，也非常偏爱这一品牌。
新夏国成立后，重新设计了新的商标，这款产品也随之拥有了新的名字“大重九”。
当出产“大重九”的春城厂得知前线急需物资的消息后，立刻着手采取各种措施，对“大重九”供应效率加以改善。
首先，该厂专门开辟了面向前线的供货渠道，将售价统一下调，还不定时组织专司其事的支援组和慰问组。
种种努力之下，更多数量的“大重九”被送到前线。
获得了战士们的大力欢迎，也在今后多年内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线流传的一些说法认为，“大重九”是不折不扣的甲级货。
“大重九”本身的口感和效果令人满意，就连抽光之后的烟盒，战士们也常常舍不得扔，往往当作纸张利用，最大发挥其使用价值。
数年后的某篇报道中播出过一名战士在战壕中写下的家书，有眼尖的人还发现，这封家信所用的并不是专门信纸，竟是一张展开压平的“大重九”烟盒！
这个细节足以证明这品牌在这时战士们间的受欢迎程度。
除了物资上，刘之野还尽量安排慰问演出团给前线战士们进行慰问演出。
这年月的艺术家也是真正的艺术家。
在偏马山，这个地方被称作“80年的上甘岭”。
条件艰苦环境恶劣，可想而知。
本来慰问团的团长不准备让李歌唱家上山的。
但是他坚持要上去，上去之后，战士们非常的感动。
可是他刚唱起来敌人的枪声就响起来了。
这个时候团长想要带他下山，李歌唱家说：“战士们都不怕，我怕什么……”
接下来在敌人的枪声中，他一口气唱了七首歌！
第503章年，约翰的燕京生活！！！
“……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
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
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
时间一晃就来到了八十年。
这时的燕京城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既有传统的痕迹，也有生活的变化，改革的萌动，开放的探路……
悄悄改变着古都燕京的面貌，也改变着老京城人的生活。
这年头的天安门广场还没有雾霾。
虽然，南边的人已经开始扯开步子做生意了。
但是京城的人们刚刚经历过那个时期，大家伙不想折腾了，觉得这样的生活就很好，过得很安逸。
公家单位依旧是铁饭碗，但是岗位有限。
面对几十万的待业青年，各级单位是愁白了头发。
有的家长实在不落忍自家孩子整天的无所事事，就主动退休把岗位让给他们。
因此满大街都是还没到年龄就开始“提笼架鸟”的人。
实在是找不到工作的小青年，就被街道办安排去扫大街或者在人流大的地方卖茶水。
一分钱一杯，童叟无欺。
至于摆摊做小买卖的，有，但是不多。
一般人不愿意干，怕被人瞧不起。
干这个，想找对象都困难。
正经人家谁愿意把姑娘嫁给这些“投机把倒”的人啊。
就这还经常被“联防队员”们撵的到处跑，像“打游击”一样。
属于社会鄙视链最底层。
这就是改革初的京城，变化是有，但不大。
这年头，整个京城只有两部自动扶梯，且都在燕京站。
一套在楼上，一套在楼下，似乎永远都是坏的。
京城人还给它们起了个外号叫“阴阳恋人”，天造地设的一对，只是缺少火花。
京城只有几家宾馆大堂的西式洗手间可以向非住宿客人开放。
其中一个在燕京宾馆的迎客厅侧面。
在燕京宾馆的正厅，你只要花2美刀，就可以买到一杯雀巢咖啡，外加一块大白兔奶糖，但买咖啡并不附赠纸巾。
厕所里永远燃着盘香，以遮掩从下水管道散发出的难闻气味。
建国酒店位于天安门广场以西3公里处。
它是燕京唯一一家早餐时段无限量为客人提供咖啡的酒店，同时还配有条件最好的浴室。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把约翰M国来夏访问的同事安置在这里。
包括《60分钟》节目组的编导和工作人员。
能够在这样具有多种功能的环境中喝上十几杯咖啡，在楼梯上跑上跑下放松自己，真是一种颇为高端的组合。
M国人约翰每月会去燕京饭店两次。
他搭乘电梯到五楼，然后进入M国运通公司的办公室。
在离开M国之前，约翰以75美元/年的价格购买了一张运通信用卡。
M国运通卡使约翰能够用他们的办公地址接收邮件，并把约翰的旅行支票兑换成美刀。
约翰总是满怀期待地走进办公室，这是约翰与外部世界唯一的联系。
后来，M国运通公司代表都认识约翰了。
每次去取包裹时都令约翰的内心期待变得更加柔软：“今天有人收到了一个漂亮的包裹。”爱丽丝吹嘘道，或者“有些很酷的明信片正焦急地等待着你的到来”。
这些包裹通常是最新音乐磁带、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或小熊队棒球比赛实况录音。
还有约翰喜欢的美剧《陆军野战医院》。
很多个夜晚，约翰都坐在宿舍外漆黑的篮球场边，听着这些几乎难以听清的节目。
他经常发现自己居然被广告迷住了。
“白城堡汉堡包，有种让人无法割舍的味道。
挑剔的母亲选择吉夫花生酱。
可口可乐，就是可乐。”
这些广告歌曲，比电视节目本身更能激起约翰的“乡愁”。
约翰很快就会忘记他听过的节目内容，但是那些广告却能在他脑海里萦绕好几个星期。
在夏国的这大半年里，约翰没有再吃过薯片、燕麦片、早餐麦片、面包、汉堡、馅饼、奶酪、比萨、牛奶等熟悉的食物。
在拍摄的第二个月，协和医院一位会说英语的刘院长告诉约翰，他的胃里有一条寄生虫。
这位叫刘之泰的院长笑着给了约翰一些25美分硬币大小的驱虫药。
就像漂浮在M国各地游泳池里的驱虫药分配器所使用的那种消毒药丸。
直到今天，约翰都不知道这条蠕虫是否真的存在过，或依然存在于他的内心深处，所以他决定不去想它。
80年代初，外国人在夏国还比较少见，专门接待外宾的酒店并不对普通夏国人开放。
各家酒店的客人和出租车，必须通过看守大铁门的严肃警卫才能获准进入。
老百姓们会聚集在大门外，好奇地围观这些老外们。
海外的华侨必须携带护照才能进入这些酒店，但一张非亚洲面孔就可以畅通无阻。
约翰偶尔会邀请他的夏国朋友刘之泰到北京饭店喝咖啡，或者一起吃饭。
刘之泰每次来必须把他的身份证明存放在酒店前台，等登记完成后他才能进去。
如果刘之泰想要提前离开，就必须由约翰陪同他们一起去前台，并为他们办理出门手续。
与此同时，约翰还必须露出没有刮胡子的脸。
约翰要在夏国长期生活，他会把在M国运通驻京办公室兑换的美刀存入夏国银行。
夏国银行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一座古老的欧式建筑里，离纪念堂很近。
银行工作人员会拿走约翰的美刀和护照，把它们夹在两个衣夹和一个滑轮上。
然后推向一个混乱的滑动传输系统。
这个系统由悬挂在距离地面大约25厘米的不稳定绳索组成。
约翰的护照会飞到房间的一个角落，勉强避开另一位顾客签署的文件，而约翰的现金则会飞到另一个区域。
外汇兑换券（FEC）会在15分钟后到达约翰的窗口。
然后约翰的护照会从银行远端的滑动绳索处出现。
不知何故，一通看似毫无章法的“乱飞”之后，就像约翰看见过的夏国的自行车交通一样，一切似乎都运转正常。
这年头夏国要求所有国际旅客都将外汇兑换成这种独特的“旅游货币”。
只有非夏国人才能使用崭新的英文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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