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粉圓子山粉圓子
“你說。”總理笑盈盈的答道。
“國內的文化娛樂活動太少了，人民的精神生活十分貧乏，所以我向國家請求，允許我搞個大型演出會，到時在北京、上海、武漢、瀋陽、南京、廣州這些國內的大城市體育館舉行演出。”方葉說道。
總理問道:“這個演出會主要搞哪些活動?”“唱歌、跳舞，可能還會有一些文化展演。”方葉回道。劉主席說道:“還要在體育館舉辦，你這個演出會要搞多大啊?”這年月的體育館，都只舉行邉訒蛘哒顒樱綍r向百姓免費開放,至於演出會這種東西極少不說，即便有也只在小禮堂裡舉行，而方葉要搞的顯然是後來的演唱會商演模式。
他將情況一介紹，而後說道:“國家發展了這麼多年，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上來了，精神文明建設同樣要跟上啊，我國直到1985年才舉行了第一場演唱會，現在我個人的設想是提前舉辦這些演出活動。”
這話有些扯虎皮舉大旗了，不過他說的也算是實話，現下國內的思想單一，人們能看到的文藝作品有限,而且同質化十分嚴重，翻來覆去就那麼幾樣，到處都是樣版戲。
方葉的想法很簡單，搞個大型的演唱會，給國內的人民群眾來一把思想大震動，等這些新事物見得多了，將來西方的東西再進來，就不會有那麼大的衝擊，所以能否賺錢不重要，只要能保本就好，透過這種演出進促進思想解放才是根本。
總理說道:“國內目前還沒有文藝商演的政策。”
劉主席則是說道:“這不是什麼大問題，中宣部下發一個通知就好了,主要是國內還沒有這樣的演出，尺度的要如何把控。”
方葉回道:“劉主席,我也不是要搞什麼外門邪道，就是歌舞表演，正正經經的那種。”
劉主席剛要開口，就見主席說道:“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確實是少了一些，凡事都不繃得太緊，要張馳有度，這個事情交給中宣部來處理就好了。”
主席一句話，所有問題就都解決了，主席又說道:“既然改革開放的事已經確定了，有些工作就可以提前做，適當引進—些西方的現代生活片的事情也可以考慮，以後每年看情況引進。”
總理點了點頭說道:“只是中西方的物質條件和思想開放程度差異很大，這樣的電影進入國內必然會對思想產生很大的衝擊。”
“遲早都是要衝擊的，現在不做將來也要做。”主席說道。
方葉則是贊同道:“改開後，西方的影視作品、商業品、文化期刊作品大量進入國內，確實造成了很大的思想衝擊，但就如主席所說，這個事情是遲早要做的，引進國外的電影如此，國內也是如此。”
方葉將《廬山戀》這部電影造成的衝擊進行了講述，而後說道:“影視作品對於傳統觀念是直觀而巨大的衝擊，但要思想真正的解放,開放,這一步也同樣要走，與其在將來突然開放，受到猛烈衝擊，還不如現在就有步驟的實施,到時影響會比曾經要小得多。”
連男女戀人牽個手都是風景的年代，接吻的畫面簡直不敢想象,所以電影裡這個畫面一片,立即受到了全國大討論，可以想象當時西方的電影進入國內之後，人們的觀念將受到多大的衝擊,以至於八九十年代,整個社會的思想一片烏七八糟，這就是改開過於倉促導致的。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思想大解放，大開放的年代，還是湧現出一批無數優秀的影視作品，《紅、三、水、西》、《三大戰役》自不必說，部部經典，其實那時的文藝工作者與後來根本不同，他們在拍這些影視的時候,是帶著對國家和未來負責的精神創作的。
他們知道，將來不太可能再拍得出深厚水平的影視作品，所以這並不是什麼超越時代的眼光，而是當時無論亞洲還是歐美,他們的時代都已經表現得很清楚了，影視作品越來越商業化，越來越浮誇、低俗。
至於《三大戰役》為什麼那時拍，其實除了上述因素外，還有國家發展的原因，將來再想動員那麼多軍人加入電影拍攝將不現實，而且也找不到那樣原生態的地區用於外景拍攝，所以這一切都是有計劃的在進行，並不是突然就出現的。
商業時代的人無利不起早，他們沒有那個能力，也沒有那個時間和資金來發揚國家的深厚文化與傳統，他們能在電影中加入一些簡單的傳統文化元素，就已經很了不起了，能再多—點，那就會被人稱頌，然而這些水平的東西，在老一輩人眼中是極其膚湹摹�
這個時空的中國，實際上比方葉時空的中國，各個方面的條件都有了顯著的變化，國內的經濟發展高於曾經，分配矛盾的問題已有改善，且取得了效果,經濟社會發展等其它方面的問題，如五大行業開放，允許私營創辦企業，住房問題等都在解決，將來交到鄧公手上的中國，將與曾經改開前的中國有著天壤之別,這—點是可以肯定的。
曾經改開後,由於老一代民國時期的商人都已經離世，商業市場的傳承中斷，新生代的商人在改開的浪潮中摸索，他們對於招沤洜I、商業信譽這方面,根本就沒有多少理解，理念的傳承也中斷了，所以整個社會商業信譽觸底，並不是僅僅是因為改開的原因。
任何時候都不能輕易否定傳承，一個世代經商之家,子女接過生意，出了問題，老一輩會帶著他們親自上門道歉、賠罪，這種言傳身教的中斷，對於中國商業信譽的打擊是巨大的，而現下的中國顯然不存在這些問題。
文革並沒有發生，許多優秀傳統觀念的延續得到了傳承，而新中國建立後，個體經濟發展雖然中斷了，不過時間並沒有多久，僅僅十年後就又恢復了，所以在方葉看來,這個時空的中國，也將與未來時空的中國有著許多的不同。
第595章 胸見直抒
過去二十來年對於國內思想的管控，有著現實的需求，任何一個新生的政權，這是它必然要做的工作，具體到中國，經歷了清末、民國的思想大亂局，新生的共和國對此有著切身的感受，再加上冷戰時期世界意識形態，本就是一場戰爭，因而對於思想輿論的管控非常嚴厲，這也並非中國的特色，資、社兩個陣營皆是如此。
但這樣做的副作用也很明顯，國內人們的思想趨向一致，愈加單一，於是教條的思想出現了。學術層面不敢突出框框,理論研究往往只有片面的階級觀念，而非基於階級觀念的理性研究，文化、思想、言論、教育皆如此，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了。
共和國前期這樣做無可厚非，所謂亂世用重典，就民國那班子文化人，他們既不具有西方文化人的廣闊視野，認知能力既片面又還低下，動不動就組織學生與學界跟政府對著幹，不狠狠的整治是不行的。
如今，二十年過去了，再繼續採用這種管控方式，從某種層面上來說，已經對國家的學術發展產生阻礙作用，當人們的學術研究只有一個論調時，這個國家的學術也正從教條走向死亡。
學術與政治的關係，十幾年前方葉就已經向國家提出，他為此也寫過幾篇專欄文章,國家也有所改進，不過大的環境依舊如此，總體非常的嚴格。
方葉從舉辦演出會的緣由，一直講到國內思想動態的上來,說道:“隨著物質的增長，人民的生活水平獲得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群眾的精神生活很貧乏，而且十分的乏味，影視、文藝作品翻來覆去的說教,文化作品除了歌頌，沒有其它，整個社會的精神文明實質上是單色的。”
“這種思想管控是國家的現實需要，並且未來也會一直持續下去，但過去的管控力度過強，缺乏對內外思想碰撞與交流，已經對於國家的學術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扼制了人們思想與學術的創新能力，若這種局面不改變，那麼改開後的思想大混亂將會依舊上演。”
總理點了點頭說道:“你講的是實際情況，過去我國的學術主要交流物件是蘇聯,還有東歐同陣營的一些國家，而與西方國家的交流則非常少。”
方葉說道:“與西方交流很正常，畢竟建交國都沒幾個，歐洲與中國建交的中立國家，實質上也是官方層面，並沒有進行全面交流，這是世界大環境導致的。”
“不過現下，我還是那個建議，應當引進一些西方的影視和文學作品，一面豐富國內民眾的精神生活;一面透過逐步的開放加強與西方文化、學術等界的交流,拓展國內學術界人士的視野，要多走出去，哪怕就是到國外城市看一看也好。”
方葉講起八十年代剛改開時的場景:“那時的中國人身穿六五式服裝或者中山裝，走在五彩琉璃的西方世界街道，頗有些李鴻璋的訪問團走到紐約街頭的感覺,給予人們的思想衝擊是巨大的。”
“對於許多人來說，唱了一輩子社會主義好，制度多麼優越,結果國門一看，走到西方一看，自己在國內已是人上人，但在西方國家連個普通人的生活水平都達不到，那種對於思想和心靈的衝擊是巨大的。”
“民國時，國人的認知裡西方就很先進，但那時中國好逮還有一個上個海來撐門面，心裡多少還有些安慰,可是發展了三十年後，等他們再到西方時，發現過去的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拉得更大了…。”
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非常開放，西方有的一些東西，比如可口可樂、樂隊、好萊塢電影、賽馬、金融股票、人們衣著等等方面基本與西方同步，滿大街都是各種汽車、流行音樂、時尚生活，就連小鬼子佔領上海之後，都將那些鄉下來的侵略者都看傻眼了，亞洲第—城市絕非虛傳。
然而進入八十年代時，這些統統不見了，人們衣著、城市色彩單一，商業活動僅限國營，大街上的五光十色消失一空，路上跑的基本都是腳踏車、卡車、拖拉機、驢車,偶爾會有那麼幾輛計程車或者公務用車，但那些是給‘外國友人’和政府官員用的。
方葉繼續說道:“巨大的差異，讓許多感到了絕望,也讓許多人的心理防線瞬間被摧毀。那些整日在國內唱著打敗美帝，還有各種大罵美帝的人,藉著出國之機，或拋家棄子或成群結隊的叛逃美國,而在學術交流過程中，再一次出現了清末民國初時的景象。”
“我國學術界在西方看到的是,西方人的學術研究自由，開放，研究方法先進，學術成果不斷，既能自由出版賺錢，又能舉行各種諸如商業演講、收費學術講座等，還在社會上賺取了巨大的名望。”
“然而這些在國內統統沒有，只能拿著每個月幾十塊死工資，而且無論學術先進性還是學術環境,全方位的落後，一堆人心態直接崩了。”
“於是‘西方等於真理’，崇洋之風再度掀起，誰也擋不住,美國人—張綠卡加幾千塊美元，就能收買中國的一個學術精英，就有人將國家的重大機密賣給他們。”
“國內的學術界集體淪陷，猶以哲學、文化、經濟和歷史學界最為嚴重，徹底淪為了西方在中國的代言人，他們不敢對西方有任何質疑，也不允許別人對西方有質疑,西方人說夏朝不存在，哪怕考古將虔朝的遺址都挖了出來，國內的考古學界依舊在說證據不足。”
“他們用西方的那一套，來強行解釋中國的一切，透過跪地交納投名狀來獲得西方認可，而一旦西方人認可了，他們就又在國內獲得了名望，其套路同西方人利用胡適的方法如出一轍，只是範圍更大,更廣了，幾十年下來,他們成功的將‘公知’一詞，玩成了貶義詞。”
“這種情況國家不管嗎?”總理問道。
“不好管啊。”方葉回道:“文化精英階層集體淪陷這怎麼來管?而且當時國家開放向西方學習是大的趨勢，我國在許多方面確實全方位落後，不學習又不行，而學習就泥砂俱下，以至於美西方根本沒花什麼代價，就成功的在國內培養了無數的代言人。”
“全國的大學裡教的哲學是西方的，經濟學是西方的，教科書上全是西方話術和思維，書中甚至直接講中國人的思想是如何落後，西方人如何先進，講中國人醜惡、西方人文明，各種明幌幌的貶低中國，一點掩飾都沒有。”
方葉當前自學大學文憑時，學的禮儀、西方哲學課程至今記憂猶新，作為在社會上工作多年的社會人，他對那些內容一眼就能分辨出來好壞，可是對於一個高中升入大學的學生來說，這種毒教材必然會對學生的三觀產生巨大影響，然而這個教材居然還是985大學的。
而在他工作的期間內，接觸到了許許多多的大學生，他發現大凡那些進入社會不久的人，不少都對國家的認知偏激，一旦生活或職業生涯發展有點不順，立馬就對國家嗤之以鼻，瞬間黑化，即便那些混得不錯，在深圳這樣的城市都定居了的，同樣認為西方好，中國不行。
毒教材之危害，可見一斑。
方葉說道:“學術界淪陷，國家的法學界、金融學界，一堆的西方帶路黨;青華美院、中央美院這樣的國家頂級藝術殿堂，成為了培養西方帶路黨的機構，那些學有所成的知名人士，在這個國家拿著高薪，享受著名譽，還大把賺錢，但是對國家的攻擊極其惡毒。”
方葉拿出手機，開啟了一幅袁爺爺的畫，遞給了身旁的總理說道:“總理，您看看，這就是央美出來的國內知名畫家，畫的共和國勳章獲得者雜交水稻之父的畫像。”
總理接過手機一看:“這畫很醜，怎麼將國家功勳畫成這樣?”“您仔細看看。”方葉提醒道。
總理又看了一下，他發現除了醜之外,也沒看出什麼，方葉見此便抬手朝畫像腦後的一條細線指了過去:“您看這光頭，再看後腦勺的這條線,整幅畫想表達什麼意思，其險惡居心已昭然若揭了。”
他這一提，總理立即就看清楚了，沉色道:“怎的如此惡毒?!”“畫成了什麼樣?”主席問。
總理抿著嘴將手機遞了過去，主席接過一看，還有什麼看不明白的,他又將手機遞給了劉主席，接著在幾人手中傳遞了開來。
主席一言不發，鄧副總理看過後卻是說道:“國家意識形態領域出了大問題。”
方葉點頭道:“這就是改開的副作用，那時國家各方面確實落後，必須得學習，可這種意識形態的入侵，美西方從來沒有停止過，一度瘋狂到什麼程度呢，國家的電視廣告裡，大量的外國人長相，連給中國孩子吃的奶粉廣告，用的都是西方的幼兒，至於服裝展示，品牌宣傳也全是外國人，即便不是，其造型也是外國人形象。”
“所以。”方葉說道:“我還是那句話，從清末開始，猶以新文化邉邮迹覈乃枷腩I域出現了極大的問題，而我黨興起於新文化邉樱詫哆@場邉樱恢笔歉桧灥模谶@種政治意識形態或者要求下，我們其實並未客觀的總結和分析這場邉拥睦椎檬А！�
“我國對於新文化邉拥难芯渴菑陌耸甏_始的，但那時依舊在宣揚正面積極作用，對於負作用則一筆帶過，或者基於政治立場選擇性無視，一直到兩千年後，學術界才慢慢的講述這場邉拥牟蛔悖叨纫琅f有限。”
方葉說道:“新文化邉訛辄h的建立提供了導向，它對於我黨的價值自然是無可估量的,但我們也要看到,這場邉樱瑢嶋H上是一場思想西化邉樱绻麖臍v史的宏觀角度來看，它其實對中華文明來說是一次‘西學東漸’。”
“中華文化是開放且包容的,並不拒絕國外的優秀文化和思想，然而問題就在於，這場邉訋砹宋鞣较冗M理念的同時，也帶來了不適宜本土文化的理念。”
“本來西方的先進理念可以用於打破本土落後的傳統理念，然而由於這場邉拥陌l展是無序的,結果就是不假思索的全盤使用，他們把凡是的中國都認定為落後，凡是西方的都認定為先進，對於中國落後方面大加批判,但是西方文化的不足卻閉口不談。”
主席點了點頭說道:“我記得你寫過兩篇關於新文化邉拥奈恼拢黄恰缎挛幕動思考》,一篇在《認識中國系列》中，這兩篇文章我是看過的,當時在學術界和黨內外的思想界都引起了不小的討論,有人就說你在否定新文化邉印！�
劉主席也說道:“文章我也看過，確實膽子很大，而且你的文章有個特點，對於胡適—向嗤之以鼻。”
方葉說道:“對於這樣的公知鼻祖還要怎樣?難不成給他戴個大紅花?我承認前期的胡適確實是為了將西方文化引進中國，從而改變這個國家的落後面貌，哪怕他基於個人認知並沒有意識到這些行為存在的不足，但那時他的心是好的，是愛國的。”
“然而後來就不一樣了，面對巨大的聲望和利益，他甘當起了西方文化入侵中國的工具人，自己做就算了，還培養起一批帶路黨，搞出的那個《古史辨》其惡劣影響，我在以前的文章也已經說過。”
“古史辨在那邊現在還有人信嗎?”主席問道。
“那些西方的徒子徒孫還是信的，不過在整個學術界對於顧頡剛等人搞的這個專著，基本上是持批評態度的，被人稱為挖中華文明根基的著作。”方葉接著說道:“我認為主席的一句話講的特別對，‘學問再多，若方向有誤，則皆為無用’，胡適之流就是典型的代表。”
“看看人家西方的學術界，從18世紀開始，就有意識、有目的、有方法的讚美自己的文明,系統性的造謠中傷惡毒攻擊中華文明。”
“可中國學術界是啥樣呢?崇洋媚外者數不甚數，有部分人更是甘當西方剿殺中華文明的工具人,在國內瘋狂攻擊和打擊本土學派與質疑者。然而隨著中西方交流越來越密切，發現的問題越來越多，國家終於意識到了不對勁時，才發現問題已經非常嚴重了。”
“國家的主流學術圈子基本淪為了西方代言人，維護中華文化的新知識分子，成為了邊緣人士，而那些主流圈子利用自己的學術權威、身份地位，還想出來繼續打壓，然而這時老百姓也不幹了，到了四十年代，上來的新—代青年學者，基本不再相信他們那一套了。”
“所以你認為現在的學術圈子仍然存在很大的問題。”總理說道。
方葉點了點頭:“清末、民國成長起來的這一批文化人基本都是爛的，本土的新儒派既無地位，也不被人接受，當然他們的一些思想也確實存在的一些問題，至於西方學派，依舊是現下新中國學術圈子的主流，他們只是迫於形勢，滿足當前的政治需要而已，內心裡是改變不了的。”
“就說那本《朱元璋傳》，我記得主席看過兩次，吳同志也修改了兩次，最後結果如何?立場都不對，怎麼改都是無用功，國家天天說人民史觀，可是有幾個人真的理解了什麼叫人民史觀呢?”“不是我大言慚，那些搞黨的思想的頂流，也不見得真的完全理解，往往將人民史觀與國家政治需要混為一談。”
主席笑道:“看來我們的方葉同志又有新見解了。”
劉主席幾人都笑了起來，總理說道:“方葉同志的許多觀點在當下還是很具有歷史視野的。”
劉主席則朝方葉問道:“你是如何看待人民史觀的?”方葉顯得有些尷尬,但還是說道:“主席說歷史是人民創造的，這一點我非常認可，那麼問題來了，歷史上究竟是英雄的作用大，還是人民的作用大?”“自然是人民的作用大。”總理說道。
“這個觀點我也認可。”方葉說道:“不過這裡有個問題，假如遵義會議後，依舊是李德與博古二位同志領導党進行革命，而非主席,這個黨能否取得勝利?共和國還能不能建立?我想各位都是經歷者，心中也都是有數的。”
“因為有主席的領導，黨才得以繼續並發展，共和國才能建立，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那麼問題來了，英雄人物的作用在某些關鍵歷史時期是不可替代的，那麼究竟是英雄的作用大，還是人民的作用大?”方葉是真的膽子大，直接當面拿主席來舉例,不過他的問題一出，不僅主席,包括總理再內都陷入了思考，這確實是一個很具代表性的問題，如果說人民創造了歷史，那麼在歷史的關鍵時期，沒有一個具有不可替代歷史人物的出現，歷史將會變得面目全非。
可如果認可這種觀點，那麼‘人民創造歷史’這個說法就有問題了，其實‘人民’史觀的完善，還要等到改開後，現在這個時期，偉大領袖就是唯一，就是正確，所以方葉提出的這個問題,同時也是在挑戰‘個人崇拜’,只是他沒有明著說，但大家自然看出來了。
一面是人民創造歷史，一面是個人崇拜,如果不釐清這個問題,那麼二者必然衝突。
不知道是劉主席幾人真的沒想明白，還是不方便開口，這導致房間裡安靜了下來,而主席也沒有開口，兀自在那裡抽著煙。
冷場了一陣，主席見大家都一臉思索，便笑著對方葉說道:“你也別賣關子，直接說吧。”
方葉領命，回道:“其實這個問題並不難理解，英雄是人民創造的,是因為英雄符合了人民在時代之中的需求，至於英雄在某個時期對歷史產生的巨大作用，也是因為他符合了人民的期望，不是英雄在領導人民,而是人民選擇了他，讓他來領導。”
“這裡涉及到了另外一個話題，也就是個人崇拜的問題，這種行為本質上是違揹人民史觀的，個人崇拜本質上是在認可歷史是由個人創造的，而不是人民創造的。”
“可問題又來了，蘇聯、法國、中國等許多國家都在搞個人崇拜,如果說這是社會主義特色顯然是不正確的，法國是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也在搞。既然個人崇拜違揹人民史觀，那為什麼會在世界普遍出現這種現象呢?”“就個人看來，這種行為的出現，其與是否是人民史觀不完全違背，換言之，就是說人民史觀並不是萬能的，它有自己的侷限性。比如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結構差異較大，政權統治的穩定性與人民史觀中的人民群體是否形成—緻密切相關。”
主席點了點頭:“這話講得對，就比如清朝，這樣的政權人民肯定是反對的，但統治階級要維護其統治，它就會反人民，而皇帝又被神化，從某種程度上講，他其實也是在個人崇拜，但這個崇拜，顯然人民是反對的。”
“是的。”方葉說道:“但換個歷史時期又不同了，像蘇聯衛國戰爭時期，國家面臨生死存亡，這個時候,個人崇拜就非常重要，既有對領袖的個人崇拜，也有對各種各樣英雄人物的個人崇拜,而且從歷史角度來看，個人崇拜從來沒有消失過,今天不會，未來長期內也不會。”
“個人崇拜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歷史產生促進作用，當然也會帶來反面作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區別就在於，不同的歷史階段,所採用的崇拜方式不同、程度也不同、形式也不同。”
“英雄人物大多數時候，會形成正向作用，因此社會需要一些英雄,只是這個英雄,是個人英雄還是集體英雄，這就要看對‘英雄觀’的樹立。很顯然,西方人就崇拜個人英雄，而在中國更強調集體英雄主義的價值，當然也有個人英雄崇拜的存在。”
“除此之外，人民史觀還有階級鬥爭的侷限性，無法忽視的是，人民是一個寬泛的概念，人民群體中又按民族分成了不同的種類，民族與民族之間並非就—定是和諧的，會有不同的利益糾紛，人民史觀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講得好。”“不錯不錯，很有道理。”幾位領袖紛紛贊同，就連主席都認真的聽了起來。
方葉繼續講道:“新中國成立後，國家面臨的國際形勢異常複雜，可以說一個不慎後果難料，因而在這個歷史階段，國家需要‘個人崇拜’，因此出現了領袖崇拜和個人及集體崇拜。”
“回顧過去二十一年，我們可以看出，這些崇拜是帶來了正向價值的,它保證了這個政權得以穩定，國家得以發展，民族得以延續，這一點不能否認。”
“同樣的，這些崇拜產生了正向價值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負作用，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民的歷史作用和創造性，並沒有在真正意義上，將人民抬高到歷史程序的程度上來理解。也就是說，我們雖然講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是人民並沒有獲得相應的價值和地位。”
“所以，領袖的個人崇拜也好，其它那些崇拜也罷，在中國的下一個發展階段必然不會有現在這樣高的地位，但崇拜不會消失,而是以其它的方式存在，這種索拜看起來可能更加註重實際,也就是名譽、地位、個人價值的共同體現。”
“因此，人民史觀不會消失，個人崇拜也不會消失，而是會平衡好二者之間的作用與關係，任何一味的強調單方面，最終都會造成更大的負面作用。也就是說，極端個人崇拜的歷史時期會過去，而一味強調人民史觀的行為也不會成為唯一。”
“總結起來說，個人崇拜包括極端個人崇拜都是歷史時期國家發展的需要,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理性的看待這個問題，如何利用好這個崇拜為國家和民族帶來發展，只要它的正向作用比負面大，那麼這就是一個好的崇拜,反之則不然。”
“蘇聯斯大林時期的個人崇拜是需要的，新中國成立後的個人崇拜也是需要的，但是蘇聯對於個人崇拜並沒有去客觀、理性的看待，也沒有利用好這個政治工具。”
“斯大林一面用來建設國家，對抗外敵，一邊用於搞屠殺，濫用了個人崇拜;赫魯曉夫上臺後，一邊反對，可轉過身後，自己又用它來洗白自己的政策失誤，所以這一時期的蘇聯個人崇拜並沒有徹消失。”
“而到了勃烈日涅夫統治後期，國家經濟、體制、社會都出現了嚴重問題,他也再次搞起了個人崇拜，只是同樣沒有利用好，他只是用於維護個人統治，而並不是用來解決國家的問題，浪費了這個工具。”
“如果將視野放到世界其它國家，我們會發現鐵托、戴高樂、金日盏热�,他們的個人崇拜都在一定時期內，對國家發揮了正向作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並沒有及時調整過來,從而放大了其對國家的負面作用。”
主席說道:“我國在後來在這方面出現了同樣的問題。”方葉點了點頭，不過卻是說道:“現在這些問題都解決了，雖然個人崇拜仍在，但是國家的發展路線是正確的,還推動了官員財產公示制度、領導人任期制、新經濟政策等的建立和實行，因而我國的個人崇拜正向作用遠遠大於負面，甚至從某種程度上來，與國外相比，已完全不是一回事。”
方葉笑著說道:“個人崇拜是歷史階段的產物，它就像一把菜刀，在好的廚子手中，他會用來做一桌子美味佳餚;而在另一個人手中，可能就變成了威脅他人的兇器，具體要看怎麼用，產生了哪些效果。因此，對二者的評價自然也就完全不相同了。”
陳副總理看著方葉在那裡滔滔不絕，心裡卻是隻打鼓，這人的膽子是真大，這些政治禁忌話題都敢毫無顧忌的當面直說，有時候他覺得方葉就是一個愣頭青，對於政治的恐怖性一無所知，但他又發現，其實方葉懂得並不少，很多觀點講得條理分明，而且也讓人耳目—新。
可他這口無遮攔的作風，這麼多年來卻是一點也沒有改變，在報紙上是如此，到了當面還是如此,他是真的意識不到自己在說什麼，還是因為他根本心底，本就—點也不在乎。
想來想去，最後他還是將目光放到主席的臉上，只見主席對他講的一切，好像一點也不生氣，看來還是縱容導致的啊。
第596章 認知障礙
方葉說起人民史觀和個人崇拜的話題,自然不是無地放矢，這兩個問題在改開前和改開後都在一定程度上在高層中出現了思想討論。
客觀的說，改開前對於人民史觀的認識確實還不夠全面，國家將人民放在了一個很高的位置上，但更多時候都是在鼓勵人民，而這種做法的正面意義及作用毋庸置疑，人民爆發出了極大的建設熱情,國家因此取得了偉大成就。
然而這種做法也暴露出了它的短板，首先就是認知上的短板，國家的發展究竟是為了什麼，這個問題在一段時間內被認知為‘一切為了祖國’，在這個目標下，祖國的建設蒸蒸曰上，但是祖國建設起來又是為了什麼的問題，卻長期被忽視了。
認知短板造成的不足，最終體現在了發展矛盾上，無論是五九至六零年國家一般工業品短缺，還是六四年新經濟政策前後，國家社會消費品市場（當下稱零售商業)飽和，快速增長的GDP與國民收入之間的增長值比率差異，究其思想根源都在這一問題之上。
其次，人民的組織性變得很高,但人民的自我創造性則不足，人們已經習慣於指令式工作,思想變得僵化與保守,這使得社會的整體創造性不足，若具體到科研領域，表現則是對於計劃之外的研究不足，陷入了指令、研究，再指令、再研究的輪迴裡,對於基礎科研的投入也呈現出了差異。
上一篇：人在黄枫谷，每日一卦稳健修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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