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粉圓子山粉圓子
主席點了點頭:“還是要看一看，就你說的這些觀點就已很有啟發性。”
方葉說道:“哲學難以發展,這對於物理學來說就是一場災難,所以大量學習了西式哲學的中國人，包括物理學家,開始從中國哲學中找觀點,這對我國後來無論是物理學還是應用科學的發展都產生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我國在量子和核聚變這些前沿領域發展就很快。”
“至於新興領域就更多了，中國人先將西方哲學學一遍，然後又回頭找自己的哲學再學一遍,因此可以預見,未來中國在科技領域的發展西方人將很難再追趕上來了，至於西方人的思想走向枯竭，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總理聽著方葉的講述，一直在思考著什麼，只到他講完，才說道:“你所要表達的核心，說到底就是一句話:重新認識這個世界,這與你在人民日報上《認識中國系列》的觀點是一致的。”
方葉不由讚歎的點起頭來,總理的總結能力真是太強了，回道:“是這樣的。客觀認識中國，客觀認識世界。我也並非宣揚什麼其它國家劣等論,而是在講述一個客觀世界的現實，如朝鮮、越南這些與中國有革命情誼的國家,他們其實更加務實。”
“相對應的,我國因為現下國際主義思想太過濃厚，許多同志的思維被限制在其中，總覺得對他國有著某種‘天然義務’，這其實是一種‘國際理想主義’，它對於人的宏大格局和情操有巨大的促進作用,但同時對於某些方面，比如國家現實的,國家功利主義的、民族主義的則弱化了。”
總理微微點頭:“這確實是一個現實，但我國現在的國際主義，有著現實背景下，國際政治環境的實際需求。如果接受蘇聯的那套觀點,就意味著我們仍舊無法擺脫蘇聯的控制，對於國家的獨立自主發展的影響將是巨大的。”
方葉也點起頭來:“是的總理,所以我贊同在現階段實行國際主義,而也正是這種做法,使得我國成功的打入了非洲、中東等地區，這為後來我國的發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有利影響,若沒有將非洲搞的天翻地覆,殖民者紛紛退出,我國後來又如何能從非洲獲取國家發展的巨大資源。”
“但是亞洲的革全輸出，特別是東南亞如菲律賓、馬來、新加坡、印尼這些地區則或可不必再搞了。那裡有大量的華人，最後革命沒搞成,還讓他們承擔了後果，幾場屠華事件的背後，其實多少還是有著革命輸出造成的影響。”
少其主席問道:“這些前殖民地國家的美軍後來都退出去了嗎?”“並沒有。”方葉說道:“像菲律賓、新加坡、泰國都有美國駐軍，這些駐軍發展到後來都已經是象徵意義，實際上即便我們不搞革命輸出,這些國家獨立後,隨著民族意識覺醒，他們自己也會主動起來反對外國駐軍，這也是美國大批駐軍最後撤出的原因，而並非是中國革命輸出的結果。”
“至於東南亞那些國家的共產黨，除了越南,最後沒有一個成氣候的,現在的話，印尼的蘇哈托被處決了，這個國家將來若蘇加諾真的讓共產黨上位，則有可能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因此我們只要關注好印尼就行了，當然最後成不成也不重要，我們需要的是東南亞的市場，再透過本國的發展，一步步的將美國勢力擠出去。”
“也就是說東南亞這些前殖民地國家對於美國其實也是痛恨的。”少其主席說道。
方葉搖起頭來:“不不不，完全不是這麼回事。東南亞國家目前已經有自己的政權了，對於這些國家的政權既得利益者來說,中國搞革命輸出,就意味著再與他們為敵,他們天然為了保持統治地位，就會選擇相信美國，這也是後來東南亞大多國家一度站位美國的原因之一。”
“另外,殖民地國家其實並不一定都會痛恨前殖民國，相反的許多國家實際上是感謝的。”
方葉說道:“世界上諸多殖民地國家獨立以後，對於殖民歷史的認知分成了兩派,像印度、孟加拉也就是東巴基斯坦，還有澳大利亞、馬來、新加坡及非洲的許多殖民地國家其實是感謝殖民的,他們認為殖民為他們帶來了先進的文明，這其中香港地區也是這種認識。”
“有較強民族意識的國家，如朝鮮、越南、韓國、緬甸等少數,則有著強烈的反殖民情結,因此可以簡單歸結一下，在亞洲凡是靠近中國,曾為儒家文化圈的國家基本都反殖民,離得越遠的則越對殖民保持著親近看法。這其中英聯邦國家最為明顯，他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方葉最後說道:“所以最好的意識形態輸出,不只是單純的革命理論,而是本國的強大,包括經濟、軍事、制度、文化,只有將這些修煉後,到時甚至都不用自己開口，自有帶路黨在本國為中國辯經。”
少其說道:“蘇聯已經足夠強大了，按照你的這個觀點，所以他才能有很強的意識形態輸出能力。”
“蘇聯?”方葉呵呵一笑,說道:“劉主席,接下來的話可能不太中聽。”
“說便是。”少其主席笑道。
方葉這才說道:“我們那邊的許多老百姓,將蘇聯稱為‘西伯利亞寒流’，吹到哪裡，哪裡的人民就要遭殃。”
“這又如何說?”少其主席問道。
“很簡單，蘇聯的破壞能力很強，但對於建設其實是一塌糊塗。這裡有幾個顯著的例子。”方葉說道:“比如東德和西德,雙方剛建立時,西德有啥?主要工業區都在東德,這裡面蔡司同樣是一個好例子，東德的蔡司擁有全部的人才，而西德只有跑過去的幾個人，還不是專業人才。”
“然而，就靠著這幾個人，西德的蔡司到了七十年代就已經將東德蔡司全面反超,而東德蔡司不僅沒能發展，反而開始落後了，現下就是東德蔡司最後榮光時刻。”
“從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出來,制度對於社會作用,良好的制度能讓一貧如洗變得糧食滿倉,而一個不好的制度,會讓富裕變得貧窮。”
方葉繼續說道:“東德的條件比西德好得多，可是僅僅幾年時間,西德的國民生產總值就反超了東德,且越拉越大，從這時制度的優劣就已經體現了。西方經濟學家有這樣一個名言,他說‘若在撒哈拉沙漠裡實行計劃經濟，那麼沙子也會短缺。’”“這一觀點,從現在看是極其反動的,但它確實描述了一個客觀事實,在計劃經濟制度下，總是不斷的出現短缺。今年這個缺，明年那個缺。”
“這一切的原因就是當社會的價格機制和競爭機制被廢除以後，一切物品的實際價格被嚴重低估或高估了，比如一臺12英寸的電視,國家定價四百就四百，五百就五百，而且一旦定下就很難再改變。”
“那麼問題來了,這個價格是透過有效成本核算或者市場競爭得來的嗎?並不是!它只是單純的考慮了基本的生產成本,其餘的盈利分配、企業福利及社會福利均不考慮再內，所以它的成本是不真實的。”
“過低的價格損害的是全民所有制下的所有人利益，社會福利無法提高,工人薪水難以增長,上下游產業鏈隨之所影響,今年賣得少，礦場開採和製造企業的生產計劃就變少，明年突然增長了,但是國家計劃沒跟得上,於是立馬供需短缺。”
“還是以東德舉例，明明是一個工業發達、商品豐富的國家,其在錯誤的計劃經濟政策指導下，居然出現了貨品短缺,工人薪水大幅下降的情形,工人抗議，企業經營困難，先進的企業變落後，最後走向破產的境地，比如東德蔡司，看起來簡直不可思議,但是這一切又都並不意外,因為這個制度缺陷就擺在那裡。”
總理皺起了眉頭,說道:“這個問題在我國同樣反覆上演，就沒有好辦法來解決嗎?”方葉搖頭:“總理,除了解決計劃經濟制度,沒有更好的辦法。”
方葉想了一會，又說道:“或許有一個彌補性的辦法，透過新經濟政策,解除對於民生民用物資生產企業的計劃限制，比如放開紡織、製衣、日用品化工、腳踏車、縫初機、部分鋼材企業、部分種類的礦石等開採計劃配額限制，凡事涉及民生民用物資生產的統統放開,讓他們自己去搞市場，參與競爭，這能有效的解決民生物資供需短缺的問題。”
少其主席看向主席說道:“這或許是一個辦法。六零年市場民用品短缺，另一部分產品又滯銷,好不容易透過裁員調整解決了，六四年又短缺,這其中同安縣在一些商品生產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到了去年,全國經濟發展一片向好，再次出現了部分商品供需短缺,計劃永遠跟不上變化。”
主席叭叭的抽著煙，他也陷入了思考，隨即點頭道:“確實很有必要進行一些調整,但民用品生產放開是一個大問題，需要認真的研究清楚。國內現下糧食不缺,但是副食品供應仍舊短缺，這是沒道理的。”
“另外棉花也基本滿足了,但是布匹要麼供應過多，要麼供應過少，成衣製造又跟不上來,是老百姓都有很多衣服穿了嗎?顯然不是的,我們國家的老百姓缺衣還是很嚴重的,這種現象很好的反映了方葉同志剛剛所講的問題。”
主席從嘴旁拿下了煙，朝少其和總理說道:“你們好好研究一下，今年內製訂出方案，確定哪些行業可以逐步放開，哪些地方仍舊實行，可以先試點。明年九大以後，這個事情要正式的著手解決。我的設想是四五計劃開始後，計劃經濟這個東西可以考慮全面動一動。”
“主席的意思是四五計劃時,全面實行新經濟政策嗎?”少其主席問道。
主席夾著煙的手輕輕揮了揮,說道:“這些事情你們去考慮，那時我退居二線了。”
“...…。”少其主席一時間不知道該怎麼接話了，這是主席第二次當面說自己不幹了。
不過少其主席心裡清楚,主席恐怕是真的不想幹了，不過他更清楚,不是主席想不幹就能退下來的，國內的一些事情沒那麼簡單,到時少不了要出一些波折,而根據憲法規定,明年就是換屆之年，他自己的任職年限也到了，可看主席的那意思分明是要他繼續幹。
這樣一來，事情就更加複雜了。
第555章 反覆發作的短缺問題
—九六八年小年前,市面上的物資供應再度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週期性短缺，糖、油、醋、豬肉、棉花、冬鞋、冬成衣、棉花、花布、縫初機、收音機、肥皂、副食品等二十七種貨物供應出現短缺,這一切彷彿是在印證方葉數日前向幾位領袖所講的問題一般,又毫無意料的發生了。
總理皺著眉頭聽取著財經委統計上來的情況,事情其實早在十一月就已經露出了苗頭，當時國家採取了配額調整老辦法,減少小城市的供應量,集中確實大中型城市的供應,這一招是有效的，很快市面短缺的問題就平息了下來。
至於年節的物資保障,年前國家就如往年一樣下發了通知，要求各地做好春節前後的物資供應保障工作,各地也都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著手進行物質的擴產、儲備和調集，一切工作開展得井然有序,但等到臘月來臨之時,特別是進入採年貨的時期，物資保障就出問題了。
“以北京為例:主要是缺豬肉、醋、糖、副食品、鞋子、花布、毛線等;而機械工業品方面，主要缺縫初機、收音機、熱水瓶、手錶等,全國大中小城市今年市面上的需求明顯高於往年同期。”陳副總理說道。
“計劃委員會關於春節期間的生產計劃工作是如何安排的?”總理看向李富椿副總理問道。
“我們按照1965至1967三年春節期間物資生產情況，並結合過往市場需求進行了今年的規劃，但從現在的實際情況看，一些生產還是沒有跟上,部分物資生產跟上來了，但是分配和調配工作確實存在一些問題。”李副總理回道。
“是不是還有一些往年銷售好,但是今年貨品充足的情況發生?”總理又問。
李副總理點了點頭:“確實有這種情況出現。”
總理輕呼了一口氣,又說道:“今年的對策打算怎麼安排，是否還是如往年一樣，減少小城市和部分中型城市的供應,優先保障大城市供應?”李副總理點了點頭:“現在時間還來得急,計委和財經委商量出的方案是,減少部分中小城市的供應,優先保證北京、上海、南京、廣州、武漢及東北工業基地的瀋陽、哈爾濱等重點城市的供應。”
總理略有不滿的說道:“建國19年以來,要麼是大規模物資短缺,要麼是週期性短缺，特別是這個週期性或季節性的物資短缺情況,全國各地幾乎年年都在發生，一到夏冬就缺貨，而春秋則又貨品積壓,那麼問題究竟出在哪裡,計委是否有分析出原因?”李副總理略作思索,便答道:“主要還是計劃不夠嚴謹，導致資源配置不夠合理造成的…。”
這種說法其實也是老生常談了，就李副總理來說,他心裡大概也知道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的,特別是1965年，方葉的那次‘培訓會’，可以說將計劃經濟體制存在的優缺點已經講得十分明白,別的人是何看法,李副總理不知道,但他在計委多年,心底其實是十分贊同的。
不過,這種事沒辦法說出來,總不能說制度有問題,這是犯嚴重的政治錯誤，而這麼多年來,同樣的問題反覆發生，不是這裡配置錯誤，就是那裡的計劃與實際需求不一致。
以1965年前國內計劃來舉例:過去計劃是怎麼做的呢?先確定鋼鐵生產計劃，而後再來進行計算,比如需要計劃多少煤、電和吡Φ�,而後再根據這些計算結果，再來確定增加多少城市人口和生活福利。
這種蘇聯式的數值計劃，完全不考慮生產計劃變數與市與場變數，比如若鋼的產量一變，那麼下面所有的產量都得變，工人的數量也會跟著變,某年上半年加減工人，下半年可能就要反之，將計劃變成了單純的數學題。
當時主席聽取完彙報後,就覺得這個做法是不實際、行不通的,要求做出改變,要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計劃的制訂,要先看糧食、棉花和其它經濟作物能生產多少，再來看需要多少化肥、農藥、機械和鋼鐵,再來確定需要搞多少工業,並考慮打仗的問題。
主席的觀點,無疑是正確的,至少這種做法在總的資源規劃上不會出現大的問題,但實事求是的說,這個觀點依舊不全面，它仍舊沒有考慮到市場增量帶來的物質生產增量及市場多樣化需求的問題,而也正是這些問題,導致了計劃資源分配不均，配置仍舊不合理。
就以縫初機為例,時至1965年全國相關生產廠家二十二家,縫紉機年產量120餘萬臺，但這個數量不是一直上漲的而在動態變化,如去年賣得少,今年就減產,賣得多今年就增產，且計劃一旦定下，除非有上級指示否則不能隨意增減，也就是說賣不掉也得完成指標。
1965年，國家又將腳踏車和縫初機這類產品的銷售憑證給取消了，隨即連續兩年銷售都在增長,不過1967年增長顯然要比前一年更多，由於新的農村集體制度實行，農民收入大幅增長，腳踏車縫初機都成了時髦產品,不過1967年國家的計劃產量卻未能滿足市場需求，從而造成了短缺。
這個問題不僅出現在縫初機這一產品上,而是市場需求的各類產品實際上都在短缺,而那些新市場的新需求更是沒有人關注到，如今時至年節期間，忙碌了一年的全國人民迎來了集中大采購,這些問題也就集中爆發了。
聽取完李副總理的分析彙報,總理一時間也不知道說啥好,他的腦海裡只回蕩著方葉講的那句話，‘如果計劃經濟制度在撒哈拉大沙漠實行，那麼沙子也會緊缺。’糖緊缺還說得過去,畢竟中國現在的糖產量還跟不上國民消耗的需求,但是縫幻機、收音機、毛線、鞋子這些物品國內有足夠的生產能力,可卻依然短缺;特別是棉花，目前的生產量不說充足供應全國，但若合理調配的話，基本上也不至於出現短缺的情況。
—切說到底,就是這個制度,無法滿足動態市場的需求，而價格機制的缺失又使得銷售出現問題,一些產品今年看著增長,明年計劃一提產,最後卻又發現賣不動了。
原因在哪裡?就是因為缺少對市場的分析，某些較高價值的產品購買人群是有限的,某一時期或階段的銷量增長，並不能代表它實際的市場需求總量會持續保持增長或高位增長，而競爭機制的缺失又使得市場開拓不足，一些貨品北方好賣到南方就不一定賣得了多少。
總理沒有再言其它,而是直入主題,說道:“今天請二位來,是因為中央有一個設想,中央認為過去這麼多年來，總是反覆出現資源配置不合理和物資短缺的情況，除了確實因為資源不足導致的問題外，最大的問題還是計劃經濟這—制度，已經與我國經濟發展出現了適應問題。”
此言一出，陳副總理顯得淡然,他早就從方葉那裡瞭解了所有情況,倒是李副總理心裡咯噔一下，問道:“國家是打算對計劃經濟制度進行調整了嗎?”總理回道:“是有這個設想,計劃經濟制度究其本質，它更多還是一種偏向戰時經濟的階段性經濟體制。從1964至1969年,我們就將完成第三個五年計劃，全國的基礎工業也將基本完成建設,從現在的情況看，這一經濟制度已經開始對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制約。”
總理所講的是實際情況,二五計劃結束後,我國就已經有了工業基礎，不過當時工業的缺項以及工業發展規模仍舊需要大力提升，而國際政治局勢，使得我國的外部資源獲取有限，也不允許中國立即就解除計劃經濟體制,所以這一體制便只能一直實行。
三五計劃期間,中法建交，我國對歐洲的關係取得了重大突破,同時二五計劃時期的一些問題,也需要三五計劃來解決，比如著重解決人民的吃穿用的問題,現下吃的問題基本解決，穿的問題也將很快解決，而用的問題則是個老大難。
新經濟政策實行後，全國供銷批發公司和全國兩千多萬個體戶，實際上已經打通了全國的銷售網路，現在急需要調整的是當前這種固化的計劃思維,進一步推動工業生產對市場需求的滿足，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那麼中國下一階段的經濟增長將會陷入瓶頸期，這是可以預料的。
市場有著廣闊的需求,但是現有制度下，市場實際需求與實際計劃之間存在矛盾，導致資源錯配,反應遲頓，機制缺失等，所出現的問題其實同蘇聯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任何區別。
比如老百姓需要更多的鞋子,結果製造了更多的螺絲;需要大量的夏季涼鞋,結果製造了更多其它季節的鞋子;比如審美變化,新樣式的鞋子非常好賣,結果市場短缺,舊式的鞋子卻一大堆,無人問津。
而且市場多樣化的需求也不滿足，資源都是那些資源，但花布永遠是那麼幾種，毛線永遠是那麼幾樣，不說千篇一律，但也幾無區別,這使得全國各地人民的著裝有著趨一性,差異化銷售和競爭是不存在的,北方的熱水瓶是這個樣，到了南方最多花色可能略有區別，其它則完全一致。
另外就是物流咻數膯栴},全國除郵政外，並沒有統一的物流管控機制和網路，每個地區各自為政,縣一級咻敼揪褪亲钚〉膯挝�,縣以下基本沒有,全靠地方自行解決,而且咻斳囕v不足，嚴重影響了物流咻數男剩沟眠輸成本居高不下。
全國現下最大的咻�,其實依賴的並不是長江或者黃河，而是公路，長江航哂伸端畈蛔愕年P係，中國花了幾十年時間才徹底解決，所以現下長江整體上還無法做到全面發揮水叩淖饔谩�
總理向兩位副總理講述了中央的相關設想,計劃於年內選擇一些民用行業的部分工廠，解除其計劃限制讓其自由確定生產計劃,而具體的方案則由計劃委員會和新發委共同研究。
李副總理說道:“如果解決一些工廠的計劃限制，那麼它的資源配額問題如何解決?總不能他們想要多少，國家就給多少吧?如果將來每個工廠都這樣搞,就會擠佔其它工廠的配額了。”
總理回道:“現階段可以適當增加一些配額嘛,但其生產指標就不要去幹涉了，由這些工廠根據銷售情況自行決定。”
此事實際上牽一髮而動全身，畢竟全國現下都是指標式的,每個工廠向上上報下一度的生產指標,而後由國家核算後給予資源配額，比如某工廠每年的鋼鐵配額是一千噸,而實際生產超額了怎麼辦?這就要看國家有沒有餘額了，若有多就可以再給，沒有就只能等明年了。
但各地和各地工廠都會發展,每個階段對於資源的需求量和需求種類也都是不同的,比如工廠規模擴大了其配額就需要重新審批,而為了儘快跑通流程,爭取到更多的配額就需要跑關係，於是就有了地方向省裡派辦事員,省裡到京裡設辦事處的情形出現。
改革開放以後，計劃經濟體制並沒有立即取消,而是仍舊採用,其原因就是當時國內對於外部資源的獲取通道還沒有完全打通,同時新舊制度的建立與實施也需要一個時間來過渡，那時有工廠倒閉,但也有工廠需要更多的配額,這也是八十年代跑關係成風的由來。
總理將情況向劉主席和主席進行了彙報,好在情況不是很嚴重,既然兩部委都已經商量出瞭解決辦法，那就只能按此先實行了。總之，現有條件下，只好先苦一苦小城市。
菊香書屋裡,主席對總理說道:“一個制度要變化，一些理論工作也要展開,不能突然就搞出一個東西，到時上下官員都理解不了。”
“主席的意思是讓新發委或是發展性經濟研究小組出面寫文章?”主席搖了搖頭:“新發委就算了，這樣容易讓計委與其產生爭執，還是讓發展性經濟小組成員去寫吧,就讓方葉同志寫一篇內參,講講計劃經濟在我國實行這些年來的相關情況，言辭不要太激烈。”
“這篇內參傳到哪一級?”總理問。“先傳到省一級。”主席答道。
方葉並不在京城，他回同安過年去了，所以一直到年後，他才接到了總理的通知,但這篇文章可不那麼容易寫，內參文既需要有理論、資料支撐,又要能客觀的反應出現實，所以方葉需要大量的資料。
計劃委員會和財經委員將方葉需要的歷年資料都提供了過來,但即便如此，他仍舊翻了十幾天才動筆。
這篇文章既是對1953年計劃經濟在我國實行以來的發展總結，也是對這一經濟體制存在問題的一次總結和剖析，再橫向對比世界各國的經濟制度,各自的發展情況和優缺點，但寫著寫著方葉就發現一篇根本不夠，於是改成了上下兩篇。
文章上篇以敘述開篇講述中國學習蘇聯模式實行計劃經濟,以及實行這一經濟制度的原因;而後又以圖表的方式總結了自計劃經濟實行以來,新中國在工農業各方面取得的成就，無可否認其成果是輝煌的。
但方葉在文章中也不迴避出現的問題,他對計劃決策及實施過程之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全部都列了出來,而後分析這些問題出現背後的原因，同樣的問題蘇聯出現了，中國也跟著出現，幾乎如出一輒。
同樣的問題重複出現,必然有其原因,方葉就此展開了分析，他認為這種基於純粹數學統計和分析式的計劃，只能表達過去而不能全面的展現未來，尤其是對未來經濟發展預測其計劃應對上,往往都是不全面的,而這就造成了三番五次計劃與實際之間存在較大差距。
他同時認為計劃經濟偏重於特殊時期的需求,而不是一種正常經濟發展邏輯下的經濟規律,這使得明明前一年或幾年的資料統計分析非常的科學,但是制訂出的下一度或長期的計劃，最終與實際社會經濟發展不符。
上篇文章中,方葉將計劃經濟在中國實行以來的優缺點進行了較為客觀全面的總結和分析,而下一篇則是制度對比文章,他對比了中國、蘇聯及社會陣營、南斯拉夫和西方自由經濟制度。
同樣的計劃經濟在社會主義陣營除南斯拉夫外的國家幾乎都出現了相同或相近的問題,而南斯拉夫採用了自治經濟制度，方葉講述了這種制度存在優缺點，但很顯然相比於陣營其它國家，南斯拉夫的經濟制度並沒有出現這些問題。
方葉講述當時蘇聯和南斯拉夫基於國內和意識形態問題，最終選擇了不同經濟制度的原因。
並將計劃經濟制度與南斯拉夫的自治經濟制度進行了對比分析，不同經濟制度下，國家政策、社會生產力發展情況、人民生活進行他都進行了基本對比總結。
隨即又展開了對‘自由經濟制度’的講述，文章中並沒有出現革命式的批判,而是較為平適的講述這—制度在西方商業社會和國民經濟中所發揮的作用,從個人的觀點出發，講述它的不足，也承認了其優點方面。
三種不同經濟制度對比總結分析完成,最後他展開了對計劃經濟的總結,他提出了一個驚駭的觀點,方葉在文章中指出,計劃經濟的核心其實或許不能用‘計劃’來形容,而是‘禁止’，也即計劃之外的都是禁止的。
隨即他對計劃經濟制度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需求與供應、制度因素、歷史背景四個方面講述這—制度存在的巨大且難以克服的問題。
文章認為，行政指令式的分配資源,最終必定會走向制度官僚化和教條化，又由於其缺乏宏觀經濟思維，排斥市場調節功能，又使其無法完成西方市場機制下資源最佳化配置,而商品價格和競爭的缺乏又會使得企業缺乏創新能力，生產效率提升將會停滯，社會供給矛盾將始終無法解決。
而在這一制度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很快就會到上限，隨著時間推移，過去的先進生產力將難以發展，並且維持在一個較低的生產力水平之下,而在這種情形之下，很難滿足社會對各種物品的高需求,這就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總是會出現物品短缺的根本原因。
方葉還在文章中指出，計劃經濟所依賴的國家統計資料事實上也是不夠全面或者不夠真實的，他認為社會需求是多樣化的,而不是單純的某一行業或某項統計數值,那些數值本身只能反應過往的歷史，並不能確定未來的發展,若依照這些資料，進行計算得出的結果必然失真。
蘇聯的計委統計中心計算機上百臺，中國的計委也使用大型計算機,然而分析了這麼多年,最後的結果全都一樣,他認為不解決核心的根本問題,即便計算機的能力提高到每秒一億次,十億次,根據那些資料而進行的分析仍舊解決不了本質問題。
文章的最後，他認為隨著世界政治格局的發展以及中國全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一經濟制度已經逐漸不能滿足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需求了,所以他建議，對這一經濟制度進行適當的調整,並且很有必要探索一種全新的符合中國國情的新經濟制度出來。
對於這個新制度,方葉（王巖)也給予了個人議建,他認為計劃應當是宏觀的對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而制訂的發展戰略，比如根據現階段國家發展的情況，制訂下一階段國家經濟發展的宏觀目標,並擬訂重點的發展方向，如行業、領域。
其後制訂相關的支援和鼓勵性政策,推行目標實現，而不是戰術性的統計分析，並下達指令性的任務，這些工作不應當由國家宏觀層面如計委這樣的決策機構來實行。
每個行業或領域的發展情況,完全可以交給專業的部門或單位,由他們來負責統計分析，並採用戰略和戰術相結合的方式推動發展，而國家戰略部門只負責戰略政策的制訂,並負責好對下級的監督即可。
同時，對未來中國新經濟制度的探索,方葉也給予了建議，他認為既然全面公有制，全面計劃經濟體制存在諸多難以解決的問題,那麼是否可能採用‘以公有制為主體、民營經濟相結合’的方式,並引入西方的‘市場機制’來取長補短，建立一個適合中國的新經濟制度出來。
方葉將寫好的文章,進行了兩次修改,最終確定沒有什麼過於極端或者引發歧義的言論之後，又請鄧副總理過目給予斧正，這才將文章上交給了總理。數日後，方葉接到了總理的回覆，主席對文章又進行了一些修改,認為總體沒有太大的毛病,將於三日後在內參發表。
三月十一日，1968年第10期內參（機密)刊載了王巖《計劃經濟制度在我國實行以來的思考》上下篇。
第556章 風起（—)
內參分為絕密、機密、秘密三個等級,很顯然作為機密內參能夠閱讀的只有省部級及以上的領導,而當王巖的上下兩篇文章同時出現在《國內動態清樣》以後，黨內高層立即就意識到了這篇文章背後的不同尋常之處。
王巖是何人，絕大多數同志都不認識，但是知道他是國內新文化和新經濟政策的第一鼓吹手，而最近兩年來,王巖在國內基本偃旗息鼓，就當人們快將他遺忘之時，他猛然就給所有人來了一個大的,而且這一次更加重要,他的文章已經直髮內參了。
“老黃這篇文章可不得了啊。”安徽省委辦公室裡,桂林西書記第一時間就與黃省長討論了起來。(1968年7月曾席聖離逝後由他接任，方葉出席葬禮並致敬。)黃嚴省長微微點頭,他看到文章之後也頗為驚訝，不過黃省長覺得這個文章的敘述風格他特別的熟悉,倒不是說他不瞭解王巖文章的風格,而是與方葉的文風特別相似,不說過去方葉曾經為同安縣寫的那些規劃報告，就1965年中央的那次培訓，他至今記憶猶新。
當時的方葉面對主席、老總、總理這些共和國領袖們，一點也不怯場，而且似乎非常的熟悉,他那時坐在會場下面，而方葉則與彭老總、聶帥在前面侃侃而談，一直到總理過來，總理對他也非常親切。培訓結束後,方葉卻被主席留了下來，這場面他是見到了的。
黃省長與方葉打交道多年，知道此人能量非同一般，在省內更是一個特殊的存在,要知道早在1954年時,同安縣就成立了示範縣,搞起了‘一般性市場經濟’,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而到了一九六四年,示範擴大到慶州地區，可以過去的這一切都與方葉脫不開關係。
同安縣華昌機電是他一手建立的,合肥的華東第一人民發電廠是他從中央搞來的還親自負責過專案建設工作，省裡的建築公司專案管理知識來自他,馬鞍山鋼鐵廠的新裝置也來自他，慶州示範區能夠成立還是來自他，而發展至今的華昌集團如今更是國內外著名的高科技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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