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49擺地攤 第412章

　　“1929年道奇和羅米克發表《抽樣檢查法》，抽樣檢驗應用於標準化製造的過程控制;1940年美國人開始應用質量統計控制技術，隨後美軍在二戰期間建立並使用了戰時標準,即Z1.1、1.2、1.3標準,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質量管理標準。”

　　“1952年，美國質量專家戴明提出了‘質量改進’也即戴明環質量改進管理方法，人類的質量管理，從檢驗、統計控制來到質量改進階段;60年代初美國質量專家朱蘭從學術層面對全面質量管理進行了闡述，由此係統化的質量標準化管理就此形成。”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現代質量管理的發展有三個階段，19世紀初至20世紀40年代的檢驗階段;40至50年代的統計階段;60年代以來的全面質量管理階段。”

　　“那麼中國的質量標準化管理現在是哪個階段呢?”方葉自問自答道:“事實上，我國早在56年前後就已經關注到了世界質量管理行業的發展，並且展開了適應本國的質量管理體系的探索與建設。”

　　“1960年,我國第一部 完整的《質量管理體系理論與術語》制訂完成，GB19001標準化管理體系誕生,這一體系對國內外質量管理過去的發展進行了系統性的歸納與總結，開拓與創新，我可以這樣說,這套標準是當下全世界最先進的質量管理體系標準。”“這套體系最先在華昌集團各企業進行試點執行，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62年國家完成了GB14001環境質量管理體系的制訂，這也是世界上首個對工業製造環境控制提出系統性要求的標準化體系,依舊是領先世界的。”

　　“1964年國家正式開始軍標質量管理體系的建立,現下仍在制訂中。截止目前，國內除華昌集團外，一汽、沈機、濟機、無錫機床廠、北京半導體電子廠、上海/南京無線電廠、濟機等二十五家企業已經全面實行了GB19001和14001質量管理體系，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一個現實是，目前國內的企業標準化管理工作推進呈現兩級分化的形勢，採用了現代管理體系的企業已經與世界發達國家在企業管理方面擁著相同或較高的管理理論，但絕大多數企業仍然處於20世紀40年代的水準，有些甚至還達不到40年代時期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

　　“諸多企業中,對於質量管理體系有些可能已經系統性的學習過，有些可能拿到手後看完就丟到了一旁，既不知道如何操作，也不知道它哂玫膬r值在哪裡，或者流於形式，基於這種現象，國家成立了質量管理協會。”

　　“這個協會的目的就是將國內重點企業或者有志於推廣企業標準化管理的人士召集到一起，定期進行交流和研討，共同推動國內標準化管理工作的有效開展，從而全面促進中國企業從粗放式管理到現代科學化、標準化管理的程序。”

　　1967年，中國的企業總數已經在19萬餘家,可真正落地實行了現代企業標準化管理的只有25家,這些企業都是中央精挑細選出來，並且由華昌的管理團隊對企業進行了多年管理改造,不敢說這批企業已經達到國際先進管理水平,但至少不落後於國外。

　　可相對於全國如此龐大的企業數量，區區二十餘家實行了現代標準化管理的企業實在不值一提,而要擴大推行規模,這件事靠著一個方葉，或者說華昌是不現實的，就是將人給忙死也忙不過來，唯有從國家層面制訂政策並結合行業自身的需求，進行推廣者是最好的方式。

　　方葉的設想是，由這二十五家企業作為種子，他們首先要做的就是對其供應商進行要求，對於這些重點企業來說，供應商少則幾十家，多則上千家，只要大家能聯手推動，那麼不出三年時間，全國就會有一兩萬家企業完成現代企業標準化管理的建立和實施。

　　同時質量協會的六百餘家企業也開始聯動，他們先完成本企業的建設，而後向下推廣，五年時間左右，全國重點企業基本上都將在實施或正在建立現代企業的管理標準,這些都是國家的核心製造企業,有了他們作為基礎，基本上十年之內，全國大多數企業都會被拉進來。

　　而方葉之所以此前沒有提這個問題,一是時機不對，二年期間，許多企業剛建或在建，他們連企業內部基本的生產問題都還沒搞定，這時候推廣標準化管理那就很扯淡了;二是人才不足,管理標準的推廣需要的人才不是一天能培養出來的，需要理論和實踐相結合。

　　過去方葉是怎麼搞的?他透過華昌和慶州技術學院，培養了大批人才，這些人進入華昌工作，一部人留了下來，而另一部分則被調離。

　　比如此前的華昌總經理就被調到了沈機,華昌透過每過幾年就放出一批管理幹部的方式,來滿足國內管理人才的需求，同時也解決了本企業內部人員流動率不足的問題。

　　華昌集團成立至今已經13年，高層管理幹部換掉了三分之一，中層管理幹部換掉了五分之一，空出的崗位從下層往上提拔，這讓企業有了活水，避免了一部分人上來之後穩坐釣魚臺便開始搞政鬥，就連基層員工方葉都沒放過，人員累計離職率達到了2%這些人中除了違反廠規廠紀或者違法犯罪的,，絕大多數人都不願離開，實在是華昌的待遇太高了，全國都獨此一家，方葉早就想到了這一點，所以才透過使用年終考核不過的方式，逼迫這些人離職，在這件事上他是用了手段的，老實說實在有些齷齪，但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離職人員的賠償，同樣是豐厚的，有股份紅分結算、N+1經濟補償、六個月失業金補償，當然其中還包括了工作介紹，他們基本都被安排到需要的國有企業或慶州地方國有、民營企業之中，至於外地人，不願繼續在原工作地安家的，華昌還報銷來回車費，發放移居補貼。

　　質量協會連續開了五天，這不是原本計劃的安排，會議原定只有兩天，第一天開會、選舉，第二天分享交流管理經驗，但是國內這麼多重點知名企業負責人的到來，大家開始交流起了各自企業的管理情況，這一談不要緊，直接就停不下來了。

　　要說這年月的人真是很務實,各自企業面臨什麼情況，都是直言不諱的,你說問題，我分析，他出主意,分享管理經驗，每天的討論都很熱烈，就連吃飯時大家都在聊。

　　民間的社會組織與官方會議完全不同,國家開什麼會，大家坐下面拿筆記，難得幾人能有發言機會，可這裡不一樣，相互間隨意交流，於是乎到了第三天時，各行業的人都找到了行業同仁，而後你一堆我一群，相互分享經驗，以至於會議超期結束了，很多人還意猶未盡。

　　要知道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內還沒有過這樣的自由交流平臺，這麼多國內一流的行內企業負責人坐在一起聊天，同樣前所未有，因此大家激動之餘便約定每年再來分享，許多同志相互留了聯絡方式,彼此發出‘參觀指導’的邀請,可以說這場會議開得非常成功。

　　國家有關部門更是沒想到，大家討論的是如此熱烈，甚至驚動了工業部，到了最後兩天時,七個機械都派了人過來了解情況，一些工業部的首長甚至親自來了，他們也想聽一聽在官方會議上聽不到的聲音。

　　“—些工人仗著上層關係偷奸耍滑，甚至不來上班，我們也拿他沒辦法。”湖南的一位企業負責人痛心疾首的說道。

　　“你說的這個事，我們廠子也有，一些人仗著關係，將七大姑八大姨、親朋好友都往廠裡塞，要說真有那能力塞進來了也就算了吧，可是什麼都不懂，還不能拿他們怎麼的，人家上面有關係啊，一句話就能讓我吃不了兜著走。”廣東的某國企負責人說道。

　　“是啊，還不能得罪，進了廠子裡，要當祖宗一樣供著，上班也是隨心所欲，想來就來想走就走，就這種都還好說，我們廠子來了一位上級幹部後代，初中都沒混畢業，卻到廠子裡當技術員，一個月工資拿80塊，整天不幹事還耍官威，真是頭痛啊。”又一位同志說道。

　　另一位同志呵呵一笑說道:“別說上級關係了，就是地方負責計劃的一個副科長，都能將我這個正處級幹部壓得死死的。”

　　“你說的也太扯了吧。”一位同志不信。

　　只見那位同志,抬指朝天上頂了頂:“人家上面有關係啊，而且負責地方物資排程，別看官不大，可是權力很大啊，你要是不聽，別人將物資一掐或者明明有就是不及時調，嘿嘿，那就西白老。”

　　“真的太扯了，還以為只有我遇到了這種情況，感情大家遇到的都一樣啊。”

　　一位同志點頭道:“可不是，要我看啊，這就是典型的官僚階級作風，而且已經具有普遍性，是得改一改了。”

　　“怎麼改?”另一位同志說:“官大一級壓死人啊，即便是一些人看著官不大，可是背景硬，關係深，根本不能得罪,說起來我們都是廠子裡負責的一二把手，可是真的遇到這種情況，也只能低頭。”

　　“這種事還是不說了，說了也解決不了，還是聊聊管理的問題吧。”一位同志說，眾人默默點頭，而在他們身後，一機部的段部長聽著卻是沒有說什麼話。

　　但還是有一位同志不信邪，他問向華昌某企業的負責人:“你們怎麼解決的?”華昌企業經理微微―笑說道:“集團有管理制度，別管你什麼人，首先得專業對口，其次學歷符合要求;最後統一考試，而且公司里人力資源還會對技術或管理人員進行背景調查，包括以前的學業情況，工作經歷，家庭和社會基本關係等。”

　　“啥，你們招個人還要搞政審?”“不是政審，是背景調查，政治成分在我們企業不是重要方面，只是考察這個人的基本經驗是否與所填資料一致,且成功應聘後還有三個月的培訓期，如果不合格照樣會被刷下來。”

　　“那要是有人動用關係給你們硬塞呢?”經理說道:“集團有明確規定,除烈士家屬、退役戰士、因功人員、殘疾人這類特招人群外，任何人都需要進行考核和背景調查，不透過的一律不許進。”

　　“否則，一旦被集團發現，那麼從人力資源負責人到招聘人員、監考人員、面試人員、內部關係人員等全部要接受調查，一經發現走後門，則瀆職人員、關係連帶人員全部開除。”

　　“這麼硬，不怕別人給你們穿小鞋啊。”一位同志被華昌的搞法給驚到了。

　　經理點了點頭說道:“這種情況確實發生過，不過我們堅決不退讓，這是集團董事長親自制訂的規定，無論誰人要進華昌，那麼就要按規定走完所有程式、且符合招聘要求才行，否則誰來了也不行，誰給我們穿小鞋，我們就跟他剛到底，所以這種情況在我們那基本得到了控制。”

　　他舉例說道:“以前我們在某地開了個工廠，結果地方上一堆關係戶要進來,我們堅決要求按規定辦，得罪了地方一些人，於是對方就給我們穿小鞋，最後董事長一怒之下，直接要求搬廠走人，最後事情鬧到上級，一堆人受到處分，從那以後那家工廠就再也沒這種事了。”

　　“牛皮啊!”一位同志豎起了大拇指說道:“我可不敢這樣幹，也沒那關係，要真有一天也能這麼硬，那就好了。”

　　經理說道:“規矩從一開始就得立，1951年華昌機電成立，當時規矩就是這麼定的，後來集團成立了，大大小小的工廠如今已有二十多家，不嚴格管理,那得亂成一團。而且華昌許多企業搞的是科研,這東西不能弄虛作假，否則讓沒能力的人進來給企業造成的損失就太大了”“你給我們出出主意，這種事怎麼搞合適?”“也沒太好的主意，實在不行的話，給他們成立一個部門，讓他們進去打閒算了，總比到車間裡影響正常生產和管理強。”經理說道。

　　有位同志點了點頭:“這確實是沒辦法的辦法了。”

　　又有人搖頭道:“一般的還行，但對於那些可能要培養在廠裡接班，前來鍍金的人就不好用了。”

　　“那就給個高位，比如辦公室主任、廠長助理什麼的閒差，但又能每天和你們這些廠裡一二把手待在一起，平時有什麼接待、招待之類的都帶上，名曰:培養管理能力、儲備幹部。總之，不能讓他們直接干涉廠裡的正常管理流程。”

　　“這個不錯，我看可行。”、“哎，還真是一個好辦法，地位給了，關係照顧到了，面子也好看了。”眾人紛紛稱讚，都認為這是好辦法。

　　接著—群人又圍在一起,談起了具體的管理問題,，比如你家某某生產用的是什麼流程,什麼樣的方法，質量是怎麼管的,他家是怎麼搞的，各種問題都放在一起交流了起來,使得整個會場裡，整天都是熱鬧的交談聲。

　　作為首任理事會會長，方葉自然全程參加了討論，一直到第五日宣佈會議正式結束，並確定了來年會議繼續召開，這才離開。

第538章 農業發展

　　大興區金星鄉紅星合作社一望無際的田野裡，金黃的麥浪生姿搖曳，旦見一隻巨大的滾筒將麥杆捲入其中，赫然是一臺聯合收割機,正轟隆隆的向前開進著，一臺機器開過，幾米開外又一臺收割機跟上，收割機駕駛室旁插著的紅旗迎風展招，烈烈作響。

　　大地上翻起一道道塵煙，只見聯合收割機排成斜斜的陣型，快速的向前開進，將金黃的麥浪收割，—輛收割機停下，身後的卡車如同收到指令—般快速的開了過來，放料管開始工作，金黃的麥子在空中傾洩而下，直入卡車車廂之中。

　　此刻，田間的公路上，一排小汽車靠邊停了下來，車門開啟一隻皮鞋伸了出來踩到地上，隨即唯唯幾聲，車門又再次關上。

　　北京農業局的同志快步上前，走到了鄧副總理的身旁，連忙彙報道:“曉平同志，紅星公社六月十五日正式開鐮,現在已經過去四天了。”

　　曉平同志滿臉笑意的看向不遠處正在田間勞動的收割機，而已經完成收割的空地上，則擺著成卷的麥杆,田間勞作的同志正在將它們搬上拖拉機，一旁的道路上，滿載了麥子的卡車、裝麥杆卷的拖拉機,來來往往,一片豐收的景象。

　　“這個氣勢就很好啊。”曉平同志笑著對一旁的方葉和陪同同志說道,眾人皆面露喜色，就見曉平同志抬了抬又說道:“車子就不要開了,走我們到田間看看。”

　　一行人抬步直接從公路下了田,朝著不遠處正在勞作的人群走去。

　　紅星合作社，以前叫紅星公社，成立於1952年，當時這裡只有八戶人家，當年北京市委決定利用這裡的溼地優勢發展整合農莊，僅僅兩年之後，這裡便已經有了四個生產隊，1954年,改名為‘中朝友好紅星農場’，1955年農戶已經超過一千家，成為了大型集體農莊。

　　1958年,紅星公社成立，整個公社四個鄉面積達160平方公里，是一個超大型的農業集體組織，時來到1966年，根據中央農村集體改革的有關要求，紅星公社正式改組成‘農業合作社’組織，由此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

　　“—二三，上!”田裡的拖拉機旁，一群社員正奮力的上拖下推，將一個大卷子堆到拖拉機上。

　　曉平同志踏著步走來，一行人很快就引起了社員們的注意，剛剛推上麥杆卷下的趙隊長回頭一看，就—群首長模樣的人正走過來，便立即迎了上來。

　　“社員同志你好啊。”曉平同志笑呵呵的伸出了手。趙隊長連忙抽手在身上擦了擦，迎接了上來:“首長好，我是紅星生產一隊隊長趙長海。”

　　曉平同志笑著點了點頭,笑問道:“趙同志,今年的收成怎麼樣啊。”

　　“這是負責全國農業農村工作的鄧副總理,你如實回答就好。”一旁的北京市委的同志立即介紹了起來。

　　趙長海一聽頗有些緊張,曉平同志則是遞上了一支菸:“抽根菸歇—歇，也跟我講講你們的情況。”

　　趙長海接過煙,又抽出毛巾快速的擦了把汗,這才喜悅的回道:“副總理好,我們社今年的產量比去年還要高,要大豐收了哇。”

　　“噢,畝產情況這麼快就統就計出來了嗎?”曉平同志說著便擦起火柴遞了過去。

　　趙隊長連忙推辭，但見曉平同志又遞了遞，這才接過吸起了煙回道:“去年社裡兩千畝新糧種完成了三年試種，平均畝產達到了782斤，今年兩萬多畝全部種上了，預計產糧將比舊糧種要番上八成,您說這是不是要大豐收了嘛。”

　　趙長海越說越激動,要知道之前的舊糧種，哪怕採用了農藥和化肥,不過顛峰平均畝產只到500斤，平均也就在400至450斤間晃盪,可這新糧種完全不同，同樣的化肥、農藥下去，那麥穗是長得又粗又狀，粒粒飽滿，更重要的，麥杆還抗倒伏，收割也非常方便。

　　這一開口就滔滔不覺了，趙長海顯得異常興奮，而一旁的方葉則是滿臉笑意的看著面前的漢子講述新糧種有多好，國家給合作社提供了多大的幫助。

　　其糧種是方葉弄過來的,但是在全國全面推廣的過程卻是十分的漫長，一個新品種不是拿過來就敢直接用,而是要進行一系列的測試。

　　1951年，方葉將多個可留種的早晚麥種拿給國家到全國各地試種，這一種就是三年，到了第三年時，部分麥子出現減產，還有一部分麥子到第五年時，出現較大規模的減產，國家農業研究機構隨即展開研究，並且得出總結,自留麥種大概可使用年期在2到3年，三年後就會存在較大風險。

　　農業不是開玩笑的,無論是國家還是方葉都非常的謹慎,不僅小麥要試種,水稻同樣要長時間試種，當年新品種水稻僅在同安一地，前前後後就用了五年時間才在全縣推廣。

　　這些年來,國家農業研究機構一直在攻關新麥種留種培育、土地適應性改良、種植技術的研究，歷時七年時間,一直到1964年數個水稻、小麥、玉米新糧種在全國的研究全部結束，數年中取得了一系列成果，1966年，才終於敢全國全面推廣。

　　這其中黃豆的套種技術研究是最快的,1955年，黃豆套種獲得成功，平均畝產從解放初的約150斤，直接上升到336斤，翻了一倍有餘，隨後這種技術在全國推廣，截止到1962年，全國大豆產量實現了自給自足。

　　同時土豆的產量也獲得了翻倍，從建國初的畝產800至2000斤，增長到3200至4500斤（全國各地土壤、施肥、種植差異)，而其中棉花畝產增產更是顯著。

　　此前採用直播法，棉種直接播入地裡，由於種子差異，種植技術落後的原因，全國最好的新疆地區歷年平均畝產只有98斤，全國其它地區，一畝地棉花產量最高只有88斤，平均下來歷年畝產量只有70多斤，而採用新棉種和新型育苗、移種、套載技術後，欠收年平均畝產最低95斤，正常年限都在153至177斤左右。

　　全國主糧、土豆、棉花、大豆全部獲得增長，同時數十個新品種蔬菜種子和種植技術也在全國推廣了開來，北方的冬天不在只有白蘿蔔和不多的白菜等幾個品種，而是一下子多了十幾個品種，特別是大白菜，—顆能長到15斤左右。

　　國內此前沒有甘藍、捲心菜、香菇、平菇、花椰菜、芥菜、羽衣甘藍等，一下子多出了十二個品種,使得冬季蔬菜從五個，增長到了十七個，極大的豐富了全國人民的餐桌,即便是傳統作物，因此蔬菜種植技術和品種的最佳化，產量也出現了極大的增長。

　　時至1967年,全國水稻、小麥、土豆等多種農作物，全面採用新品種或最佳化品種，因此根據中央農村工作部的測算,預計本年度的糧食又將迎來一次增長。當然,下級報道年年豐收，中央首長自然也親自過來實地考察，而鄧副總理來到紅星合作社，就是他考察的第一站。

　　曉平同志與農田裡的同志們聊了起來,而他到來的訊息也飛快的傳到了合作社管理幹部和社員耳中，不過一會前來圍觀的群眾越來越多，曉平同志見已經要影響正常農業生產了，便再與群眾打完招呼後，離開了田間。

　　紅星合作社現下不僅有農業種植，還有經濟作物的種植，兩千多畝的蔬菜地裡,綠油油的蔬菜長勢喜人，有豆角、西紅柿、黃瓜、苦瓜幾個季節菜，這些蔬菜除了自吃外，便用於供應北京城市居民所需。

　　從田間到地頭，曉平同志考察得非常認真，不時向合作社裡的管理幹部尋問情況，而後又考察了社裡的養殖業情況，整個合作社養殖肥豬六千多頭，羊近千隻，雞鴨十五萬餘隻，可以說小小的紅星合作社僅靠自己不僅實現了自產自足，而且還能創造利潤。

　　管理幹部向曉平同志彙報道:“自去年公社全面改制以來，全社社員的收入獲得了較為可觀的增長，以前年底是，每家每戶平均下來大約能分到150元左右，去年實行工資制加年終分紅制，每名農場工人每月工資在25至45元間。”

　　曉平說道:“這個工資比廠裡的工人要少一些。”

　　幹部點頭道:“是要少一些，但農業產出利潤與工業產品不同，因此沒辦法將工資加得更高。”

　　曉平又問:“那年終分紅是怎麼個分法?”幹部回道:“這要看實際收入，除上繳國家的外，節餘部分,拿出一定比例進行分紅。去年是改制第一年,年小麥總產量1260萬斤，玉米890萬斤，加上養殖、集體工廠等，僅我鄉合作社集體年總收入480餘萬元，實現分紅62萬元，全社八千戶，每戶分得77.5元。”

　　曉平微微點頭，又問道:“現在一戶人家，收入對比以前是否有增長?”幹部連忙點頭道:“收入自然是增長了，我們鄉合作社基本都在農場和養殖廠、鄉集體工廠工作，加上其它三個鄉，去年全社每戶平均集體分紅約110元，再加上工資收入，我鄉戶均收入420元，其它鄉有責任田收入，使得戶均收入約350元，比改制前翻了一番還多。”

　　方葉聽明白了，這裡的集體分紅是平均分配的，金星鄉合作社採用是集體農場制，沒有劃分責任田,職工在農場勞動拿工資，而其它三個鄉則劃分了責任田，但三個鄉此前是一個整體,所有收入都歸當時的公社來分配，現在依舊如此，這才出現了四個鄉集體分紅的情況。

　　此前公社時期，每戶年終大約能分到150元，豐年能到200元，而改制之後,現下每個家庭的收入都增長了，原因是原本國家要收的錢，現下分到了農民和農場職工手上，按照個邏輯，事實上在短期內，國家是要承擔財政困境的。

　　這是藏富於民,還是藏富於國的理念，過去國家需要大量的資金和工農業產出來保障國家建設，所以採用公社制將錢和資源都收上來，只進行最低層次的分配，但這樣做確實能在一個週期內保障國家建設所需，但從長期看,經濟鏈條被打斷，帶來的負作用是明顯的。

　　歷史上，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改革開放,此間三十年,國家的GDP年增速都在10%以上,最高的一年增速甚至達到了21.3%，可是國家發展得如此之快,老百姓特別是農民,卻並沒有變得更好,反而貧窮問題＋分嚴重,甚至出現了大量赤貧。

　　造成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就是國家過度的將錢收到了中央，分配存在嚴重的不合理，現下經過兩個五年建設之後，方葉就向國家提出了分配存在的嚴重不足問題，因此三五計劃(1964年)開始之後，國家立即實行了新經濟政策，同時取消對個體戶限制，實行責任田制。

　　個體戶全面解禁刺激了商業流通市場的發展，國家從中釐稅，一方面保證了工業產出消量不足的問題，同時又解決了就業問題，而責任田的劃分,說白了就是進行一次國家層面的重新分配，將直接從農民手中收取的農業產業價值,透過增長農民收來，擴大農民消費，帶動工業和市場增長，繞一圈再收回來。

　　二者的區別是明顯的,農民有了錢需求就會增長，購買力也就上來了，以前買不起的熱水瓶、布料，甚至腳踏車、手錶都有了消費能力，而再過兩三年,農民身上的錢越積越多，新房就會建設,這又會帶動全國磚石木料、水泥的生產，且能增加無數就業。

　　一個簡單的邏輯，錢從農民手中過了一圈，農民擁有了自己想要東西，破衣爛裳的形象也改變了，既滿足了自身的需要,同時又擴大了國家的財政,這裡的唯一不足時，短期內國家需要承擔一下財政不足的問題。

　　但實際上這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由於國家62年時，就已經解開了個體戶限制，商業市場繁榮了起來,社會上大量的新增消費所帶來的稅收，對沖了農村集體改制造成的短期損失，使得這場改制從國家財政層面來說，進行得相當順利。

　　1967年是北方新麥種和責任田制全面推廣的第二年,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預計明年整個社會就會迎來真正的財富增長時期,全國的一般工業製成品、輕工紡織、化肥農藥等需求都會大規模增長,而其帶來的問題,就將是當前的計劃經濟與社會市場需求之間的矛盾加劇。

　　回程的車上，方葉向曉平同志提出了自己的推測，他說道:“農村新集體體制實行之後,農民的收入確實有了一定增長，這個增長週期，大約能持續五年左右,最多不會超過八年，後面就會下降。”

　　曉平不解的問道:“增長了怎麼還會下降呢?”“物價指數上漲啊。”方葉說道。

　　一句話，曉平同志立馬就明白了，他抽出香菸給方葉遞了一支，各自點了起來，沉默片刻後說道:“這個問題很重要，現在老百姓手上有了一些錢，要買的東西會越來越多，而國家的資源總量又不足，無論是從國外進口，還是本國開採,成本上漲，供需緊張是一個問題。”

　　“另一方面，現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基本上都是基於對過去資料的總結，而對於宏觀經濟的發展指導性嚴重不足，往往難以預測接下來的社會實際需求，從而造成商品市場的供需矛盾。”

　　說到這裡,曉平同志抬手伸出兩根手指，又說道:“兩個矛盾啊，彼此相加,所以我也能做也一個推測,去年底開始的社會物資供應不足的情況，將會長期出現,而造成這一局面，既有內部原因,又有外部因素。”

　　方葉這個觀點十分贊同,他重重的將頭一點:“非常贊同您的預測。若想要儘可能的避免這一問題擴大化，加劇供需矛盾，我建議您派出張培剛幾位經濟專家到全國去做一次大範圍的調研,最好在年底前向計劃委員會提供調研結果，彌補他們來年計劃生產指導不足的問題。”

　　“要得，這個建議很是要得。”曉平同志連連點頭。

　　宏觀經濟調控與計劃經濟調控(其實是調整)，兩者的根本不在一個維度,表面上看二者都站在國家的頂層進行全國調控，而實際上，計劃經濟的調控是一種技術性調整，解決的區域性問題，宏觀經濟是基於發展的整體預測所提前進行的調控或規劃。

　　用一個形象的比喻，比如今年全國布料生產少了，計劃經濟根據過去一年或幾年的資料，其在來年就會增加，而增加的產量及種類，計劃準確時，能夠解決問題，但遇到經濟發展動盪或計劃產量不匹配時，就會出現問題。

　　宏觀調控則是依託國家經濟發展的政策和市場預期，進行某一階段或整體過程的規劃或調控,它不搞單一技術性指導(如各種計劃生和指標)，而是針對某個行業、經濟發展過程、狀況做出的指導性規劃或議建，而後按照這一方針去實行，從而達成結果的現實。

　　比如國民數量在增長，根據人口增長率、經濟發展現狀，就可以預測出未來整個社會對於某些物質的需求,而後國家從宏觀層面進行政策制訂，是支援發展還是擴大發展，都會給予政策指導,其實的細則則交給具體的部門，所以宏觀講的是戰略，計劃講的戰術。

　　經濟制度的問題，暫時國內還無法解決，作為新發委負責人，曉平同志要做的就是彌補這—制度存在的不足，儘可能哂煤暧^思維來幫助計委減少計劃不合理性，甚至避免決策失誤的風險。

　　回京後，曉平同志第一時間就將張培剛請了過來，他目前是新發委的經濟顧問，雖然在國家層面名聲不顯,但在國際發展經濟學領域,他是祖宗爺級別的存在，當然曉平同志自從瞭解到了他的情況後,對其也非常的看重。

　　會見室裡,曉平同志提出了自己的困惑,他說:“按照我國目前的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速度，計劃性指令顯然已經不足以全面的對國家下一階段的指標進行完整且充分的計劃，針對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也沒有想出好的辦法，所以請你過來談一談。”

　　張培剛領會了曉平同志的意圖,但他沒有立即回答,而是陷入了思索，數息之後才抬起頭來回道:“最好的方式還是對目前的經濟體制進行一些調整。”

　　“你知道，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如果可以的話，我倒是期望國家這麼做。”曉平同志立即打消了他這個不切實際的想法。

　　張培剛又沉吟了起來說道:“既然如此我倒是有一些建議。”

　　“你說說看。”曉平說。

　　張培剛回道:“首先，需要對我國三年以內的主要工業品、民用消費品做一個全面統計，確定物價增長指示，且相關行業的生產能力和行業發展情況進行評估，摸清實際情況，這樣可以為接下來的整體規劃提供決策依據。”

　　曉平同志抬筆記了下來,說道:“相關資料和情況一個月之內可以提供。”

　　張培剛點了點頭,繼續說道:“其次便是對全國居民收入、消費增長情況進行一個統計，要含蓋各階層,這能為接下來預估社會市場增長提供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