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粉圓子山粉圓子
“這個問題要不要解決?”主席站在發言臺前,握起了雙手，鏗鏘有力的發言道:“這個問題自然要解決,而且要解決好。至於如何解決的問題,這就是本次大會討論的最重要議題。”
“那麼還是用過去的發展思路，國家計劃經濟體制不作出任何調整，不進行任何變化,這個問題自然是解決不了的,因此既然這條路走下去已經給發展帶來了阻礙,我們就要學會變通，我們要依託現有的國家發展情況和外部局勢變化情況，做出符合國家需要的調整。”
“這個調整的方法就是本次大會上提出的‘過渡時期新經濟政策’的方案。”主席接著說道:“這個方案到底行不行得通呢?我看我們還要繼續進行實踐，只有從實踐中才能檢驗出真理,探索出—條符合中國國情的新的發展道路，因此對於這個經濟政策,我是支援的,且認為現下進行新經濟政策的調整是很有必要的。”
主席舔了一下食指，翻過一頁講稿,繼續講道:“過去列寧同志的‘新經濟政策’透過實踐後失敗了，這給了我們許多思考,現在中國也要搞‘新經濟政策’，外面的一些風言風語肯定會是有的,但是不是說別人講不好聽的話，我們就不做呢?列寧同志的政策失敗了,我們就一定會失敗呢?我看在實踐的結果出來以前,下這個結論還為時尚早。”
“中央在制定‘新經濟政策’時,認真的研究了列寧同志新經濟政策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教訓,也學習和探尋了南斯拉夫的經濟自治制度,而後中央認為就當下我國計劃經濟體制所出現的一些問題,不改變是不行了,但是現階段徹底改變，或者說顛覆掉,這是萬萬行不通的。”
“自從計劃經濟體制在新中國開展以來,我國取得了許多成就,過去的農業國現在有了一點工業，在科技發展上也稍稍取得了一點成績,而這一切都離不開計劃經濟體制所發揮的巨大作用,正是有了計劃經濟體制,我們才能整合全國的資源，發展成為了初步工業化國家。”
“現在這個體制在當下的環境下,依舊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或許未來我們會在計劃實行的方式上做出調整，但是計劃這個大基礎、大方向是不會變的,沒有計劃，就缺乏規劃，國家就難以有持續穩定的戰略，也就沒有一個好的戰略來指導國家的發展，這是要不得的。”
主席就新經濟政策的問題發表了詳細的觀點,而後又從新政策實行將遇到的困難上，進行了講述，他說道:“新經濟政策是一個過渡政策,它是對現下計劃經濟體制的一個補充,而要實行好這個政策，一些過去的方式也要做出調整。”
“過去我們講階級鬥爭，那是革命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所面臨情況的需要,而現下經過多年的發展，國家現下面臨的環境又不同了，所以階級鬥爭這個觀點也要發生變化。”
“階級鬥爭要不要講，自然是要講的,但它已經不是我國現下最主要方面,我國現在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求發展與求生存間的矛盾問題,也即是要以階級鬥爭為主,還是以國家經濟發展為主,就現實情況來看,現下已經從階級鬥爭時期過渡到了經濟建設的時期。”
“但是若要進行全面經濟建設，現在國際政治局勢又還缺乏一些必要條件,這些條件共同作用,阻礙了我國實行全面經濟建設的發展策略,所以我認為,為適應當前階段國家發展的需要，應當是以‘經濟建設為主、階級鬥爭為輔’的策略。”
“經濟建設我們要做，階級鬥爭這根弦也不能完全拋之腦後，沒有經濟的發展,國家的各項事業發展必然要減緩，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就難以提高,而放棄階級鬥爭，我們就要在當前的國內外大環境裡吃大虧。”
“因此，我們要一手抓國內經濟,促民生保發展;一手要對付國內外的反動派。用一個形象的比喻來說,經濟建設是一隻拳頭，而階級鬥爭是另一隻拳頭，兩手都要抓,兩拳都要硬。”
“如上所述，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階段已經過去了，所以在接下來的發展中，階級鬥爭要為輔，國家的經濟建設要為主,要著手解決分配合理性的問題，儘快讓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得到較大的改善,實現公平與公證,這也是我們過去進行革命的核心目標之一。”
社會公證和人民幸福，這是革命的核心目標之一，而主席在此時再次提出這個觀點，自然是為了提醒大家，國家發展到了現階段，已經到了要實行民生建設的時期，若只一味的智蟀l展,而忽略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期盼,不做出調整,那麼國家經濟的發展就會出問題，就缺乏‘公平與公證’。
主席的總結性發言,很好的闡述了發展與生存之間的矛盾，過去我們的首要目標是生存，而現在我們的首要目標是智蟀l展與智笊鎭K重，兩者都不能放棄，而如何實行好這個新政策,並讓它成功,這是對‘新經濟政策’提出了極大的考驗。
所以，當主席發言完成之後，不少同志對此產生了一絲疑惑，一手职l展,一手稚妫哒娴哪芗骖檰�?它們之間的平衡又該如何掌握?但不管大家是否有疑惑,現下新經濟政策的實行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了，任何人也不可能改變。
然而，隨著人民日報，刊發八屆十—中全會公報以後,很快就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轟動效應。
中國的新經濟政策,無異於向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都投下了一顆重磅炸彈，就連國內一時間也議論紛紛，不過與國外不同的是，人民群眾是真的感覺春天到了。
若干年後，人們普遍認為:中國的體制改革始於1964年，而新中國的經濟騰飛也是從這一年開始的,歷史彷彿從這一年開啟了它的加速鍵。
第473章 政策風波（━)
四月十四日，全會結束的第三日，全國各地的報紙紛紛轉載起了人民日報上的大會公報，而相比於傳統的紙媒，廣報電臺和電視臺的反應則更快，特別是北京的四九城裡,天子腳下訊息傳播自然是最快的。
僅僅兩日，京城裡就已經議論紛紛了起來，人們對於這場大會上頒佈的‘新經濟政策’抱著各種各樣的猜測。
有人指著報紙興高采烈,認為以後可以光明正大的做生意了，有人表示要觀察觀察,還有人則認為有‘走資產階級道路’的嫌疑，當然文化界精英人士，大多數人聽完廣播的播報後，默默的關上收音機，一句也不說。
因此，社會上一時間充斥著各種各樣的言論，民眾中特別是那些個體戶普遍支援,人人喜笑顏開，覺得春天到了，而精英知識分子和文化界絕大多數人，則在暗中觀察沉默不言。
全國各地都在印發大會的‘公報’，一面下發到全國各級政府,一面透過報紙、廣播向民眾播送，幹部門則同樣陷入短暫的沉默，他們正被組織起來,認真的學習著‘公報’內容。
河北某地委的學習會上，地委書記說道:“根據中央下發的公報指示，全國將從今始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這個政策推行後將有一系列的調整。”
“首先農村集體體制的調整,公社集體體制將會調整為鎮鄉村三級集體體制;同時農村農業土地集體所有制也將調整，全國除國有農場、國有工業用地外，也將由過去公社化集體耕作，過渡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就是重新將土地劃拔給農民自由種植和經營。”
“根據中央農村農業工作的有關指示，新的調整政策,今年將在安徽省率先進行試點,而後擴大全國試點範圍,待試點結束後將在全國推行。”
“其次,十一中全會上頒佈了‘計劃生育’的新國策,這—政策將會在明年開始實行，我省也在第一批執行計生政策的名單裡,因此從明年開始,孩子不能隨便生了。”
他的話一落音，會場上立即交頭接耳議論了起來，就聽有位同志說:“這怎麼生孩子也管上了，哪能想不生就不生呢，這怎麼辦得到?”“就是啊，這政策究竟是怎麼規定的?”書記抬手敲了敲桌子，沉著臉說道:“這是國策，什麼是國策?就是一定要執行的,至於允許生幾個，上面的具體具政策還沒有下來,但從上面瞭解到的初步資訊看，以後城裡居民包括黨員幹部，大概一律只能生兩個，農村地區可以生三個，具體還要看國家下發的政策。”
對於計生政策的質疑,不僅僅在河北省的這場地委會議上，而是在全國各地都在上演著,前兩年國家倒是提出了‘優生優育’的宣傳,只是這個政策不是強制性的,而現下國策則不同了，帶著強制性,可在中國這個多子多福的傳統觀念裡，不讓人多生孩子,這事怎麼看都滑稽。
然而根據中央人口部門統計上來的資訊看，國家的生育率實在太高了，過去的1963年，全國共出生了近三千萬人，這是—年的資料啊,若是按照這個生育率增長,十年就三個億，也即到1974年,全國人口將突破九億。
國家希望透過計生政策的執行,在未來十年內，將每年的出生人口減少數百萬，十年之後，總人口控制在8.5億左右，而在實現這一目標，國家需要加大計生及一般公共醫療的投入，透過減少人口增長,提高新生兒存活率，提高優生優育來抑制人口過快的增長。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全國人口為5.4億，到了1963年,由於三年自然災害比歷史上程度要輕得多，因此僅僅14年全國人口就增長到了7.2億,共增長1.8億人口,平均每年出生人口為1400萬，新生兒全國平均夭折率從建國時的17.4%下降到了3.7%而進入60年代後，隨著第三波婚育潮來臨,僅僅三年時間，每年的平均出生人口為2300萬，快速而又巨大的人口增長，給社會資源供給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如果不抑制人口繼續增長,那麼根據國家現有的資源量，要維持如此龐大的人口將會給全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
當然,解決人口過快增長的最有效方式，透過快速提升經濟發展水平自然,降低嬰兒夭折率自然是最好的方式,可是以目前中國所處的內外部環境，要快速發展經濟同樣是不現實的。
時下的中國處在蘇美兩個超級大國中間，於社會主義陣營我們被蘇聯針對，而資本主義陣營又被美國針對，中國雖然能與兩個陣營中的一些國家發展貿易,但是這個貿易主要是透過逆差來實現的。
同時，國內的資源與技術現下在整體上仍舊嚴重不足，需要從外部來獲取,而外部的途徑又有限，中國要將經濟發展起來,就需要擴大對外渠道,但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方面，社會主義陣營國家沒有多少消費能力，而另一方面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又是逆差，因此即便我國現下大量的投入新技術，但是國內外的市場卻很有限。
因此,我國要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所遇到的困境前所未有，這不是全力在內部發展新技術就能實現的,何況現下國內的新技術應用市場更是極其有限。
特別是在此前十四年中，國家為了儘快建立起工業化，採用的是集中資源辦大事的思路,這個方式自然是沒錯的，只是經過這些年的發展,隨著資源和資金投入越來越多，人民承擔的負擔也越來越大，陷入為了發展而發展的死迴圈，要打破這種方式，不實行新的分配體制，國內市場是無法做起來的。
人口增長矛盾、就業矛盾、發展矛盾、分配矛盾，為了解決國家現下發展遇到的一系列矛盾和瓶頸,提升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外部需要突破,內部也需要調整，既然外部市場一時間難以全面突破,那麼就需要將內部市場先做起來,這就是當前新經濟政策實行的一般歷史條件。
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就是為了修補過去發展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彌補發展中出現的不足，但現階段下，單純的經濟政策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比如人口大規模增長的問題,而要解決人口矛盾,計劃生育就勢在必行,這不是簡單的認為，經濟發展就能解決問題。
社會治理也不單單是經濟發展問題，從歷史看，我國人口一直到千禧年時期都在高速增長，其中1971年國家開始實行計生政策,1982年被定為基本國策,但到了1999年，中國的年出生人口依舊有兩千萬,若不加以控制,中國的未來人口突破16億，基本上是無法避免的。
社會需要發展，而人口繼續增多，國家總體資源又有限，人均分配自然就減少，國家為了保障就業,在許多新技術的投入與應用上，就會形成一個發展困境。
比如要投入先進生產力，就會有一部分人失去工作，反之要保證這些人有工作，科技發展就不能過快，國家整體工業發展的速度就會減慢,若要讓科技呈爆發式增長，在此前就需要有一個長時間的積累。
從80年代一直到21世紀20年代，長達四十年的時間裡，國家都在進行原始資本的積累,若從一五計劃算起，這個積累的時間長達七十多年，這中間各種發展矛盾的形成，主要還是集中資源,減少分配，從而保證發展所形成的。
龐大的人口自然是消費優勢,但要將如此眾多的人口形成一個龐大的消費市場,這中間的積累過程十分的漫長。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全國城鎮失業率為23.6%，1957年下降到6%;1958年二五計劃開始後,全國工業大建設，失業不再是問題，新增就業人口近三千萬,然而隨著商品糧人口的增多，國內的糧食告急。
同時大量重工業生產出來的裝置,投入生產製造出的工業品又賣不掉,糧食矛盾突出、分配不合理,又使得消費矛盾出現，造成國家惡性通貨膨脹,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國家將近兩千萬城市人口清退往農村，消費市場再度被壓縮。
在1962年一份針對上海市閒散勞動力的調查報告中就可一觀，全市人口635萬，而職工僅233萬，大約數十萬人沒有工作靠社會救濟過活，原本這―情況將會持續,但1961年底,國家調整了政策,清還了大量國有商店,解禁個體戶，這才使得就業矛盾得到了初步解決。
從1961至1964年的三年中,隨著國家的一系列調整,全國工商業、生活服務業等累計創造了近兩千萬新增就業,過去被精簡的三萬千人,三分之二重新回到了城市，但仍有三分之一留在農村,參加‘上山下鄉’邉印�
而現在的新經濟政策之中，就是要加大調整範圍,透過調整收入分配、進一步解除計劃生產限制，擴大商業市場，促進生活服務業、外包家庭生產等方式來擴大就業和消費，從而使得社會經濟走上正向迴圈。
還是以上海為例,過去上海的家庭機繡品生產由於出品限制（主要透過澳大利亞和香港出口),使得海外市場的拓展緩慢，現下隨著中法兩國建交，中國有了法國這個面向歐洲出口的第一渠道,因此上海的家庭外包生產人數將會迎來一個高速增長時期。
國家的外包生產方式也進行了調整,過去工廠要擴大生產，會將外包納入工廠管理,或者直接從社會招工。
這種―體化的管理，激勵又不足，帶來了管理機制的僵化，若在生產旺季時,工廠還能正常開工,可到了淡季，工廠供養職工的壓力就會很大，而現下新的政策，不再直接招收工人，而採用外包生產服務，外包工也不再納入工廠管理,實行自負贏虧，以減輕國有企業的壓力。
新經濟政策對於外包服務管理的模式調整，也是來自於同安示範市。
國家對過去兩種不同外包模式進行了比較,結果顯示:國家一體化管理的外包組織模式帶來的弊病很大，國有外包工發展到家庭作坊就基本停止了，而同安市的組織模式則沒有這個問題,一些外包工，先是發展成了家庭作坊,其中不少人,更是透過多年的努力,現下已經建立了自己的工廠。
同安示範市內，一部分群體，從城市小資產階級（家庭作坊、個體商戶等)到發展成民族資產階級（民營企業)僅僅用了十年時間,不僅發展迅速,規模在不斷擴大,而且給整個社會帶來的附加產值同樣巨大。
新中國十一中全會頒佈的新經濟政策,在國內掀起了颶風，同樣也在國際上掀起了巨大的波瀾，人民日報上的公報一經發表，蘇聯駐華大使看完翻譯的文字之後，不由得驚駭莫名，他第一時間就找到了我國外交部,詢問我國政府這是什麼意思。
對外聯終部部長伍修全接見了他,而契沃連科顯得激切而又緊張，他當面責問道:“中國是不是要放棄計劃經濟制度了?”伍修全答道:“這是我國過渡時期的經濟政策，是以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和南斯拉夫的經濟自治制度為藍本結合我國當前國情,制訂的一套經濟政策,中國並沒有任何要放棄計劃經濟的意圖。”
契沃連科大使之所以如此緊張，自然是有其原因的，因為這套新經濟政策中，允許私營經濟存在,這是對現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一個挑戰,雖說南斯拉夫也允許私營，但是它的影響有限，而中國在整個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中，屬於是老二的存在，任何風吹草動,對於整個陣營的影響都非常巨大。
所以伍修全的解答，並沒有讓契活連科滿意,他依舊要求面見總理，希望總理能當面給他回答，而伍修全在受到請求之後，便將情況上報給了總理。
西花廳裡,總理聽完了伍部長的彙報,看著他一臉擔憂的表情,微微笑道:“出現這種情況是正常的,既然他想見,那就見見。”
當日,契沃連科被伍修全帶到了總理當面,他剛坐下就激切的朝總理說道:“自中國實行計劃經濟以來,取得了良好的增長,而現下的新政策，是否存在背離了社會主義全面公有制的初衷的嫌疑，並且還鼓勵市場行為，因此我對中國的新經濟政策感到不解，中國是否在謩澐艞売媱澖洕贫�?”總理仰頭一笑,回道:“此前對外聯絡部的伍同志已經向你解釋了緣由，如果你還是對此有猶豫的話，我也可以再向你做出解釋。”
總理親口將中國要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前因後果向契沃連科大使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解釋,而後又說道:“綜上所述，中國的新經濟政策是對計劃經濟體制的一個補充，它是在這個體制下執行的，所以中國現下即未來，都沒有打算取消計劃經濟體制。”
“但是中國的新經濟政策,改變了公有制原則，我是否可以理解，中國正在向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契沃連科的問詢顯得有些無禮了。
總理臉上的笑容收斂了起來,他沒有回答，而是反問道:“大使同志,南斯拉夫是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有沒有私營經濟?”“南斯拉夫自然是社會主義國家，不過我對該國的私營經濟制度持保留態度。”契沃連科答道。
總理說道:“中國也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那麼中國存在私營經濟怎麼就成為了向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呢?還是說南斯拉夫已經被開除出了社會主義陣營,這是你個人的意思,還是蘇聯的意思?”契沃連科被總理將了一軍，頓時面露尷尬，其實當初蘇聯接受南斯拉夫，並且明知道這個國家存在私營工廠，允許私營經濟發展，但為了歐洲形勢的需要，還是捏著鼻子認了下來，認定南斯拉夫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那麼現在蘇聯若不接受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那就是自打臉了。
契沃連科沉吟了數息,不得不答道:“中國自然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是中國現下的經濟政策,我個人持保留態度。”
“你可以有不同看法。”總理說道:“每個人都有發表不同看法的權力，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大使同志,中國實行新經濟政策是對列寧當初經濟政策的學習和借鑑,更是對社會主義事業的一次全新的探索,而中國實行怎樣的政策,這是中國自己的事。”
總理對於契沃連科剛才盛氣凌人的態度是十分不滿的,因此雙方的會談同樣有著針鋒相對的意味，特別是自1960年後，兩國過去的友好早就不見了,這些年來，雙方的筆仗,你來我往不知道打了多少回。
兩個月前(1964年2月)，中蘇雙方展開了第一輪邊界談判，蘇方堅持《噯揮條件》和《北京條約》是平等條約，且認定中蘇雙方不存在邊界問題。
當時的談判中,蘇聯邊防軍司令澤里亞諾夫上將,更是十分囂張的指出:‘蘇聯認為‘邊界’在什麼地方，那邊界線就在什麼地方，這個問題不容置疑,更不可能進行談判!’因此這場談判到現在已經過去兩個多月了，沒有談出任何成果,直接陷入了僵局。
契沃連科在總理沒有一絲笑容的表情下灰溜溜的離開了西花廳,而後他將收集到的所有資訊,包括中國新經濟政策公報全文翻譯之後,整理成檔案快速的發回了莫斯科。
接到報告後的赫魯曉夫同樣十分的震驚,要知道按照中國新經濟政策公報的相關內容來看,中國這—次對於計劃經濟體制進行了‘重大’調整,從蘇聯的角度看,這是在挖計劃經濟體制的牆腳，是在挑戰蘇聯引以為傲的經濟制度,它們自然是不能容忍的。
蘇共中央第一時間召開了緊急內部會議,並就中國的新政策進行了全面分析,而後認為:‘若蘇聯對此無動於衷,認可了中國的新經濟政策,那麼將會對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裡構建起來的經濟秩序產生無可估量的影響,並且挑戰到了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地位。’因此,蘇共中央對於中國的新經濟政策不能接受，隨即蘇聯緊急派出與中國高層關係較好的米高揚飛到北京,指派他來給中國高層做工作，當然同時帶來的還有‘必要施壓’。
總理當面，米高揚提出:“中國的新經濟政策蘇聯無法理解，且難以接受,建議中國政府能夠改變這一政策,並使其恢復到原本的全面計劃經濟體制上來,這是保持社會主義陣營團結，蘇中兩國關係大局的必要步驟。”
面對蘇聯的‘提醒’加威脅,總理並沒有退讓,他對米高揚說:“中國採用何種經濟政策是中國的內政,且列寧時期的蘇聯也實行過類似的新經濟政策。蘇聯無權干涉中國的內政,中國不接受蘇聯的建議，並向蘇聯發出嚴正抗議,要求蘇方收回這種侵犯中國主權的言論。”
米高揚當場就急了，他向總理陳述了中國新經濟政策可能給社會主義陣營帶來的深刻影響,他認為中國改變全面計劃經濟體制,就是對蘇聯這一‘成功’制度的挑戰,必定會引起社會主義陣營對全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正確性與合理性的質疑,會在陣營內部造成分裂。
總理則重申了中國的立場，認為這是中國的內政,至於他國如何想,那是他國的行為，總理又說:“全面計劃經濟體制在蘇聯取得了成功,同時在中國實行的前期也取得了成功，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中國有自身的國情,現有的體制已經對中國的發展造成了困擾,中國智笳{整這是必要且符合中國發展需要的,因此中國不會改變調整政策。”
雙方的會談陷入了僵局，見此米高揚調整了談判策略，他用私人的身份與總理交談了起來,希望以此來了解中國出臺這個政策的前因後果,而總理也同樣改變了態度,雙方從劍拔弩張,便得親切了起來。
總理詳細的向米高揚講述了中國從1953年實行計劃經濟以來國內的發展情況,表述了所取得的成績，同時也向他講述了所遇到的困境,在此過程之中，米高揚聽得很認真。
一番講述後，總理總結道:“中國實行全面計劃經濟已經有十一年,經歷了工業起步階段,經濟發展階段,通貨膨脹階級，到了今天,面對我國國內發展上限到來,工業陷入了發展瓶痛頸期，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需求根不上發展需求,分配失調等一系列問題,不進行改變，國家的發展將難以為繼,也是在這種情況下才決定進行調整。”
米高揚從總理這裡瞭解到了中國國內的實情,也不由得點起頭來,中國現下遇到的問題確實不少，不過還是問道:“中國的全面計劃經濟結束以後,國家要如何解決計劃與分配的問題?”總理答道:“全面計劃經濟結束,不代表計劃經濟就結束了，相反的計劃經濟依舊持續,我國的目的，就在計劃經濟下，引入一定的可控市場機制，從而改變過去不合理的分配製度。這個可控市場機制，依舊主要以國有為主，私營為輔。”
“它具體又該怎樣操作呢?”米高揚問道。
總理微笑著回道:“以國有工廠為例,其依舊為主，私營配合，這樣可以減輕全面國有體制的壓力，提高其生存能力和生產效率;比如具體到市場銷售分配上，以國有供銷批發公司為主,將各種工業品下放到市場,而後由國有商店、供銷社、個體商戶/商販進行銷售。”
米高揚聽明白了，他點頭道:“也就是說作為公有制的主體不會變，而是擴大生產和銷售渠道。”
“是這樣的。”總理回道。而後總理再次解釋起了，中國為什麼要這樣做，實在是因為現下國內的分配矛盾很突出,造成了國家大量的工業品賣不掉,市場銷售不振，老百姓也因為這種不合理的分配,使得分配較少，從而影響到了國家工業和經濟的發展。
總理的一番解釋，米高揚的觀點開始轉變，他突然發現，這是一個很好的政策,若是蘇聯也這樣搞，或許也能改變蘇聯當下國內體制僵化和市場銷售萎靡的問題。
當然，這只是他個人的感想，而從蘇聯及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層面上來講,中國的這套搞法對蘇聯是極其不利的,蘇聯不可能放棄全面計劃體制，因為蘇聯對自己的制度深信不疑，任何質疑或改變都是對‘制度自信’的挑戰,都是陣營公敵，都是大大的反佟�
所以米高揚最後說，他個人對中國調整經濟體制的做法，此持保留意見，但是蘇聯政府無法接受，希望中國能夠給予一個‘合理’的答覆。
隨後，米高揚會見了少其主席,同樣表達了蘇聯政府的看法，少其主席自然不可以改變中國的政策，要知道這可是國家從十年前就開始謩澋闹卮鬀Q策,也是為了未來國家經濟發展需要，而預先所做的戰略決策中十分重要的一環。
兩日後，米高揚見到了主席,而主席的回答更加乾脆:‘中國新經濟政策的實行是國家重大決策,是勢在必行的政策,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因為內外部的一些言論而改變，將會堅定不移的貫徹到底!’
第474章 政策風波(二)
米高揚回到莫斯科的第二日，蘇聯《真理報》頭版刊發了一篇新的批判文章，蘇聯高層正式就中國的新經濟政策做出了自己的定性，文章標題為:"中國社會主義紅色旗幟正在變色’，副標題為'--中國修正主義下的新經濟政策”。首發書→ 群:七四零八么七么五菱，持續關注文章對十一中全會發表的新經濟政策'及一應新國策公報，展開了猛烈的批判，認為'中國所謂的新經濟政策，就是一個假借列寧經濟政策名義，進行偽裝下的資本主義政策’，中國所作所為，就是對社會主義全面計劃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背叛。
文章中不僅對中國的有關政策和決策逐條進行了批判，還在文章中第一次，公佈了一個"駭人聽聞’的訊息，文章中說'中國早就不是一個純粹的社會主義國家了，這個國家的國內有一個地區，早在1954年就放棄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而實行私有經濟體制’。
'慶州一般性市場經濟示範區'首次出現在了世介面前，文章裡對這個'所謂的示範區'大加批判，說其是'資本主義猖獗、紅旗變色之地'，文中批判到激烈之處，更表示'中國的統治階級上層充滿著右派投降主義分子，要將這樣的偽社會主義國家開除出社會主義陣營”。
《真理報》一文激起千層浪，隨著接連出現的批判文章轉載到了社會主義陣營其它國家，而後又傳向了資本主義世界，頓時舉世皆驚。
隨即波蘭、東德、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甚至連阿爾巴尼亞和朝鮮都向中國政府發來外交照會，希望就蘇聯所表述的中國新經濟政策問題給予官方答覆，一時間中國外交形象急轉之下。
朝鮮的金日崭桥沙隽颂厥沟奖本儐栁覈@究竟是怎麼回事，蘇聯《真理報》上所載的一些情況是否如實。
面對陣營'圍攻'，中國政府自然不會坐以待斃，而是由外交部公開發表了外交宣告，中國在宣告中指出:'中國的新經濟政策，是根據中國現有國情，對全面計劃經濟進行的一個補充調整政策，這一政策是中國政府經過深思熟慮後的重大國家決策，是對社會主義建設的一次探索，無論成功與否都由中國政府和人民來承擔。”
宣告中全面駁斥了"紅旗變色"論，認為蘇聯作為陣營領導者，不思智笸緡业陌l展大計，而只為鞏固本身領導地位，發表破壞陣營團結的不負責任言論，並強行干涉中國作為主權獨立國家的內政治理，其做派與自身領導地位嚴重不符。
宣告同時表示:'全世界一切國家都應是平等的，都有權力為本國④宜人民和全世界無產階級人民智笮腋５臋嗔Γ袊鹬靥K聯作為社會主義陣營領袖國家的地位，也歷來維護蘇聯的這一地位，但若蘇聯利用自身地位，干涉他國內政，強行要求他國必須遵旨行事，中國政府和人民絕不答應!
中國的宣告中，還說:”社會主義事業發展至今，大多數國家採用的都是蘇聯的全面計劃經濟體制，中國曾採用這一體制，蘇聯也一直是全面計劃經濟的榜樣，但不表示這就是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中也存在不同的經濟制度。
蘇聯的一切並非是金科玉律，不得更改，事實上蘇聯國內這些年來也一直在改革，卻不許中國進行國內調整，因此中國不接受這種教條主義和霸道無理的要求。
"各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設應當由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根據自身國情和發展階段不同，探索符合自身國情的道路。
"中國作為全世界社會主義國家大家庭一分子，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探索一條新的道路，這是中國的權力，也是中國及全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為社會主義這一偉大事業在新時代裡的發展理應承擔的義務，這個義務不是蘇聯專屬，中國及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同樣擁有!"宣告發表之後，東歐的一些已加入對中國批判的國家變得更加猛烈了，但也有一些國家讀完宣告之後，覺得十分有道理，不過基於蘇聯在側以及蘇中兩國巨大的國力差距，因此批判也依舊在進行，只是批判不再那麼刺耳了。
至於蘇聯所說的將中國開除出社會主義陣營的論調，東歐多國派出特使到了莫斯科，他們希望赫魯曉夫'在這一問題上應慎重考慮'。
將中國開除出陣營也只是蘇聯的氣憤之言，赫魯曉夫又不是傻瓜，現下的中國原子彈、氫彈都有，中國國內的各項發展蒸蒸日上，早已是世界上除蘇美外的又一支重要力量，蘇聯要真的這樣做，中國大概會有一些影響，但是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影響則更大。
面對各國的提醒，赫魯曉夫冷靜了下來，他在隨後的公開演講中表示:"中國現在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是蘇聯對於中國採用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制度，表達強烈的質疑。中國理應是一個純粹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不是以調整的藉口進行道路的改變，這是對信仰的踐踏和不忠。
他的這個發言，隨即就收到了中國的反駁，表示:不能接受赫魯曉夫對中國社會主義國家一貫制度的否定，中國從未以任何藉口或理由，改變自身的社會主義信仰和道路，赫魯曉夫不是宗教裁判所教皇，他無權判定中國，其所說的信仰踐踏、信仰不忠，更是無稽之談。
中蘇兩國這次政治論戰與以往不同，若在以前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也只是看看，他們樂得兩國互咬，但是這一次不同，因為中國的新經濟政策這一重大政策的內容，實在讓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不得不認真起來。
英國、法國、義大利、美國等一眾歐美國家，都搞到了中國的政策公報，這幾日來它們都在認真的研究，而後這些國家都得出了各自的觀點。
英國人認為，中國這一新政策確實是借鑑了列寧與鐵托經濟政策的許多方面，比如允許商業市場、私營經濟，但也有不同方面，中國並沒有取消計劃經濟，因此這個政策從表述上看確實是一個補充性政策，只是一旦這個政策真的落地實現了，那麼中國國內的市場必定會更大。
在英國看來，這些年英中兩國的貿易額在不斷的增加，如果中國國內能發展起來，那麼中國必然會對外部資源有更大的需求，這對英國來說是一個好機會，若能擴大英國在華銷售，英國的經濟也必然會從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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