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49擺地攤 第327章

第431章 會議（一）九千字

　　冬節的陽光從深藍的天空灑下，照耀在北方平原之上，此時一輛火車布咚唯咚的噴著煤煙賓士在鐵軌之上，軟臥包廂裡方葉揉了揉眼睛,朝著車窗外看去，才發現寧靜的曠野之上已是一片潔白。

　　“害豁~!北方的雪下得可真大，江山如畫啊!”方葉感嘆一聲,隨即起身習慣性的抓起桌上的煙盒,陳克俊見此便知道他又要去連廂連線處抽菸了。

　　他隨著方葉起身，說道:“北方每年到這個時候都這樣，你覺得江山如畫，那是因為現在是新中國，你要是早些年在國內，看到的就這是這樣了，就像我老家河南，解放前哪一年冬天不凍死人。”

　　方葉表情略有尷尬，拉開軟臥廂門，就聽到身後的陳克俊跟警衛同志說道:“我陪他去抽根菸，你們幫忙看一下。”

　　“好。”兩名便裝戰士答到。

　　車廂連線處,方葉點起煙抽了起來,陳克俊來到他身旁，稍作沉默還是說道:“我說你還真是不怕作死，上本書被搞成那樣,這事情都還沒徹底平息呢，你還敢寫第二部 。”方葉吐了口煙，輕聲一笑看向他說道:“怎麼?怕了?”陳克俊沉呼了口氣:“你就作吧,遲早作進去吃牢飯就好了。”

　　方葉微微搖頭:“沒你想的那麼嚴重，再說做這些我心裡有數。”

　　“我說你做好自己的事不就行了，幹嘛非要寫這樣的東西，對你也沒啥好處。”

　　“沒好處的事多了，若是沒好處就不做嗎?”方葉目光看向窗外,面帶神思的說道:“有些事情需要有人第一個站出來。”

　　“我是不理解。”陳克俊說道。

　　方葉笑了笑說道:“去年六月，總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工作會議上就針對藝術民主、解放思想、和質生產與精神生產、階級鬥爭與統一戰線等問題，進行了講話。”

　　陳克俊說:“這和你有什麼關係?你既不是文化人又不是文藝工作者。”

　　方葉見他不理解，便解釋了起來:1961年6月總理親自主持了這場座談會，在會議上，總理就文藝批評的問題,他明確反對一切套上‘人性論’，他指出不要動不動就給人戴帽子，還扣上諸如‘人性論’、‘人類之愛’、‘溫情主義’等的帽子。

　　總理指出,不要先抓辮子，再戴帽子，而後就從組織上打—棍子打死,甚至還‘挖根子’,將別人的歷史、家庭翻個遍,再上演‘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辮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錯誤做法，他認為要從領導做起，提倡正確的風氣。

　　總理還在涉及文藝工作的領導上指出，藝術作品的好壞，要由群眾回答，而不是由領導回答，但目前領導決定就多於群眾批准,總理認為，藝術是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受好，就有價值;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就許可存在，就沒有權力去禁演。

　　總理說:‘藝術家要面對人民,而不是隻面對領導。wjg同時要做好領導，…要在政治上負責,但要少干涉。’方葉說道:“這場工作會議後，國內文化出版與文藝工作究竟要把握到什麼尺度,這個事情恐怕多數領導一時間也不清楚到底標準與底線在哪裡,對於多數官員來說，既然搞不明白，那不如一刀切，嚴格控制總是不會出錯的。”

　　陳克俊似乎明白了一些說道:“所以你就當這個出頭鳥?”方葉點頭:“對。”他笑道:“恐怕除了我,也沒人敢當這個出頭鳥了。”

　　“你就這麼自信。”

　　“那必須的。”方葉拔了一口煙,指了指腦袋說道:“沒別的，就是頭鐵。”

　　“我看你不是頭鐵,就是純純沒事找事。”陳克俊說道:“上次將你抓了，國內還搞出這麼大的動靜,可是將我嚇得不輕。”

　　“這不是出來了嘛，你看我有事嗎?”方葉倒是頗為自信。

　　陳克俊:“你那書不是被禁了麼,省裡也下發查禁令了。”

　　方葉一臉無所謂的態度:“愛禁不止，他們禁他們的,我寫我的。”

　　“你寫了有啥用,都沒地方出版了。”

　　方葉說道:“誰跟你說沒地方出版了?國家有禁我的書嗎?不過是地方上禁的吧了。另外告訴你一個訊息，一週前，中宣、文化、教育三部門聯合下發了通知。”

　　“說了啥?”陳克俊好奇了起來。

　　方葉回道:“簡單點說，就是燒書這事很不好要停止,還有國內的批判也要停下來，以後要理性的看，去其糟粕閱其精華。”

　　陳克俊詫異:“你這面子還真是大，國家都給你背書。老實說這麼多年來，我真是對你越看越迷胡了。”

　　方葉一巴掌拍到了大舅哥肩膀上,笑道:“你就放心吧，只要我不反黨叛國,大刀就砍不到我腦袋上，再說這種事我也不可能做,所以平時即便作點小妖，上面都會罩著。”

　　“好好說話。”陳克俊表情略微嚴肅了起來:“那是組織對你的信任，什麼叫罩著，講話跟土匪似的。”

　　“是是是,大舅哥說得對，那是組織信任。”方葉話說得軟，但表情明顯有些欠揍。

　　除了開始兩年,此後方葉每年都是透過五二六局將資料遞上來,不過今年元旦前一些時日,他卻是接到了中央的邀請，請他來參加1963年的元旦慶祝活動,方葉心裡自然明白原因，旬日前,他在上海被抓,現在被請到北京參加慶祝活動，其中多少帶著些許安慰的意思。

　　當然，除此之外，應該還有別的工作,只是方葉現在也不知道是什麼。

　　1963年的元旦晚會在北京飯店舉行,這到是給方葉省去了不少麻煩，下了樓就直接到了慶祝禮堂,他到時裡面已經做了小兩百號人,沒過多久總理便到了。

　　算起來,方葉還是第一次參加這樣的公開慶祝類活動,他對這個時代的節目現場也滿懷著好奇，而結果也沒讓他失望，相比起未來那些華麗的表演,時下的節目雖然樸素,但表演自然，特別是在這個沒有濾鏡的年代,對於藝術家的表演要求要高得多。

　　晚會上王景愚的啞劇《吃雞》逗得觀眾哈哈大笑,就連總理都忍不住,形象都不顧的笑得打跌,除此之外還有歌曲、戲曲、快板、相聲等節目，可謂非常的豐富。

　　方葉在飯店裡休息了兩日,第三日，他接到了書記處秘書辦的通知，請他下午三點半到頤年堂參會。

　　對於頤年堂,方葉也是輕車熟路了，不過待他來到後,才發現今天參會的不僅有他，還有陳芸、聶帥、錢雪森、錢桑強、鄧加先和郭永懷六人,方葉知道今天的會議，大概和國防工業建設有關了。

　　下午四時整,主席、老總、劉主席、總理四人聯袂而來，這裡是中央議政的重要場所，因此大家打完招呼,便都快步走了進去,而後各自坐定。

　　這次會議和過去—樣,房間裡沒有秘書,沒有記錄，也不許記錄，所以就連主席的記事本都沒有開啟。

　　會議開始前,主席笑著給方葉扔了一根菸打趣道:“我聽說你前些日子差點吃了牢飯，現在怎麼樣?”三位書記作為知情人,都看向方葉笑了起來,這讓他不由尷尬，但是向主席回道:“謝謝主席關心，如果不是中央及時出手,我這還真不好脫身，現在沒事了，一切正常。”

　　主席點起煙，微微點頭:“沒事就好哇。”

　　他吸了一口煙，看了看大家,隨即說道:“那行，既然都到了，開會吧。”

　　總理隨即說道:“今天討論的議題主要有三個，第一項是1963年國內調整的問題;第二項是三五計劃的問題;第三項為國防工業和尖端兵器研究的問題。”

　　隨後陳芸副總理通報起了基本情況，自1958年開始，國內的通貨膨脹就已經出現，到了1961年已經發展得十分嚴重,為此國家從1961年底就開始了調整,特別是1962年8月後，國家二次調整,已經過去了三個多月,現在基本的資料已經統計上來了。

　　陳副總理報到:“由於三年自然災害比歷史上程度要輕得多，因此1961年的通脹率雖然比歷史上少了1.1個百分點,但還是達到了5.2%;1962年迎來了通脹高峰,最高時通脹率達到了75.3%，但依舊比歷史上的131.4%要少。”

　　說到這裡,陳芸看向方葉說道:“方葉同志為國家衣業、工業、經濟發展提供的歷史資料起到了大作用。”

　　陳副總理繼續說道:“從1961年至1962年12月,全國共精簡職工1887萬，減少城鎮人口2800萬，累計減少商品糧供應人口4687萬;截止目前,根據財經委統計司資料,國內通脹水平已經降到了4.9%，但這個資料依舊較高,要保證其在3%以上，經濟才夠穩定。”

　　主席吸著煙問道:“國務院的對策是什麼?”總理回道:“我與財經委商議了一下，原本的計劃是明年再減掉八百萬商品糧人口，經濟就基本穩了，但現在出現了新情況,我們根據方葉同志的建議，在五個省進行實驗，就目前的情況看,五省的經濟取得了明顯改善,其中商品流通率在五旨中平均提高了五到六個百分點。”

　　總理略作停頓,而後說道:“所以國務院的計劃是,明年的八百萬人可以不用裁了，但是全國範圍的通脹要降到3%以下，那麼就需要全面按五省的實驗來。”

　　陳副總理補充道:“根據上個月中央工作會議的指示,財經委採取的對策是,適當減少貨幣發行量,提高糧食收購價，是高職工待遇,降低工商業品出廠價格,取消部分71種非重點民用工業品的銷售憑證,放開個體戶經營限制，以增加商品和貨幣流通率。”

　　總理朝陳副總理點了點頭,而後向主席說道:“根據一般則算，若這些政策都能夠實行,預計1962年第二季度，就能夠將通脹率降低到3%以下。”

　　“不過通脹的問題解決了，農業和輕工業的問題還是需要周整。”總理說道:“國務院和工業部、農村工作部討論後認為，如果要滿足七億人口的市場供應,國內需要加大對輕工業的投入。同時加大對農業的投入,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預計需要兩到三年時間。”

　　說到這裡,方葉舉起了手，劉主席看到後,便說:“可以發言。”

　　方葉問道:“請問,農業機械化在哪些地方推行?國有農場還是工業?”總理答道:“全面推行。”

　　方葉又問道:“總理,過去幾年,糧食價格一共上漲了多“從1959至1962年,總體上漲了約30%。”總理回道。

　　方葉點了點頭:“那一臺拖拉機需要多少錢,公社購買後，每個農民家庭需要支出多少，糧食價格上漲後農民家庭總收入與農機具支出比率為多少?農民家庭支出率與上漲率對應比率是多少?”總理:“..…。陳芸:“….…。

　　主席巴巴的抽著煙，默不作聲，劉主席的煙放到嘴邊，卻是停了下來,也是一臉尷尬,方葉發現自己的話讓兩位領袖下不來臺,便立即挽救道:“總理,副總理,我這個問題問得有些不合適，我想表達的意思是，農業機械化很好，但要考慮到提高糧食收購價後，農民家庭在農機具購買過程中的支出問題。”

　　“比如，某公社有三百戶家庭，戶均年節餘200元，一臺拖拉機大約一千元，每戶家庭支出三元多，但一臺肯定是不夠的,按每公社有三個生產大隊算,就需要三臺,每戶支出近十元，假設某農戶家庭有五口人，人均年收入40元，其中2元用於公社買拖拉機，也就是20:1，這個支出是比較大的。”

　　“所以你的建議是先在國有農場中推行農業現代化?”總理問道。

　　方葉點了點頭:“大型國有農場用農機是合適的,一方面減少了工人，另一方面提高了種植效率，而且其與公社不同，農場對應的是國家,不會將影響直接施加到農民個體身上。”

　　“當然。”方葉繼續說道:“農場的農業現代化支出也是需要有回報的,他們採買多少農機,應當考慮投入與產出比關係，國家可以有政策向國有農場推廣農機,但他們需要計算好回報,哪怕是國家出的錢，也要算好回報年限,什麼時候能將投出的錢收回來。”

　　要知道一臺拖拉機就上千元,那些聯合收割機更貴，一臺好幾萬,以稻穀為例，1962年提高收購價格後才0.196元一斤，一臺收割機就是幾十萬斤稻穀，十臺收割機,那就是幾百萬斤糧，實在特麼太貴了。

　　總理點了點頭，問道:“那邊是怎麼做的?”方葉說道:“具體情況不是很瞭解，但有兩點是肯定的，首先國家會有農機專項補貼，其次無論是國有農場還是個人或種植戶在購買農機時,都會根據自身實際情況來,有多少錢辦多少事，當然他們向銀行貸款也行，總之是按市場經濟的處理方式來進行。”

　　陳副總理說道:“也就是說,如果採用政策直接推行，會對國家經濟造成干擾。”

　　方葉答道:“是的。國家沒有錢,國家的每一分錢來自於人民的稅收，如果不能回報,那麼經濟鏈條就等於斷了，貨幣流通就會出問題,而後工業、農業、交通、水利等全部跟著出問題。”

　　這是一個基本的貨幣流通邏輯,方葉給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國家政策要求各地搞農業現代化,但這些錢不是平白來的,而是需要國有農場或公社出錢來購買。

　　這其中,國有農場相當於人民共有財產，他們的錢也是人民的,而他們若拿著錢，只顧國家政策不顧經濟效益的話，那麼農機買得越多，老百姓承擔的自然也就越多，他們花的錢事實上將平攤到了每一個國民身上。

　　而公社則直接向農民收取費用，依舊採用平攤的方式,也即農民身上本就沒什麼錢,現在農機支出需要出錢、稅收需要出錢、國有農場的農機最終還是攤到了他們身上，這樣一來，過去加的那點糧食價格,能起到多少作用,農民究竟獲得了多少利益,這需要詳細的計算。

　　一個農民，一個月最少支出兩三元，一年最低支出也需要三十元左右(城市工人每人每月大約10到12元),這個數字還不包括生病支出,若家中有一人生病,以一個五口之家，年二百元的總收入，能節餘了三五十塊那都謝天謝地了，如此收入，還如何消費?如何買拖拉機?

　　方葉最後說道:“所以就個人看法,現在的問題,是需要繼續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目前工人是主要消費群體,但農民的基數旁大,他們雖然購買不起大宗重工業商品,但是輕工業品還是有著極其龐大的消費需求。”

　　“肥皂、毛巾、頭繩、髮卡、水杯、鐵鍋、鐮刀、紐扣、針頭線腦、布料、圍巾、手套，一般藥品等,這些農民不可缺少之物的數量供應根本就不足,現在國家調整之後，生產陸續上來了，但相對應的農民的收入也需要增加。”

　　陳副總理說道:“糧食價格不能調太高,否則基礎工業品的價格都會跟著上漲。”

　　方葉點頭:“您說的沒錯，但現在的糧價是否合適，這個需要國家來測算,以稻穀為例，究竟是現在的0.196元合適，還是0.216元合適?是過去價格過低,還是現在過高，需要考慮糧價與工業品價格的對應關係。”

　　“換句話來說,即便現在糧食價格不能再漲,但也應額外給農民一些政策鬆綁，比如允許農民進行一部分主要農業生產外的經營，比如自留地產出放寬限制,比如允許自留地種植經濟作物,還比如解綁農村流動率差的問題。”

　　當下的農民進城也好,買東西也罷可不容易，自從戶藉制度實行後，城鄉二元化開始了，老百姓辦個啥事,都需要開證明信,沒有大隊部或公社蓋章,那是啥事也幹不了，如此嚴密的監控,在邊境或沿海地區還有防碟的需要,而在內陸就完全是為了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了。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方式和秦漢唐時期的裡/坊政策如出一轍,秦朝的農民有多慘，每天幾點出裡/坊，幾點收工，都定得死死的,老百姓一輩子就生活在那方圓幾十裡的小地方,這是典型的小農經濟特徵。

　　建國初期的時下也差不多，老百姓基本上都在方圓百里之內活動,要出遠門，去大城市?也可以，當需要開證明，要有合理的原因才行,否則根本走不了，老百姓私自遠行，不說連車票都買不到,一查被公安查到沒有證明,那就是遭了，要拘留甚至勞教的。

　　方葉拿封建時代舉了例,而後說道:“人流動起來，市場才會活，不流動無論是商品還是貨幣流通率自然增長緩慢,甚至很快飽和,所以我建議,將戶藉制度進—步完善，並考慮實行身份證制度,至少在本地區或者本省流動時，不再需要開證明。”

　　一個人被限制在一地，其消費能力能有多少?市場飽和是很快的,所以改革開放後，國家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並在1984年出臺了《身份證試行條例》，從那以後，老百姓終於可以相對自由的流動了，而也是自那時起，社會消費一下子就漲了起來。

　　可時下呢，除了公務或公職出行，普通老百姓遠行的情況極少，而且遠行的手續非常的繁瑣。

　　比如某農民要到北京走親戚,他們首先需要找村民組長開條子,而後到村裡(大隊)開證明,再到鄉里（公社部、鄉鎮公所)開證明,最後還要到縣公安局開證明,而後才能出行，這中間少了哪一個環節，人都走不了。

　　開證明沒那麼簡單的,程式越多，自然—些情況就越多，提酒送禮遞煙什麼的少不了,無疑中助長了個別不良幹部利用職權的問題。

　　聽完方葉的講述,主席的眉頭皺了起來:“地方上這種情況多不多?”“普遍現象。”方葉並沒有掩遮的說道:“同安是示範縣,沒有這些東西,老百姓只要是在本縣範圍內,都隨便走，但其它的縣則基本是我說的這種情況,中央要是不信,可以隨時派人去調查。”

　　方葉繼續說道:“這種情況現下總體還好,但發展到了後來，特別是七八十年代，一些不良村幹部已經蛻變成了惡霸，利用手中的那點權力，中飽私囊,貪汙腐敗,肆意欺壓百姓，加上當時法律不健全，上下勾連之下，其在一村一隊之地,完全成為了土皇帝。”

　　總理問道:“沒人上告嗎?人民代表呢?村民選舉委員會呢?信訪組織呢?”方葉搖起了頭:“上下都是一體的，根本沒用，上告的百姓大部分結局都非常慘，有些人從六十年代,告到八十年代，屁用沒有,有些甚至告了幾十年,到死了也沒有迎來一個公平的結論。”

　　“至於人民代表,這個怎麼說呢。”方葉看了看劉主席又看向了主席，而後說道:“權力只對權力的來源負責,這句話我個人深表贊同。”

　　與會的錢雪森幾位科學家,完全聽傻眼了，他們沒想到方葉在領袖們面前,說話竟完全沒有一絲顧忌,這種話換在他們任何一個人，包括就是書記之間也不會這麼說的,但方葉雖然根本沒考慮這些。

　　總理說道:“也就是說村民選舉委員會已經廢了。”

　　方葉回道:“沒廢，但不廢似廢,村支書或村長在村裡關係旁根錯節,誰敢不投他的票就整誰,而且還可以暗箱操作，或者選舉時許諾給村民一些好處,選完後直接翻臉。”

　　總理接著問道:“農村出現的這些問題,後來國家是怎麼處理的?”方葉說道:“1980年,國家提出了依法治國的概念，1997年十五大後正式實行，從那以後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裡,全國組成了無數的巡回法庭。”

　　“那些可敬的公職人員，揹著國徽，翻山越嶺，上山下鄉，深入邊野，只要百姓有糾紛,無論多邊遠的地方,他們都會過去現場開庭,為百姓解決糾份，與此同時國家廣泛進行普法宣傳,幾十年如一日,才最終解決了這個問題。”

　　“至於選舉的問題,這個沒有好辦法，國家發展水平擺在那裡,百姓的認知水平也擺在那裡,哪怕是到了未來,大學生遍地了，選舉的事依舊沒搞好，村裡喊去投票,大家就過去投個票,投完之後,該回家回家，該幹嘛幹嘛,老百姓事實上對這些事情也不怎麼關心。”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呢?這個總在實行吧?”總理了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

　　方葉點頭:“這是根本制度，自然是在實行的。”“效果如何?”方葉抿著嘴,沒有回答，他想了一陣,最後還是決定發表下個人看法，說道:“每個階段有每個階段的任務，國家經濟建設時期，發展經濟自然排在第一，所以民營企業的代表什麼的不少,另外各地方的人民代表，都是地方選舉。”

　　“百姓不參與嗎?”總理問。

　　“不是國家不讓參與，是老百姓對這些不感興趣，事實上在許多地區，比如縣人大、區人大、鄉人大代表什麼的,都是喊老百姓來投票的,不過老百姓賴得去，政府幹部嗓子喊啞了也沒幾個人來,後來就做工作，上門去請，但還是沒個人來。”

　　“最後許多地方實在沒辦法了，只得發毛巾、髮香皂、發雞蛋準備好各種禮品,老百姓見有東西拿,才願意來投票。不過來了也沒啥用,大家在選舉票上隨便找個人，畫個圈、打個勾，拿完獎品,歡歡喜喜的就走了。”

　　“但沒過幾年,國家又要求,不許發禮品，認為這是賄選行為,地方幹部實在沒轍了，只得三請四請好話說盡,請些老頭老太來參加選舉會。比如我當年在廣東工作時,當地的區人大代表提名選舉，因為票數湊不齊，最後找到我工作的這家央企背景的公司，將選舉票發給我們打勾。”

　　“....…。”總理、劉主席、主席幾人一陣無語。

　　主席吸著煙說道:“這樣一來,不是脫離群眾了嗎?”方葉雙手一攤:“主席,站在政府的角度看，也是沒辦法啊，老百姓沒興趣，覺得這些事跟自己沒關係。不過您說的情況也確實是有的,曾經有那麼一段時間，出了不少笑話，一些縣級甚至更高階別的幹部，發表的觀點及認知還不如網路上的百姓。”

　　“後來,國家便展開了相關的學習，全國幹部輪番培訓，現在這個問題基本沒了,不過老百姓對政治沒興趣這事實在沒辦法，中國的老百姓就這樣,信奉在其位制湔�,不在其位便不關心。”

　　總理點了點頭:“這對官員的素質要求會很高。”

　　方葉回道:“現在基層公務員考驗都要本科起步，許多地方的縣級、地級幹部都是研究生、博士學歷，知識層次和認知自然是沒問題的。那邊老百姓常說的話就是‘他們玩他們的，我們玩我們的’，沒事大家互不干涉就是最好的。”

　　“......”總理說道:“老百姓為什麼要這麼說?”方葉聳了聳肩:“有段時間一些不良分子拿著自己代表的身份,向國家亂建議，而其中的一些建議又被採納了，不少老百姓發了牢騷，後來見啥也改變不了，便不想再搭理。”

　　“是那個不許燒荒,桔杆在鋼鐵架子裡燒就是環保，直接在田裡燒就是違法之類的建議嗎?”總理說道。

　　方葉點了點頭:“差不多吧,這類的建議不少，比如新農村改造,本來國家好心好意,提升農村景觀,改善農民的生活環境,但到了地方上,再好的政令，也就成了一部分人的撈錢政策,老百姓是第一手接觸人,那些農村工程,有人亂搞一氣，大家都看得到。”

　　方葉舉例道:“舉個例，比如農村汙水改造工程,國家投資上萬億人民幣吶，這可不是小錢，結果呢，在一些地方,那些人上下其手，隨便找個地方開挖機來一挖，水管隨地一埋，將水泥一糊,然後人就走了，錢他們撈了，但留下一個根本無用的工程,浪費人民的納稅錢吶，老百姓看到了能不氣嗎?”“還有村裡修景觀牌，搞景觀工程,老實說改造效果是有的,提升了農村的美觀環境，但中間虛報造價,亂搞的行為同樣—大堆,隨便一個水泥牌子幾十萬,老百姓得存多少年才有的存款啊，就這麼給胡搞了。”

　　“再比如隨便報個工程，給道路邊修個綠花帶，大幾千萬就沒了。村裡的健身設施，一個雙杆能報價十幾萬,幾個鐵架子所謂的健身設施一裝,幾十、上百萬就沒了，關鍵錢花就花了吧,他們能將這裡設施安裝到遠離居民區的田裡,胡亂一氣，老百姓又不瞎,這些都看在眼裡。”

　　主席將手一揮,顯然不想再聽這些糟心事:“這些以後再說，繼續之前的議題。”

　　方葉立馬打住，就見陳副總理接過話說道:“今年內解決通脹的問題基本是可以的,但輕工業和農業的調整還需要時間，特別是輕工業，兩年是需要的。”

　　劉主席問道:“你們認為三五計劃何時開始比較合適?”“建議今年暫停一年，如果今年調整到位，明年再考慮繼續實行三五計劃。”陳副總理回道。

　　主席與劉主席討論了起來,過了好一陣,劉主席才回道:“那就暫停一年,今年將通脹的問題解決，年底若條件合適，就開始制訂三五計劃。”

　　陳副總理和總理二人點頭答應了下來,這時主席補充道:“國務院關於全國是否實行居民身份證制度的事也要討論一下,看看何時實行合適,有了結果就報上來。”

　　“好。”總理答道。

　　三五計劃之所以暫停,主要還是輕重工業及農業發展不匹配的問題，但究其根源還是分配上存在不均的情況,現在國家需要一到兩年的時間來調整,如果說得直白些，就是國家透過一段時間內減少重要建設，壓縮財政開支,減少百姓開支,增加百姓收入，讓百姓口袋裡能餘些錢。

　　當然,這其中並不包括軍事方面的開支，時下中蘇、中美對抗，中國周邊面臨的環境極其糟糕,而這正是接下來要討論的問題,國防大似天，這句話任何時候都沒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