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49擺地攤 第177章

作者:山粉圓子山粉圓子

  “他們無視了社會各階層期盼這個國家和民族深刻改革的願望,沒有代表這個國家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他們的失敗從放棄革命理想的那一刻,就註定是失敗的,哪怕沒有共產黨,這個黨這個政府,將在徹底的淪為西方國家在中國的利益代言人後自行崩潰。”

  “這一區別在於,是在1949年被新的共產主義革命力量推翻,還是在若干年後內部的自行瓦解從而倒臺,但它的結果不會改變,這是其性質所決定的。”

  “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蘇聯的紅色革命取得了成功,沙俄舊的統治被蘇俄新的統治所取代,經歷過中國新文化邉雍妥o法邉拥纳贁抵R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們在分析了中國的形勢後,認為共產主義能夠徹底的改變中國的過去,於是在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了。”

  “至此,一個全新的思想流派登上了中國的舞臺,它與過去所有的思想流派都不同,他們既不認為從上到下的改良主義能救中國,也不認為自由主義能實現西方式的理想主義‘完美製度’,他們認定只有透過一場自下而上徹底的革命才能達到重塑這個國家和民族的目的。”

  “此時的中國有著改良主義與自由主義混合的國民政府,也有著期望透過農村改革來實現國家振興的新儒學派,還有著推翻一切重新來過的共產主義思想,大家都在忙於自己的實踐,期望能為這個已經落魄了的老大文明找出新的生機。”

  “由於國民政府是由改良主義而形成的政權,這個統治階級上臺以後,其利益集團勢力一共有三個類別,分別是:以官僚資產階級形成的買辦集團、以工商業為代表的小型資本主義集團以及以大小地主組成的地方勢力集團。”

  “作為統治階級的國民政府並未打破這種利益格局,實行政治和經濟改革,反而在其統治過程之中,進—步的加深了彼此間的利益捆綁,這種從封建統治階級利益轉化為半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統治階級利益,在事實上,對於人民來說,只不過是換了一個‘交稅’的物件,其它方面並無實質性的改變,甚至在這種壟斷官僚的統治下,人民的生活變得更加困頓了。”

  “造成這一切的原由,說到底是因為中國的改良主義思想界,學習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只學了一半,他們只看到西方民主制度的表象,而沒有看到其本質及其在中國是否適應性的問題。”

  “他們一面模仿西方制度,一面又沒有將過去傳統的封建統治思維徹底的摒棄,他們沒有像西方那樣打破社會舊有利益格局,重新實行新的分配製度;也沒有對社會的文化思想等方面進行深入的改造,使其適應新制度帶來的變化;更沒有建立—套完整的社會制度,來實踐新的思想。”

  “改良主義的缺點或者說弊端暴露了出來,這個思想缺乏系統性和完整性,其表現的形式就是往往只有一些零散的改革措施,既形不成系統性的國家治理理念,也無法打破既有體制框架,更無法做到破釜沉舟的決心,因為在各種利益集團的相互牽制之下,改革將變得困難重重。如1934年國民政府實行的新生活邉邮【褪亲詈玫淖C明。”

  “改良主義思想,只能調和各種矛盾,而無力解決這種矛盾造成的根本性問題,它無法實現社會公平與效率之間的矛盾,比如無論工人的生產效率多高,但是這種效率帶來的利益,卻無法透過一個相對公平的體制分配給工人和其它階層,而單純成為了資產階級的個人利益。”

  “這種改良主義形成的體制,甚至還遠遠不如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至少在某一些方面,西方資本主義制度還有一個起碼的公平原則,比如投資公共設施、教育、醫療保障等,而這種改良主義體制所形成的官僚統治集團,它們只在乎自己的利益。”

  “從這裡我們可看出一些端倪,以胡適之先生為代表的近代改良主義或自由主義思想者們,他們大機率只看到了馬列主義在中國取得了勝利,而至今都沒有認真的思考過,他們的那種思想最終在中國失敗的原因。”

  “如果自由主義思想者認為馬列在中國的成功,僅僅是因為中國的共產黨實行了新的土地政策,爭取到了全國百姓的支援,加上武裝鬥爭的勝利才贏得了天下,那麼只能說明,他們在過去幾十年來對於思想的認識程度同樣具有著巨大的時代侷限性,並且他們沒有打算改變自己的這種侷限性認知。”

  “成功有成功的秘訣,失敗也有其造成的因素,如果一些人不能認真的分析,僅僅透過‘軍事失敗、主義之爭’來看待新中國政權的勝利,那麼則證明這些人對於近代以來中國思想的進步,還沒有足夠的認識。”

  “結語:自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的思想者們為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新生,努力的探索著,無論是成功者還是失敗者,他們都做到了一名中國知識分子所承擔的責任。現在歷史已經初步證明,馬列主義思想適合中國的國情,那麼作為知識界的一分子,是否應當意識到了這一點,並且著手在此基礎上,建立中國全新的思想,為國家和民族的未來發展提供—種指引呢?我認為這是當代中國思想界需要轉變的思維,也是所有知識分子共同的目標與責任。”

  文章碼完,方葉看了下時間,已經是凌晨一點了,第二天一上班,他便將文章列印了出來,裝進了保密檔案袋,交給了前來領取的五二六局的張福軍,當日這份保密檔案便透過軍郵送往了北京。

第245章 加入大批鬥

  書房裡,弼時在看著文章,陳宗英則坐在一旁抱著小火爐,直到弼時將文章看完翻動紙頁之時,她便輕聲問道:“怎麼樣?”弼時合上文件,取下了眼鏡思考了一會,說道:“這個小方我不知道該說他些什麼好。”

  宗英大姐臉上柔合之色頓時收了起來,說道:“老任,我覺得這篇文章沒什麼問題啊,持公而論,而且帶有唯物主義觀點。”

  弼時沉著臉重新戴上了眼鏡,雙手放到了火爐上烤了烤說道:“現在是什麼形勢,北京各高校正在批判俞伯平以及其背後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反動權威胡適,在這種情況下,他寫了這麼一篇文章,既無立場也沒有政治原則,還說胡適是愛國者,這不是與這場批判邉訉χ鴰致铩!�

  宗英大姐拿過邊上的搭子蓋到了二人的手上,他見弼時黑著臉,便回道:“黑著個臉幹嘛,人家文章送到了你這裡來,又還沒有發表,要是不同意將稿子退回去不就好了。”

  弼時重重的吁了一口氣,想了想說道:“還是給他打個電話,這麼—點政治敏感度都沒有,將來會有很大的麻煩。”

  弼時說完便從火爐上抽出了手,拿起桌上的電話拔了起來,一通轉接到了五二六局,方葉接到通知後便立即開車來到了山洞。

  他拿起電話,剛喊了一聲喂,就聽到弼時說道:“方葉同志,你那個文章我看了,現在全國都在掀起反對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大批判,不知道你是否關注到了這一點?”方葉聽得出來,弼時的話說得有些嚴肅,他略一沉思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反問道:“不知道您那邊說話是否方便?”弼時抬起頭看了看,宗英已經離開了,房間裡只剩下了一人,便回道:“可以。”

  方葉這才說道:“首長,其實這件事的整個過程,來龍去脈我全都瞭解了,現在是在批俞伯平、胡適,下個月就將會爆發‘胡風反革命集團案’。”

  弼時問道:“最後是什麼結果?”方葉略略沉吟回道:“批俞伯平只是起因,目的是為了批判以胡適為代表的古典文學研究中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對於青年的毒害,所以明年三月俞伯平寫了檢討之後,他基本上就沒有再受到什麼影響了,焦點放到了胡適身上,五月份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正式爆發,當月胡風被逮捕。”

  “這場風波最終導致了2100人受到牽連,92人被捕,還有被隔離審查和停職反省的,胡風也在被收監多年以後被判處無期徒刑。”

  “他真的反革命了嗎?”弼時問道。方葉呵呵一笑:“您認為呢?”接著說道:“1978年後,他的問題被徹底平反了,自建國後多年來對文化界、科學界受到打擊的人士活著的,死了的都被平反了。”

  電話中弼時的聲音便得冷靜了起來:“所以,你如何看待現在發生的一切?”“首長,我能直說嗎?”方葉問道。“沒關係,這裡只有我們兩人。”

  方葉將電話從左耳換到了右耳,而後便說道:“將思想問題混淆為政治問題,最終帶來了嚴重的危害,這是在針對知識分子上;在治國上,將政治問題、經濟問題、法律問題、制度問題混為一談,用一個階級鬥爭來概括之。”

  “發展到後來,因為過度強調階級鬥爭,一天到晚總有刁民想害朕,導致政治界相互鬥,文化界相互鬥,科學界相互鬥,社會各個階層都在相互鬥,相互揭發,下級揭發上級,鄰居揭發鄰居,百姓之間相互監視揭發,子女反目成仇,一些歷史您也您知道了。”

  弼時沉默不語,方葉繼續說道:“我寫的那篇文章,如果以一個普通只講政治立場的知識分子來看,文章明顯缺乏立場,並且其中還有為胡適之流開脫的嫌疑;如果是一個極左知識分子來看,那麼那篇文章就是在為資產階級思想和舊思想招魂。”

  “你覺得應當如何看?”弼時繼續問道。

  方葉說道:“國家層面與個人或派別層面不同,國家層面需要一個公正、客觀、不偏不倚的思想表述,而這種思想的層次就代表了國家在此問題上認知的格局。”

  弼時說道:“你認為現在的批判缺乏了一些格局?”方葉拿著電話點了點頭:“是的,只考慮到了政治立場,沒有考慮到學術思想,我不是說學術不需要政治原則,而是不應當將其混淆。搞文學研究的還需要用到馬列思想,而搞物理、數學、化學研究的,那又如何用馬列主義立場來表述研究論文的觀點?全都是理論和公式啊。”

  電話那頭徹底沉默了下來,但是方葉的話還在繼續著:“現在批判胡適,兩年後,到了57年2月,主席認為當初批判胡適批過頭了,於是總理、曉平等召集了文藝會議,會上總理說‘我們開始批判胡適時很好,但後來就有點片面性了,把胡適的一切全部抹殺了,以後要寫一兩篇文章補救一下。”

  “胡適是什麼反應?”弼時問道。

  方葉回道:“現在猛批胡適,結果兩年後又開始爭取胡適回國,您認為他會回來嗎?他留在國內的幼子胡思杜在1957年5月,因為受到了栽贓陷害,被抓起來批鬥,後含冤上吊自殺,1980年代才被平反昭雪。”

  “所以你寫這篇文章是為了提醒我們。”弼時說道。

  方葉回道:“這些事情都涉及政治,而我只是一介平民,最不想參與的也是政治,就我這政治水平,分分鐘被人搞死,但是那麼多文化大家、科學家、知識分子被整,甚至被整死,很可惜啊,如果可能的話,我還是希望能進行一些修訂,政治要講,學術氛圍也要保護。”

  “思想的問題,可以批評教育,可以要求學習、可以勒令改正,如果確實發表了反黨反國反社會主義的言論,該抓的抓該捕的捕,依法處理,這些都沒有問題,但是不能隨意上綱上線。以俞伯平事件為例,他不過是一個研究紅樓夢的學者,發表了一家之言,何故如此啊,這就是典型的上綱上線了。”

  “其實,現在還算好,大家都還能冷靜,明年總理主持的會議,就說到了這些問題,認為採用唯物主義觀點進行學術研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能採用簡單、粗暴的方式來對待,只是這種冷靜沒過兩年,就徹底冷靜不下來了。”

  “俞伯平、胡風、吳晗、老舍、周揚、馮友蘭、剪伯贊、梁思成等等等等,數以萬計、十萬計的著名文化學者和知識分子受到激烈的批判,被整倒逮捕整死的不計其數,徹底陷入了魔怔。”

  “嘶~”弼時書記倒吸了一口冷氣,他沉默良久才問道:“還有辦法補救嗎?”“有!”方葉肯定的說道:“現在就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從51年開始對文化界進行改造,到目前為止,總體還是很溫和的,也能及時剎得住車,但是隨著對於政治站位的過度拔高,再過兩年就完全剎不住了。”

  弼時書記想了想說道:“所以你認為應當將政治問題與學術問題分開看待。”

  方葉回道:“至少不能一味的強調政治,而忽略學術本身,個人看法,抓一些典型出來批評這是沒問題的,但是做得好的也要表揚,既然許多人不會使用唯物主義觀點來進行學術研究,那就組織學習啊,告訴他們該怎麼哂谩!�

  “特別是唯物主義觀點在學術研究之中的哂脝栴},如果連自己都沒搞明白,上來就不教而誅這不是一個好的方式。”

  “另外可以在教育部之下成立了一個學術委員會,各高校也要成立自己的學術委員會,透過制度的方式來學習、總結、推廣、審查學術研究,而不是單純的使用政治手段來直接對付學術研究出現的問題,這很容易走偏,所以不是一個好的方式。”

  弼時問道:“是不是未來有這樣一個機構。”

  方葉握著電話點了點頭:“是的,大約在1978年左右,一些高校就出現了學術委員會,對學術研究、評定、倫理等進行規範和監督,當然學術委員會也有不利的一面,如果這個委員會陷入官僚,那麼對於國家的學術研究將是巨大的打擊,所以如何建立起合理的制度非常重要。”

  弼時想了想說道:“你說的這些問題,我會彙報給主席,不過你那篇文章能否發表我現在還不能確定。”

  “首長,發不發表都沒關係。”方葉回道。

  弼時輕輕一笑:“知道了,這篇文章是寫給我們看的。”方葉裂起嘴,不過卻是沒有發出笑聲:“真要是發表出來,估計我會受到一萬點批評暴擊。”

  弼時笑著打了聲招呼,而後便結束通話了電話。

  時間流轉,菊香書屋裡,弼時將方葉的文章交到了主席的手上,而後將方葉講述的一些情況了也都向主席進行了彙報。

  主席看完文章後,吸著煙陷入了沉默,良久之後他放下了文章說道:“方葉同志的這個文章格局是夠的,通篇沒有討論政治問題,還在一些地方採用了唯物主義和階級論的觀點,他對戊戌變法和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統治階級分析就採用了唯物主義論述,雖然他並沒有直接使用那些字眼,但在分析的思想理論上是如此。”

  弼時說道:“現在全國正在掀起對胡適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批判,這樣的文章可能不合適發表。”

  主席想了想說道:“這幾日我確實在考慮學術批判的問題,方葉同志給我們提了一個醒,這次的大批判確實在走向政治化,既然我們後來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那麼現在可以提前釋放一些訊號出來。”

  “主席的意思是?”“我看這篇文章是可以放出去的,讓一些頭腦正在發熱的人能冷靜一下。”主席說道。

  這到是與歷史吻合了,到了十二月底,這時中央高層也都注意到了這場學術大批判正在走樣,也因此主席第一時間就調整了批判物件,將對俞伯平的批判改到了胡適身上,而這無疑拯救了俞,所以自月底後,對俞伯平的批判已經少了許多,而來年三月份之後則完全平息。

  弼時說道:“就怕放出去後,方葉同志要挨批,他這個文章完全沒有具體的立場,許多觀點也不符合現下的政治要求。”

  “王巖寫的文章與方葉有什麼關係?”主席吸著煙笑眯眯的看向了弼時。

  這讓弼時不由得一愣,接著兩人便哈哈笑了起來,過了一陣主席收起笑顏說道:“他要願意就去與人打打嘴仗,要是不願意,那便不理就是了。”

  弼時點了點頭,說道:“好,這篇文章給其它幾位書記傳閱之後,我便派人送去人民日報。”

  總理看完了文章也皺了下眉頭,但看著這潔白的A4紙和那列印得清晰的文字,也便沒有在說什麼,只說同意發表,少其,朱老總聽說主席已經同意了,便也沿啥意見,於是文章交到了人民日報。

  報社裡鄧拓又收到了這種印製規整的文章,看到了署名是王巖時,不由得立即看了起來,文章不過四千來字,很快就看完了,只是看完之後的他,卻是愣在了當場,這樣沒有政治立場的文章也能發嗎?

  雖然他分明知道這是暉英同志送來的,但還是找到了中宣部周副部長,而看完了文章的周揚也愣住了。

  “茲事體大,我還要問清楚。”周副部長說完便拿起了電話,叫起了中央辦公廳。

  電話打到了弼時的住所,周揚將情況一說,而後便問道:“副主席,這篇文章真的能發表嗎?是不是要請主席也審閱一下?”弼時回道:“主席已經看過了,同意發表。周揚同志你記一下,以後我這邊送過去署名王巖的文章,不必再問直接發表即可,有問題就找我。”

  周副部長這才放下了心來,放下電話,鄧拓問道:“什麼情況,能發表嗎?”周副部長點了點頭:“主席已經看過了,同意發表。”他拿起桌上的文件,又朝著王巖的署名看去,疑道:“這人還真是神秘啊,文件印製得比印刷廠的還要好,紙張也是極其上成,也就比宣紙差一些了。”

  鄧拓側頭看了下,也點頭道:“確是奇怪,每次都是保密文件送過來,我們排完版就得交回去,周副部長我都懷疑,是不是首長寫的了。”

  周副部長搖了搖頭:“怎麼可能,你忘了去年的北京城建計劃書了?也是同樣的印字,同樣的紙張,那可是近十萬字的大作啊,中央首長怎麼可能有這個時間來寫這些。”

  “那這位王巖究竟是何人啊,能量這麼大,到現在已了有四五篇文章了,篇篇主席都提前看過。”

  “別猜了,既然首長選擇保密,那肯定是不能對外公開的。”周副部長將文件遞給了鄧拓說道:“儘快排版,儘快發表。”

  1954年的最後一天,沉默許久的王巖專欄終於出新文章了,由於王巖大名已經傳遍了中國的知識界,所以這篇文章一出來,立即就引起了所有人關注。

  北京大學裡,馮友蘭靠在椅子上,拿著報紙眼神怔怔,同辦公室的其它教授也相互看了看,眼中皆有驚色卻都默不作聲。

  在家反醒的俞伯蘋握著報紙的手,不住的顫抖,眼淚漱漱而下,連續不斷的批判大會讓他早已經麻木了,但他萬萬沒想到的是,在這種環境之下,還有人敢站出來持公之論。

  “學術之道尚有希望啊。”俞伯蘋擦起了眼淚,妻子則在一旁安慰著。

  梁思盏募抑校嚎赐陥蠹垏@了一口氣,同樣坐在書桌前發著呆,林徽茵則朝窗戶外看了看,而後回過頭輕聲的說道:“方葉先生的膽子真大,這篇文章恐怕要引禍上身了。”

  梁思粘聊c了點頭,嘆道:“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的,何必捲入進來呢。”

  “非常人行非常事,我們不理解,也許他已經做好了計較吧。”林說道。

  “哎~。”梁思臻L嘆了一聲,沒再說話,而是從桌上取出信紙,展開提起了毛筆。

  這一日,看完王巖文章的許多人都沉默了,沒有人敢發表任何意見,大家都不知道這篇文章出現後,接下來會發生什麼,要知道現下可正是批資產階級唯心論正酣之際,特別是對胡適的批判更重中之重,而這時突然跳出了這麼一篇文章,究竟什麼意思搞不清楚,誰也沒敢發表意見。

  文章中將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中國思想界的一切行為,都認定為是為了拯救中國,不僅沒有批判任何人,反而還在讚揚,認為他們負起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他們都為這個國家的思想發展做出了貢獻,哪怕這篇文章事實上在許多大學者眼中顯得很滐@,但在時下這樣的環境中,這篇文章卻如同一盞明燈一樣,給了許多人希望。

  在這場關於俞伯平和胡適的思想大批判中,其實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有著不同程度的消極心態,很多人不願意寫文章參加批判,但是隨著十一月份,政治任務下來之後,大家不寫也得寫,不參加批判也得參加,否則自己就會成為批判的物件。

  大知識分子群體集體選擇了沉默,沒有人討論,也沒有人對文章發表任何看法,彷彿不存在一般,倒是一些青年知識分子跳了出來。

  俞伯蘋事件的發起人之一的李希梵,看到人民日報上的王巖文章之後,頓時覺得這將又是一個表現的機會,他將文章看了兩三遍之後,而後便提起了鋼筆寫了起來。

  【《關於王巖先生謬論的駁斥》︰王巖先生的《大國崛起》一書,我已拜讀多次,深感其對於世界史理解之精要,更覺歎為觀止,然而近日我看到了他的又一篇《從‘紅樓夢簡論’聊起》的文章,對於其中的一些觀點實難苟同,其立述之論缺乏政治立場,更有為資產階級思想張目之重大嫌疑,現就其中的一些觀點進行―一駁斥,凡此種種皆論如下,供以觀閱。…】

  李希梵筆桿搖曳,刷刷刷的寫著,頗有一揮而就的氣勢,寫到深刻之處,不由擊桌暗自叫好,他覺得自己這篇文章要是能將王巖也拉下,那麼他就真的名動全國了,到那時自己也將成為一位大學者,在文化界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想到此處,他更是加快了書寫的速度。

  一日書文一日改,兩日之後文章投到了山東文藝,值此大批判之際,一切政治站位都是正確的,所以文藝報編輯部也沒有多想,見文章駁斥得有理有據,便毫不猶豫的發表了。

  只不過想象之中的大討論並沒有到來,連石子投湖的漣漪都沒有翻起,這下李希梵有些蒙了,難道是自己寫的文章太過於委婉了?他拿起草稿又看了起來,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後他覺得一定是這個原因。

  於是又一篇文章寫了出來,這次他起了一個極具聳動的標題――《資產階級思想代言人王巖與他的反動作品》,文章中將過去王巖寫的文章全部翻了出來,劈章截句,展開了猛烈的抨擊。

  當初王巖文章中關於中醫的論述,變成了‘守舊思想、封建復辟’;對國民政府的描寫因為沒了加上‘反動派’三個字,成為了‘思想反動’的代表;對自由主義與改良主義的論述變成了‘為資產階級思想洗地’﹔如此種種,總之怎麼政治正確,怎麼激烈抨擊就怎麼寫。

  就連《大國崛起》一書,他也沒有放過,一改第一篇文章中的讚揚,說王巖歌頌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書中沒有鮮明的政治立場,按照其書中的觀點,只要發展工業就行,資本主義也能統治中國,是其‘反動本質真面目暴露無疑’的一面。

  他不僅自己寫,還拉來了之前一起批俞伯平的藍玲一起寫,兩人互審文章,不過當藍玲看到他的文章之中批《大國崛起》之時,也嚇了一跳,要知道這本書那可是有主席和朱老總批語的,這樣的書都敢批,那不是反了天了。

  “希梵,那本《大國崛起》不能批啊,要是批這本書,那豈不是說領袖也錯了?還是刪了吧。”藍玲被他的文章嚇得不清。

  不過此時的李希梵已經幻想著出名不可自拔了,他說道:“餓死膽小的,撐死膽大的,要寫就要直入根本,揭露其本質,那本書之前我是覺得好,可是最近越看越覺得不好,九個世界大國,除了一個蘇聯,其它全是資本主義國家,這分明是一本歌頌資本主義的邪惡書藉!”任憑藍鈴如何說,他就是不改,搞得原本準備一起寫文的藍鈴在最後投稿的一刻,還是下定了決心,將自己寫的批王巖的文章給燒了。

  李希梵的文章又送到了山東文藝,編輯部一番稽覈之後,雖然對其中的一些批判有爭論,但是考慮到文章可能會引起的影響力,最終還是稍加修訂之後,便直接發表了。

  隨著兩篇文章陸續刊印,終於一些人士似乎也看出了‘風向’,於是開始紛紛投稿,展開了對王巖的大批判,人民日報學術專欄也收到了許多批判的文章,但是報社並沒有立即刊印,而是向上級請示,最後得到了領袖的回覆:“真理越辯越明。”

  於是針對王巖的批判文章終於在人民日報出現了,遠在同安縣的方葉最近陸續接到了兩封信,都是梁思占膩淼模环馐翘嵝阉⒁猓硪环馐歉鞣N報刊上批判他文章的剪紙。

  文章中對他的批判很激烈,有轉載自山東文藝的,也有文學報和人民日報的,不過看完之後的方葉只是會心一笑,原本他是不打算理的,因為最近時間寬裕,他正在構思另一部‘偽作’,但看到大家都那麼熱情,於是便決定寫一篇回應文章。

  直接開嘴炮對噴嗎?方葉當然不會這麼做,他一個人也罵不過那麼多人,所以他並沒有回應那些對他的批判,而是寫起了學術文章―—《政治與學術的關係》。

  文章開頭—如廄住的進行了名詞的解釋,什麼是政治,什麼是學術,政治的涉及面比學術廣、深,政治是經濟為基礎的上層建築,而學術是系統性的專門學問,是對其存在物和學科的系統化。

  名詞解釋完畢之後,便開始了正文,正式闡述起了兩者的關係,他認為政治與學術從古至今都是一個敏感的話題,一方面學者追求學術上的成就,另一方面又對政治充滿了興趣,而這也是為什麼現在這麼多學者熱衷於政治評論的原因。

  一篇文章引經據典,詳細的論述完了兩者之間的相愛相殺,最後他更是指出:學術思想的力量是透過時間來表現;現實政治的力量,則在空間的擴張中表現;學術思想無法在某一空間與政治爭勝。

  而也正是因此,他十分能夠理解,那些批判他的人,認為這是基於政治需要,而出現的一種政治學術氛圍,所以他不會批判任何人,但是他警告所有人,這種濃厚的政治學術氛圍,對於學術思想的自由發揮與研究有害,從更長一些的尺度上來看,政治對學術的影響越深,那麼學術最終將完全政治化,學術最終的結果也將是死亡。

  “如果這種情形不予以重視,那麼新中國的學術泛政治化與官僚化將成為一種不可逆的趨勢,反映到具體的事務中來,如科學研究將會變得緩慢,科學技術的進步將會受到嚴重的阻礙,甚至直接中斷。”

  文章依舊透過五二六局寄到了中央,他的這份文章並沒有立即發表,主席看完文章之後,立即意識到了這篇文章的重要性,隨即在政治局會議上進行了傳閱,而後在召開的擴大會議上,文章再次被傳閱,一直到三日之後,文章才被送到了人民日報,上面還有主席的親筆批語。

  【偉大領袖批示:此文章極好的說明了政治與學術之間的關係,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各級官員,文學界、思想界、教育等各界,應予認真學習。過去我們對於政治與學術的界限還不夠清晰,將政治問題與學術問題混為一談,這一問題也應當引起重視。政治可以規範和引導學術研究,但不能代替學術做出判斷,這是違反基本規則的,應當立即給予糾正。】

第246章 新作品

  過去國內研究政治的一大堆,但研究學術與政治的研究者寥寥,早年還有梁啟超的《學與術》,此後這方面的研究專著基本停滯,中國的學者們在一段時間裡普遍認為,學者‘心懷天下’的最佳表現形象就是直接議政,後來國內亂局紛紛,他們又提出了對政治‘不感興趣的興趣’。

  大部分學者從此以後將學術與政治進行了切割或者說隔離,認為自己潛心研究學術,可以完全不需要理會政治,這其實是一種很片面的認識,或者說基於那時中國亂紛紛的政治局面,學者會自發想要獨善其身,而正好因為這種局面,讓他們這種想法慢慢的實現了。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早在1917至1919年間,就發表了多篇與政治和學術相關的演講,後來這些演講又被寫成了一部書――《學術與政治》,只是很可惜的,這本書一直到千禧年之後才在中國出版。

  而方葉在這裡打了一個資訊差,當然他的那篇《政治與學術的關係》的文章中,不僅有馬克思.韋伯的認識,還有後來半個多世紀的研究,一篇文章中西合璧,其中的不少觀點在這個時代都是第一次提出來的。

  因此人民日報上刊登出這篇文章之後,各高校現下的大批判陸續暫停了下來,知識分子們開始認真的研究這篇偉大領袖指示過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