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我是蒋纬国 第72章

我可以批准你现在动工，但有一个前提条件，不能扰民。

允许你在城外挖掘堑壕、构建工事，但城内的…能省就省吧！还有，你要把紫金山上的树都砍个精光？太荒唐了！暂时不许砍！除非日本人真的兵临城下，再砍也不迟。

另外，施工经费问题，我只让军政部给你拨款五百万元（法币），剩下的你自己想办法解决，毕竟你这个城防工事构建的规模实在太大！太离谱！严重超出了正常标准，军政部只能以常规的城防工事来进行拨款!”

关于“砍树”问题，实际上存在一个很有趣的巧合：蒋介石种树，蒋纬国砍树。

早年，因为宋美龄喜欢法国梧桐，所以蒋介石为取悦宋美龄而在南京城里种满了法国梧桐，但眼下，蒋纬国为了打仗，要把他老爸种给他老妈的那些法国梧桐都砍个精光。

蒋纬国如释重负地点点头：“谢谢父亲。

另外，父亲啊，上海的那条地道…”

“这个…”蒋介石已经听完蒋纬国的阐述，虽然蒋纬国说得有理有据，让他十分动心，但他仍然感到犹豫，“南京是我们的首都，我们在南京怎么大兴土木都无所谓，但上海虽然也是我国领土，却是‘非武装地带’，地位和局势都非常复杂，也非常微妙，如果让日本人发现你挖了一条地道通往他们司令部的地底下，一旦东窗事发，可是外交上的大事啊！会陷国府于严重的舆论被动中的！”

“只要做到绝对保密就可以了！”蒋纬国态度坚定，“假如真的东窗事发，日本人追究，我们就推说挖下水道时不小心施工方向出了错误。

父亲，这世界上最难找的是钱，最好找的就是借口嘛！”

蒋介石哑然失笑，他沉吟再三，点点头：“好吧！也交给你去办吧！记住，要绝对保密!”

“父亲，我还有一个请求!”

“你说!”

“父亲，日本人如果真的大举侵华，从军事和战略的角度上分析，日本人在华北下手是最合适的，因为华北日军背靠东北基地，兵员和物资都有充足保障，并且华北是华北平原，非常适合日军机械化部队一路南下；但从政治角度上分析，由于我国首都南京在华东，所以日本人在华东也可能下手。

因此，我的那两个团希望能一分为二，一个团前往华北，一个团继续驻扎华东!”

“哦？”蒋介石十分惊奇地看着蒋纬国。

蒋纬国很坦诚地道：“父亲啊，华北一旦有变，河北省首当其冲，驻扎河北省的是国军第二十九军，该军虽然实力不算单薄（该军目前下辖4个师，再加上其它附属部队，总兵力约有10万），但内部成分复杂，并且该军出身于西北军派系，跟中央或多或少有点龃龉间隙，军长宋哲元将军虽然爱国爱民，可他仍然存在着很强的军阀思想和私欲私心，难保立场不稳。

因此，我觉得应该在河北省境内驻扎有中央军部队，并且，调一个团过去（蒋纬国的两个团每个都顶得上一个师），也不会太刺激到宋哲元等地方派将领!”

蒋介石再次陷入沉吟。

第112节 工程（5）

离开憩庐的路上，蒋纬国想了很多。

在后世大多数中国人的感觉里，导致抗日战争正式爆发的“七七事变”是一根导火索，彻底引爆了中日全面战争这个火药桶，而“七七事变”之前的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华北事变、长城抗战等诸多的中日军事冲突，都是让中日关系高压锅走向爆炸临界点的加温，“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两国立刻全力以赴地大打出手，拼个你死我活。

实际上，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这样的，“七七事变”其实也是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

历史上的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军方高层在如何处理这场事变上分成两派，以石原莞尔为首的一派主张不扩大，以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为首的一派主张趁机全面开战，总体而言，日军高层决策机构在七七事变爆发后并没有打算全面侵华，是否全面侵华还处于摇摆不定的态度，并且石原莞尔的“不扩大”主张占了一定上风。

在这个时候，如果国民政府再次委曲求全，七七事变很有可能会被当成一件“小事”，以地方冲突的名义被解决，中日继续原先各怀鬼胎的非敌非友的关系。

如果要把事情说得更清楚的话，七七事变后的中日局势是这样发展的：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在卢沟桥爆发。

事变爆发后，中日双方高层都没把这件事当成全面开战的一个信号，日方高层争执不休，中方高层也争执不休。

当时负责保卫河北省的是宋哲元，河北省境内的国军是宋哲元的第29军。

历史上，宋哲元在河北省（包括北平和天津）打得虎头蛇尾，把北平天津都不战而弃，为什么他会这么做？为什么他又敢这么做？宋哲元的做法看似临阵脱逃，其实不是的，因为国民政府并未下令让他全力死战，而是向他指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毕竟当时没人知道七七事变会引发中日全面战争。

是战是和？国民政府根本就没有决定，举棋不定、犹豫不决，既然上级并未发话“全力开战”，宋哲元自然不会全力战斗，再加上他的私心（宋哲元是西北军成员，想把河北省变成他的军阀地盘），所以宋哲元打得心不在焉，最后全面撤退。

如果全面抗战真的因为七七事变而完全地爆发了，宋哲元居然丢弃北平、天津以及半个河北省，他肯定是要被枪毙杀头的，但就是因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还没决定究竟打不打，加上宋哲元私心作祟，所以他三心二意，不知道该怎么办。

宋哲元丢弃平津和河北省时，中日两国还不算是战争状态。

首先，七七事变是日军“华北驻屯军”擅自搞出来的，并不是东京方面下达的命令或指示，虽然后来得到日本军方很多高层的支持，但始终不是日本军方决策机构的本意，直到淞沪会战爆发，日本军方决策机构才铁了心地决定全面侵华；其次，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高层都感到措手不及，一时间都没考虑好是打是和；第三，中方前线指挥官宋哲元当时十分茫然，他个人不怎么愿意打，因为他担心自己真打了，会把自己的部队、自己的老本给打光；第四，蒋介石也没要求宋哲元必须打，他担心真打了，会让这件本可以大事化小的事变彻底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从而适得其反、因小失大。

蒋介石要求宋哲元“不打，也不退”，但是，宋哲元自作主张地退了，导致平津沦陷。

七七事变爆发后，宋哲元心不在焉地抵抗了几场，然后带着部队放弃平津地区，退到河北省中部的保定地区，宋哲元这么做，一是幻想七七事变能和平解决，自己还能再回平津；二是为了保存实力，不愿意去跟日本人死拼，但在日军得寸进尺的追击下，局势彻底失控了，中国军队失去抵抗的先机和条件，丢掉了整个河北省。

宋哲元在撤离平津时，委任张自忠为天津市市长，负责跟日本人进行周旋，使得张自忠背上了汉奸骂名。

问题关键是：七七事变已经爆发，张自忠为什么还能以天津市市长身份跟日本人进行周旋？因为七七事变并非中日正式宣战，就连开战都算不上，就是一起“地方武装冲突事件”，所以七七事变后，中日还能继续谈判，而北平和天津的沦陷都不算是“在战争中被敌军攻克的城市”，而是宋哲元为和平解决此事、为保存实力而“让出去的城市”。

中国高层争论不休，日本高层也争论不休，中国军队前线部队茫然不知所措，日军前线部队违抗上级命令，欲壑难填地不断进攻，北平、天津、河北省，就是这样被中国军队稀里糊涂地丢掉的。

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宋哲元在平津向日本人示好以及带部队撤退的行为都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蒋介石为此而严加怒斥宋哲元。

蒋介石已倾向于跟日本人开战，华北战场的未战先败，让他愤怒震惊不已。

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虽然也幻想能和平解决，虽然没有决定是否开战，但没打算靠割地求和来解决事变。

七七事变发生于7月7日，十天后的7月17日，蒋介石就发表了庐山讲话，表明抗战决心。

值得一提的是，宋哲元在西安事变里明确表态支持蒋介石，多次呼吁和平解决，确保蒋介石性命安全，所以很得蒋介石的好感，因此尽管他在华北一再失策，丢了平津和河北省，蒋介石念在他在关键时候没有对自己落井下石，以前长城抗战也有功劳，所以也没有太追究。

而作为对比，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丢了山东省，并且他在西安事变中表态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并且在抗战初期还密谋联合四川省主席刘湘一起倒蒋，蒋介石肯定忌恨他，所以他掉了脑袋。

七七事变在华北爆发了，由于蒋介石的举棋不定和宋哲元的三心二意，所以中国军队在华北很仓促很迷茫地打了几场仗后就不战而退，日军立刻得陇望蜀，席卷平津和河北省（日军席卷河北省并非日军统帅部的命令，还是前线部队的擅自做主），这极大地刺激了蒋介石。

此时，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蒋介石认为中日已经全面开战（这个“认为”是不是误判，确实不好说），所以决定把日军进攻重点引诱到华东地区，引诱到上海（这个战争国策是蒋百里、陈诚等人极力支持的，蒋介石也担心日本由北向南全面推进），接下来，1937年8月13日，张治中指挥精锐部队第9集团军攻打上海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但是打了六天六夜也没打下来，8月19日，日军正式增援上海，战争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中日战争真正开始。

日本这方面，一开始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高层陷入激烈争执，还没有决定全面侵华，甚至也打算大事化小，但是，中国军队居然在上海“主动进攻”日军，同时，中国军队又在华北一溃千里（宋哲元带部队撤退），并且中国军队在上海以十打一也久攻不下，这三件事立刻刺激了日本人，日本人一是恼羞成怒，因为中国军队居然主动开战（日本人不认为七七事变是开战，只以为是地方冲突），二是中国军队战斗力低下在实战中暴露无遗，三是华北地区的日军一下子掠地千里，获得丰厚战果，日本人不可能再吐出来。

顿时，主战派声音一下子压倒了主和派。

因为中国军队在上海主动攻打日军，石原莞尔等主和派被迫辞职，日本军界高层彻底没了和谈念头，清一色地决定全面侵华，这才使得中日全面战争真正地爆发了。

理清前因后果，可以明白：七七事变爆发时，中日还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的（肯定是在中国让步的前提下），但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中日只能全面开战。

七七事变是日军挑衅，八一三事变是中国军队先下手为强，前者是后者的诱因。

即便七七事变爆发，中日还是可以和谈的，国民政府是可以继续拖的，使得战争再次被推迟爆发，从而赢得更多的时间。

如果蒋介石真是一个“投降派”，他肯定不会真开战，而是再次让步地进行和谈，并且七七事变以和谈方式解决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蒋介石最终还是选择开战，一是蒋介石本身并不是真的“投降派”，二是蒋介石“误判”局势，日本人毕竟“欺人太甚”，蒋介石并不知道日本高层的真实企图（以和谈方式解决七七事变），即便他知道了，也不太会相信。

实际情况是：日本人打算用和谈方式解决七七事变，但日本人前科累累、劣迹斑斑，蒋介石已不敢再相信日本人的“诚意”，一个经常撒谎的人突然说真话也没人会相信，所以，虽然国民政府本可利用这次谈判与日本进行周旋，尽量赢得更多时间，但在蒋介石看来，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

石原莞尔，这个人在“七七事变”前后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蒋纬国是知道石原莞尔的，此人非常不简单，号称“日本第一兵学家”，并且名至实归，确实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家，不幸的是，他生对了时代，但生错了国家，二战期间的日本举国疯狂，整个国家就是一个精神病院，七千万日本人99.99%都是疯子，就他一个人保持清醒，那他反而就是不正常的人了。

石原积极策划和实施了“九一八事变”，但在日本成功吞并掉中国东北后，他却全力以赴地谋求“中日亲善”，坚决反对进一步地侵占中国，看似立场奇怪，实际上是出于非常深刻、非常冷静、非常理智、非常长远的思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绝大部分人都被这场不费吹灰之力的巨大胜利给冲昏了头脑，认为中国不堪一击，日本应该再接再厉，先吞东北，再吞华北，接着是华东、华南…乃至整个中国，所以积极策划了华北事变等军事挑衅活动，但作为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的石原莞尔却紧急刹车，他没有被胜利给冲昏头脑，相反，他愈发的冷静、理智，石原知道，日本可以占中国的便宜，但是，占得越多，危险性就越大，一旦玩过火了，中日全面战争就会爆发，所以他认为日本应该“在不触发中日全面战争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占中国便宜”，吞并了中国东北，日本占了大便宜，赚得盆翻钵满，同时，中日关系也已经逼近危险值最高点，日本若继续占中国的便宜，十有八九会导致中日全面战争，他当机立断地认为“不能再占中国的便宜了”，他主张见好就收，因为东北是一个巨大的战果，日本应该好好地消化整个巨大战果，不能贪得无厌。

就像赌博，日本已经赚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益，如果贪得无厌、继续下注，最终只会倾家荡产、血本无归。

基于这样的战略思维，一手策划九一八事变、使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石原随即竭尽全力地“促进中日亲善”，他竭力阻止日本军队继续挑衅中国、扩大冲突、引爆战争，他甚至还主张“可以把华北地区的帝国军队全面撤到山海关以北（伪满洲国境内），再由近卫首相（近卫文麿）前往南京跟蒋介石进行推心置腹的促膝而谈，从而解决日中两国的根本问题!”石原的打算是这样的：第一，日本肯定要永久性拥有中国东北，最好促使国民政府承认伪满洲国；第二，日本不能继续占中国的便宜了，因为太危险了，容易引爆中日全面战争；第三，日本接下来应该好好地经营中国东北，积蓄国力。

石原竭力避免引发中日战争，并不是因为他爱好和平，更不是因为他惧怕中国，而是因为他目光长远，认识到美英苏列强是不允许日本独吞中国的。

石原认为：中日一对一单挑，日本当然可以吞掉中国，但耗时耗力（石原已经认识到中日战争必定是一场持久战、消耗战），并且美英苏不可能坐视日本独吞中国，所以日本吞中国吞到一半的时候，美英苏肯定会全力帮助中国，导致日本没办法顺利吞掉中国，继而陷入中国战场泥潭，中国会成为美英苏支持用来消耗日本国力的工具，到时候，日本就彻底失去主动；因此，日本不能跟中国全面开战，虽然中国没什么可怕的，但中国背后的美英苏才真的可怕；所以日本应该全面经营中国东北，适可而止、见好就收，既得到了最大化的利益，也在中日全面开战的红线处及时刹车，同时麻痹中美英苏等国，等日本羽翼丰满、准备充分了，再展开全面侵华，到时候，无论是吞并中国还是抗拒美英苏破坏日本的好事，日本都能游刃有余地应付住。

中国东北虽然有完全能满足日本战争需求和经济需求的巨量煤炭、巨量钢铁，但没有同样重要的石油和橡胶，所以日本不能打草惊蛇，要全力以赴地进口石油和橡胶，储存好足够能灭亡掉中国的战争需求量。

毋庸置疑，石原莞尔是日本此时的真正的战略家，他不爱好和平，他是战争的拥护者，他也想吞并中国，只不过，他希望走的是“温水煮青蛙”的沉稳路线，所以更精明、更可怕。

中日大战之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首脑一直在拖，因为中国需要时间，以石原莞尔为首的日本军方冷静派也一直在拖，因为日本也需要时间。

时间拖下去，是更对中国有利还是更对日本有利？对于这个问题，蒋纬国也没有答案。

怀着满腹思绪，蒋纬国前往军工部，找到俞大维。

根据俞大维的指点，蒋纬国获悉，苏联此时已经研制成功一种威力巨大的大口径重炮，叫做b-4榴弹炮（m-1931式b-4榴弹炮），该火炮口径高达203毫米，并且具有良好的弹道性能和较高的精确度，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它太沉重了，重达15.8吨，汽车根本就拉不动，所以苏联的军工专家特地研制出了一款重达11吨的履带底盘给它安装上，使得这款榴弹炮变成一种自行火炮。

除了这款b-4榴弹炮外，苏联此时的ml-20型152毫米榴弹炮也不错。

蒋纬国随即联系上国府驻苏大使蒋廷黻，请他帮忙接洽苏联政府，希望能购买一批b-4榴弹炮和ml-20榴弹炮（此事成功率很高，因为斯大林决定暗中援助中国以抗衡牵制日本），随后蒋纬国又联系上驻德大使程天放和戴安国，请他们帮忙接洽德国政府，希望能购买几门大口径舰炮和一批重型榴弹炮，此事成功率基本上是百分之百，希特勒对蒋纬国是有求必应。

忙完这件事后，蒋纬国先回到部队，找来杜聿明等人：“国军里有没有工兵方面的人才？我说的人才，第一要精通工兵业务，第二要为人忠正耿直，第三要清廉如水，绝对不会干出损公肥私、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的事情来!”蒋纬国可不希望南京城防工事会是豆腐渣工程。

国军此时是有专门的工兵部队的，但数量不多（眼下都在忙着修建国防工事，因为人手不足，所以工兵们忙得疲于奔命），也有专门的工兵管理部门，现任工兵总监叫吴和宣，但蒋纬国不相信他，因为蒋纬国巡视苏南地区国防工事时，发现过半工事都是粗制滥造的“伪劣产品”。

历史上，吴和宣在抗战前负责督建苏南一带的国防工事，结果质量比较差，导致国军在上海败退后没有工事可以依靠展开节节抵抗，被日军一路追杀到南京。

吴和宣后来被蒋介石撤职，工兵总监职务由林柏森接任，林柏森工作很出色，扩大了工兵部队的规模，培训出很多人才，因此被誉为“国军工兵之父”。

杜聿明等人展开思考，黄百韬说道：“建镐，我向你推荐阚维雍，他完全符合你的要求!”

蒋纬国立刻点头：“好！这个阚维雍现在哪里？”

黄百韬推荐的阚维雍今年37岁，广西人，跟黄百韬曾是陆军大学同学，目前担任第四集团军交通团上校团长，此人忠正爱国、勤奋刻苦，对工兵业务造诣很深，是国军里难得的工兵技术人才（抗战末期，阚维雍是国军第131师少将师长，率部参加桂林保卫战，城破时，因感到愧对国人，自杀殉国）。

蒋纬国立刻去找蒋介石，要了一个批条，然后打电话给第四集团军司令蒋鼎文，把阚维雍这个工兵人才“挖”了过来。

“阚团长，这两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都交给你了！”把奉命坐飞机赶到南京的阚维雍接到自己办公室里后，蒋纬国递上厚厚的一摞设计图纸，这些设计图纸都是萧爻的手笔，“资金、人员、原料、相关权限，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要你完成任务！并且要真材实料！”

阚维雍粗粗地翻阅一下这些设计图纸，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国防意义，他情绪激动：“行！包在我身上！”阚维雍是国军里的工兵人才，也是清楚认识到工兵在现代战争里重大作用的军事理论研究者，他长期致力于工兵部队的正规化建设，但一直没得到重视，因此有些怀才不遇、心灰意冷，此时一下子接到这么重要的“大活”，他自然兴奋不已，也知道责任重大。

蒋纬国叮嘱道：“南京的城防工事，无所谓保密，毕竟想保密也保不住，全城大兴土木，瞎子都看得见，所以南京的城防工事就是光明正大地展开，但尽量要‘温柔一点’，我父亲说不要扰民，至于上海的那条地道，千万千万要绝对保密，如果泄露风声，一切就都白费了!”

阚维雍神色肃然地连连点头：“二公子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绝不辜负你的信任和委员长的重托！对了，我还需要得到两个人的协助!”

“请说!”

“一个是国军独立第1工兵团团长马崇六，他是一个非常出色、能力出众的工兵专家，另一个是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兼土木工程系主任蔡方荫教授，蔡先生是我国最杰出的土木专家、力学专家之一。

如果能有这两人的大力相助，南京城防工事和上海地道必然会事半功倍！”

“没问题！”蒋纬国重重地拍了一下阚维雍的肩膀，“我父亲说了，此事一切由我做主，你需要这两个人？好，我二十四小时之内就把他们调过来！”

阚维雍精神抖擞、踌躇满志地向蒋纬国敬礼：“二公子放心吧！我保证把南京城修建成铜墙铁壁！至于上海的那条地道，我保证修建得神不知鬼不觉！”

蒋纬国郑重回礼：“阚团座，拜托你了！”

从五月上旬开始，南京城开始陷入热火朝天的战备土木工程建设中，与此同时，上海某地则不动声色地开始挖掘秘密地道。

第113节 倒计时（1）

5月12日这天，蒋介石给蒋纬国打来电话，同意他的要求，调遣一个团前往平津地区。

从今年（1937年）春开始，华北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日本人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威逼以及《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华北地区驻军的“特权”，称为“华北驻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