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我是蒋纬国 第692章

南京军对日军展开心理战仅仅十天，日军就出现了第一个主动投诚的将军。

北海道岛南部的地理形状呈现出一个“C”，这个“C”最南端是北海道第三大城市函馆，函馆也是北海道四个城市里唯一还没有被南京军攻占的。

南京军在北海道北部登陆后，一路势不可挡地向南推进，在超过二十场大战中歼灭了北海道日军五分之四的主力，把日军全线压缩至北海道南部一带。

由于日军已经不可能把南京军赶下海、驱逐出北海道，北海道日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被迫收拢残兵，把残存部队集中在以函馆为核心的北海道南部，企图建立最后的防线，阻止南京军攻占函馆，继而再以函馆为桥头堡，横跨津轻海峡进攻本州岛。

此时，日军在北海道南部足有百万之众，但其中只有不到二十万是正规军，其余的八十多万都是不堪一击的国民义勇队。

尽管如此，南京军想拿下北海道岛南部还是要费上一番手脚的，因为南京军自登陆北海道岛后就没有刻意地追求“速战速决”，使得日军获得了比较充盈的时间，加上日军人力充足，因此在北海道岛南部的“C”形地带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防御工事。

被急剧恶化的战局以及东京大本营一天几十封电报外加几十次电话的严厉督促已经刺激得急红眼的山田大将深知“函馆防线”的重要性，为了表示他“为了保卫天皇和捍卫帝国”而誓死血战到底直至“玉碎身死、魂守神州”的决心，同时也是为了以身作则，从而鼓舞士气、振奋军心，他特地把他一家老小都接到了函馆，从而彰显“如果函馆沦陷，我全家都会死在这里”“我全家都会与函馆共存亡”的坚定意志，不仅如此，他还效仿西楚霸王项羽，命令销毁函馆港口里的所有船只（实际上，这些船只也没什么用了，要么遭到南京军飞机的轰炸，要么出港后就触雷），主动断绝后路，以此“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我们已经退无可退！函馆之后就是津轻海峡，津轻海峡对岸就是本州岛！我们必须坚守这里！奋战到底！直至所有人都倒下！这场战役只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支那军被我们击退，另一个就是支那军踏着包括本总司令官和本总司令官全家人在内的我们所有人的尸体占领函馆，第一个结果固然是最好的，如果是第二个结果，我们也是死而无憾了，因为我们用生命实现了我们尽忠天皇、报效帝国的天职！”山田大将在公开讲话时说道。

山田大将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他的部下里会出现叛徒。

其实，日军内部出现“叛徒”也不是让山田大将感到吃惊的奇闻了，毕竟他的部下正在成千上万地为了一口热汤而“背叛大日本天皇、背叛大日本帝国、背叛大和民族”，但那些人都是基层官兵，大部分还是国民义勇队的成员，而这次的“叛徒”则是一个中将。

一月中旬的一天深夜，正在制定攻取函馆、攻占北海道全境的作战计划的张发奎接到一个报告：一名刚刚投降过来的日军上等兵请求见他，声称带来了一名日军高级将领的密信。

张发奎怀着惊奇的心情接见了这名日军上等兵。

“将军阁下，您好！”日军上等兵显得非常恭敬地向张发奎鞠躬行礼，“我叫斋藤邦雄，是日军第63师团的一名机枪手，我带来了师团长远藤三郎中将的密信!”他从怀里取出一份厚厚的信函，双手举着递向张发奎。

张发奎接过信函，没有急着拆开，而是饶有兴趣地问这个叫斋藤邦雄的日军：“你们的远藤师团长是要投降吗？”

“是的，将军阁下!”

张发奎没有感到惊喜，而是感到难以置信以及一丝警惕。

自从南京军对日军展开心理攻势后，效果显著，每天每夜都有大批并且越来越多的日军投降南京军，但大部分都是国民义勇队，日军正规军投降人数还是不多的，并且军职最高的也只是一个中佐大队长，一下子来了一个中将师团长，显然“进度太大了”。

张发奎不动声色地问斋藤：“跟我说说具体情况!”

斋藤似乎早就想好怎么回答张发奎的问题了，他侃侃而谈：“将军阁下，我在被迫应征入伍前是东宝电影公司的员工，我经常接触国外信息，所以我心知肚明日本政府宣传的那套只是愚弄老百姓的鬼话，至于天皇，他虽然地位尊贵，但他也是人，不是神。

我根本就不想当兵，根本不想为了天皇和所谓的大日本帝国而死在战场上，为了逃兵役，我喝了一年酱油，希望通过这个办法让我体质虚弱，结果还是被强征当兵了。

战争打到这个地步，日本的结局已经注定了，继续打下去，像我这样的前线军人几乎是必死无疑，我还有家人在等着我回家团聚，所以我很怕死。

贵军向我军空投传单后，很多人都捡起来看，我也仔细地看了，山田大将得知此事后，严厉下令不得看传单，更加不得私藏传单，所有传单都要捡起来交给上级烧掉，但我偷偷地藏了一份，因为我已经决定要逃跑了，想向你们投降，很多人都跟我一样。

就在前天，我一个人偷偷地看传单，同时看我家人的合影照片，准备为了家人而逃跑，结果被宪兵看到了，宪兵立刻逮捕了我，宣布我是‘企图叛国的叛徒’，准备枪毙我，但这一幕正好被师团长撞见了，师团长吩咐宪兵把我交给他，然后，师团长带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他神色严肃地问我‘斋藤，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认为日本已经必败无疑了’，我很害怕，但还是实话实说了，我说‘师团长，是的，我认为日本已经必败无疑了’，他问我‘你身为日本人，难道不愿意为日本而战吗’，我鼓起勇气回答‘如果支那军侵略日本是要灭亡日本、杀光日本人，那我肯定会死战到底，可是，支那军并不是为了灭亡日本、杀光日本人，我们抵抗下去除了白白送死，根本没有意义’。

师团长看着我，小半天后，他点点头，说‘你能有这样的觉悟，很不错，其实，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支那军是要灭亡日本、杀光日本人，我们肯定要拼命到底，但支那军并不是要那样做，我们拼命到底就是没有意义的行为，只会让大量无辜的人毫无价值地死去’，他还说‘一亿玉碎简直就是疯子的想法，这样只会毁灭日本民族，让日本民族就像匈奴人、契丹人、鲜卑人那样永远地消失在世界上。

都不存在了，再有气节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又说‘此时，放下武器的日本民族会得到安全和生存下去的机会，拿着武器的日本民族不但不能保护自己，反而会让自己走向毁灭’，最后，他对我说，他要交给我一个特殊的任务，可以拯救北海道岛南部的一百多万日本人!”

张发奎眯起眼睛：“就是派你过来通风报信？”

斋藤点点头：“是的。

在师团长的安排下，我才能在今晚得以顺利地叛逃，把这份信函交给将军阁下您!”

张发奎拆开信函，里面是几十页纸张，第一张是一封信，上面写道：

中国军队总指挥官张将军阁下，鄙人是日本陆军第六十三师团师团长远藤三郎，鄙人对眼下北海道岛南部战事以及整场日本战事都有着足够清醒的认识，日本民族继续抵抗等于自我毁灭，唯有顺应世界之大势，日本民族才能生存下去，无数日本人才能活命下去。

贵军眼下必然正在筹备对函馆一带的进攻，战事开启后，日军必败，贵军必胜，此结果早已注定，我军抵抗犹如螳臂当车，无数日本军人以及临时被充作军人的日本平民将在贵军强大攻势中因为毫无意义的抵抗而死于非命，战事结果既然早已注定，又何必枉送无数人命？鄙人特地奉上我军在北海道岛南部一带的布防情报，以便于贵军可以速战速决，从而减少我方人员之大量丧生，还望将军阁下在拿下北海道岛南部、俘获大量我方人员后对其给予人道主义待遇。

信函里另外几十页纸张都是日军在北海道岛南部进行防御部署的图纸情报。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更何况是救了几十万人!”张发奎看着斋藤，“你的师团长真是深明大义、功德无量啊！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你、你的师团长没有说谎!”

“绝对没有说谎！”斋藤连连道，“将军阁下，我们现在还有资本对你们耍诈吗？”

“这句话是你的师团长说的吧？”

“是的，将军阁下，正是我的师团长说的!”

“嗯，很好!”张发奎点点头，“斋藤啊，你很不错，你现在安全了，可以平安地活到战争结束，我个人祝福你在战争结束后可以跟家人团聚!”

“谢谢将军阁下的祝福，跟家人团聚是无数像我一样的日本人的愿望!”

斋藤离开后，张发奎立刻召集了十多名高级将领针对此事进行商谈，部分将领认为“日本人诡计多端，很有可能是在耍诈，妄图欺骗我军，给我军设下圈套，从而对我军进行最大力度的打击”，但经过反复研究后，包括张发奎在内的大部分人都认为，斋藤以及那个远藤三郎都没有说谎，因为日本人现在根本没资格耍诈。

由于得到了远藤三郎提供的大量的精确情报，南京军对北海道岛南部的进攻顿时更加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了。

日军此时盘踞着的北海道岛南部地带是一个“C”，函馆就位于“C”的最南端，在函馆北部二十多公里有一个沿海小镇龟田，防御龟田一带的日军部队正是远藤三郎的第63师团。

张发奎判断，一旦南京军攻击龟田，远藤三郎肯定不会进行抵抗，肯定消极避战甚至“故意放水”，再加上南京军已经掌握绝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因此，张发奎最终制定的作战计划是：主力部队在“C”最北端进行大规模佯攻，吸引日军注意力，引诱日军把后续部队都调到最前线，造成日军后方空虚，接着，派遣一个海军陆战旅和一个陆军主力师乘坐海军舰队，通过海路在龟田一带展开登陆，直插日军后方，速战速决地拿下龟田，继而马不停蹄地拿下函馆。

一旦函馆、龟田等日军后方重地被南京军拿下，北海道岛南部的日军将会遭到南京军的前后夹击，陷入腹背受敌的处境中，继而在很短时间内就会全军覆没。

1月20日，南京军在北海道战场上发动了最后一场大型战役：志辅会战（志辅即函馆，南京军在攻取函馆后将其改名为“志辅”，“志辅”是明朝抗倭名将、民族英雄俞大猷的表字）。

张发奎判断得没有错，远藤三郎确实是真心诚意地想要投降的，正因为远藤三郎的“秘密投降”，使得南京军在展开进攻后堪称顺风顺水，山田大将苦心经营的“北海道最终防线”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分崩离析、全线瓦解。

战事的第三天，南京军第74师和海军第11陆战旅通过海军舰队在龟田一带登陆，结果，不出张发奎所料，远藤三郎故意“指挥失误”，导致南京军登陆后长驱直入，轻而易举地拿下了龟田，又在日军根本没有回过神的情况下攻取了志辅，对日军进行了全面的釜底抽薪。

南京军攻取志辅时，山田大将本人正在前线，不在志辅，但他一家大小都在志辅城内，全部死于非命。

南京军没有杀山田大将的家人，山田大将的家人是在南京军攻进城时自杀的，他的妻子根据他的交代，先给三个孩子喂了毒药，在孩子们毒发身亡后，他的妻子开枪自杀。

消息传到身在前线的山田大将耳中后，山田大将面无表情，随后，他悄悄地躲起来开枪自杀，他之所以选择自杀，一是因为他心知肚明北海道岛注定全境失守，他无法向东京大本营交代，还不如自杀殉国，起码可以获得一个死后美誉，二是因为他妻儿已经自杀，他也生无可恋了。

总司令官山田大将的自杀，进一步地加速了日军的崩溃。

一月底时，南京军正式完成了对北海道地区的攻占和全面控制，日本本土四大岛之一落入南京军手中，本州岛直接暴露在了南京军的兵锋下。

消息传来，东京高层一片震惊恐慌。

南京军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宗旨是“缓战缓决”，因此，打下北海道后，南京军不着急着打本州岛，而是不紧不慢地消化北海道，一方面将其修建成进攻本州岛的军事跳板，一方面将其作为“征服日本”的一块试验田。

攻占北海道后，落入南京军手里的日本人约120万，这些日本人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一、日本正规军一线部队军人。

此类日本人数量不多，只有约一万，绝大部分都因为思想顽固死硬而死于自杀式战斗；

二、日军正规军二三线部队军人，基本上是入伍没多久的新兵。

此类日本人数量不少，共有四五万，因为思想不是特别的顽固死硬，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选择进行自杀式战斗，从而活了下来；

三、日军国民义勇队成员，基本上是平民。

此类日本人数量众多，超过八十万，他们几乎都是身不由己地上战场的，就算思想有些顽固死硬，也是因为日本军政高层的洗脑蛊惑以及一时的血气之勇，南京军早就在战场上把他们杀得亡魂丧胆，因此在最后关头降者遍野；

四、日本平民，基本上是老人小孩。

此类日本人数量也很多，超过三十万，他们因为无法上战场而活了下来。

一下子在战争中俘获了这么多的日本人，对于南京军而言，还是第一次，具有很大的意义，如何处理和安置这些日本人是一件需要慎重考虑的大事，因为这件事关系到中国最终如何征服日本。

处理得好，可以给七千万日本人竖立一个榜样，在军事上、政治上、宣传上都会大有裨益，处理得不好，必然对南京军的这场战事起到负面作用。

张发奎不敢擅自做主，他在第一时间请示了蒋纬国本人。

蒋纬国经过反复思索，给出了这样的方案：

第一，不反抗者可以在南京军的保护下安全地活下去，反抗者格杀勿论；

第二，不配合南京军的人没有惩罚，配合南京军的人有奖励；

第三，南京军就地取材，使用占领区内的城镇房屋对这些日本人进行集中性安顿管理，向其提供可以维持其正常生存的口粮等生活必需品——南京军虽然给他们饭吃，但没有大鱼大肉，就算米饭也不会管够，只会维持让他们差不多吃饱的地步。

南京军对日本人采取怀柔政策不等于南京军要勒紧自己裤腰带把物资让给他们，就算南京军物资充足，也是本国民众劳动生产的血汗，岂能白白地敌国人大吃大喝？根据这一点规定，北海道的日本人如果既不反抗也不配合，就有饭吃不会挨饿，但除此之外也就没有别的了；

第四，配合南京军、协助南京军的日本人会有额外奖励。

比如，青壮年的日本人男女可以帮助南京军干活，从而获得十分可观的额外奖励，肯定不是钱，而是他们此时最需要的食物、衣物、药物等生活必需品。

换而言之，想吃到肉，就得为南京军服务，帮南京军干活；

第五，配合南京军、协助南京军的“最高级”表现就是拿起枪，上战场和南京军并肩作战。

南京军将会组建一支新的日本军队，由于日本此时没有第二个政府，南京军也不打算扶植建立一个日本傀儡政权（蒋纬国打算在战争结束后把日本政府改造成傀儡政权，毕竟日本首相可以用别人取代，但日本天皇是别人无法取代的），因此，这支新的日本军队是“属于日本人民的、为日本国和日本民族的未来以及中日和平而战的人民军队”。

加入这支新日本军队与南京军并肩作战的日本人将会获得丰厚的报酬，除了物资上的，还有最宝贵的东西——土地。

战争结束后，日本的社会秩序将会被重新组建，日本的土地资源也会被重新分配，此时就与南京军并肩作战的日本人，可以抢先地获得战争结束后的大片土地。

比如一个日本青年，此时他家里也许只有三五亩土地，但他如果现在加入新日本军队，那么在战争结束后，他家里一下子就可以获得几十亩土地，有立功表现的，战后获得土地的数量还会大大地增加。

土地，永远都是各国民众最渴望得到的东西，穷人希望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富人也热衷于囤积土地、开发土地、利用土地获得更多的利润。

蒋纬国把这一点早就玩得炉火纯青、出神入化了。

果不其然，当南京军颁布了蒋纬国设计的这套方案后，立刻在占领区日本人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快，蒋纬国此举催生了日本“三千年历史上”第一支“伪军”。

第793节 新日本军

中日两国的全面较量在战争进行至1945年时已经接近尾声了，一个微妙而关键的问题也随之日益突出：昭和天皇裕仁在这场中日战争以及整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到底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有人说，裕仁只是一个类似于傀儡的象征物、摆设品，就好像寺庙里的神像，虽然享受着无数日本人的顶礼膜拜，在名义上是日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但他没有太大实权，日本帝国的重大国策都是日本军政府首脑制定出来的，跟裕仁没有太大关系，裕仁对日本的军政大事的干涉力和影响力都十分有限，甚至，他是处于一种身不由己的状态中的，遭受着日军军政府首脑的控制和支配，类似于东汉末年遭到曹氏集团控制和支配进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汉献帝；也有人说，裕仁就是日本帝国的最高实权掌控者，日本的军政高层是真真正正地听命于、服从于、效忠于他的，日本的重大国策、军政大事也都是裕仁亲自做决定的，裕仁正是头号日本战犯。

对于这个问题，以蒋纬国为首的中国高层们几乎毫不怀疑：答案是第二种说法。

裕仁此人绝对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无辜”、“清白”、“超然”，这个自称是神的凡人一方面在名义上是日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一方面也是日本帝国的最高实权掌控者，他绝对不是“受到日本军政府首脑控制和支配的傀儡木偶”，他就是日本发动对外战争的第一决策者，就是头号日本战犯。

对此，蒋纬国不但坚信不疑，并且他有足够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对于日本皇室装神弄鬼的愚民把戏和日本政府心照不宣地借助天皇“神权”以此狐假虎威的驭民手段，普通日本人自然看不透，但蒋纬国完全看得透透的。

在日本一千六七百年历史里，天皇确实大部分时期都是傀儡，直到明治维新前的幕府时代，天皇也只是德川家族的傀儡，明治天皇在登基上台后发动了倒幕战争，打垮了德川家族，夺回了权力，使得日本大权重归天皇所有，正如几千年的历史老套路，明治天皇在打赢倒幕战争、夺回大权的奋斗过程中肯定会有一批忠心耿耿的部下，这些部下随着明治天皇的胜利而成为帝国的实权重臣，慢慢地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明治天皇死后，大正天皇继位，大正天皇从小体弱多病并且精神混乱，绝非明治天皇那样的雄才大略之君，自然而然，他无力铲除已经渐渐地把持住了日本的军、政、财等国家命脉权力的那些跟他父亲一起打江山的元老宗室，可以说，大正天皇才是一个傀儡君王，大正天皇死后，继位的就是昭和天皇裕仁，不可否认，在裕仁上台后初期，日本的核心实权确实不太在他的手里，他爷爷时代的那些元老重臣及其子孙、亲信、部属经过两代发展经营，在军事上、政治上、财政上形成了一个个实力雄厚的军阀、门阀、财阀集团——这也是日本军队里那些少壮派军人屡屡发动叛乱政变的原因，他们认为应该属于天皇的权力被那些元老重臣给夺走了，并且这个理由确实还真不算是无中生有。

至于裕仁本人，他可没有甘心认命自己爷爷打下的江山、建立的帝国落入别人手里，他在当天皇前、周游欧洲时就已经展开了处心积虑的夺权计划，笼络了以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等为代表的一批新一代的日本青年军官，以这些人为班底，在当天皇后逐步地重新夺回了大权。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时，裕仁那时候虽然还未完成全面的夺权计划，但已经拥有了很大的实权，并且战争也是他进行夺权的大好机会，因为日军打了败仗后，他就有借口把军中元老撤职解权，日军打了胜仗后，他就有借口提拔那些满脑子尽忠天皇思想的军中新秀，从而不动声色地、潜移默化地收回了最高权力，发展到了眼下这个战争末期时候，裕仁已经毫无疑问地是日本的最高实权掌控者。

裕仁是日本最高实权的掌控者，这是毋庸置疑的，接下来的问题是：没有权力的天皇肯定既不能干好事也不能干坏事，裕仁是有权力的天皇，那么，他用手里的权力是干了好事还是干了坏事？换而言之，他是支持日本对外开战、侵略别国还是不支持的呢？答案很明显，他是支持的。

中日开战初期、美日开战初期，裕仁确实有些犹豫不决，还发表过一些不支持战争的言论，但他的言行绝对不是代表他爱好和平、反对战争，他只是害怕日本打不赢继而会给日本带来灭顶之灾而已，毕竟他是出过国的，知道日本跟西方列强的差距，所以他不敢跟美国打仗，侵略中国也害怕此举会遭到美国的干涉和制裁，所以显得畏手畏脚、瞻前顾后，要是日本拥有美国的超强国力，他早就明火执仗地下令日本军队占领整个地球了。

声称“裕仁只是日本军政府首脑控制和支配的傀儡”的人正是以日本军政府首脑为主，他们此种言论就好像曹操和曹氏家族对天下宣布“汉献帝没有实权，他是被我们曹家控制和支配的傀儡”一样，看似荒谬，实则包藏祸心，因为他们知道裕仁才是最大的元凶，但为了保存日本的“皇道大统”以此创造日本战后再度崛起的机会（日本人认为日本不是普通国家，而是“由天皇统治的皇道神国”，一旦没了天皇，日本就算可以继续存在，也完全地变质了，不再是“真正的日本”，不可能还能再度崛起），他们心甘情愿地充当被抛弃的“车”，从而保住裕仁这个“帅”，实际上，他们的诡辩也有不少有模有样的“证据”，比如，在日本政府、日本军队的官方文件里几乎找不到裕仁亲口下达命令的记录，裕仁在重大决定上的指示都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也很简单：第一，世界上此时有不少君主制或君主立宪制国家，皇帝和国王还是不少的，但在这些皇帝、国王里，只有日本的天皇自称“不是凡人，而是神的后裔，是活在现代人世间的神”，全球只此一家，别无二者，从而造成了日本君王和别国君王的截然不同，别国君王因为是凡人，可以像正常人那样跟手下的大臣们、将军们共商国事，可以像正常人那样有喜怒哀乐，但日本君王因为是“神”，所以要保持“神秘莫测的神秘感”，不能轻易地抛头露面，就算抛头露面了，也要像神像木偶那样面无表情、沉默寡言，最终使得日本的官方文档里极少存在裕仁亲口交代某事下达某命令的记录，就算有一些，也被日本官方给销毁了；第二，裕仁十分精明，他知道日本不是真正的列强大国的对手，在挑起战争时，他就已经想好战败时的退路，日本政府、日本军队都可以在战后作为替罪羊舍弃掉，但直接关系到他个人权益的日本皇室是不能在战败时遭到秋后算账的，因此，以他本人为首的日本皇室在战争期间刻意地伪造了一种“置身事外”的假象，他自己在战争期间极少直接指挥战争，原本是日本陆军最高首脑的闲院宫载仁亲王、日本海军最高首脑的伏见宫博恭亲王都在战争爆发前被解除了军职（这两个亲王大将分别成为日本陆海军的最高首脑正是以裕仁为首的日本皇室跟元老重臣争夺权力的结果），藏身在幕后进行间接的战争指挥，从而让外界认为战争只是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队挑起的，跟日本皇室没关系，日本皇室就算有所牵连，也是身不由己的，是“无辜”的。

裕仁知道“祸从口出”这个道理，他为了避免在战后被抓住他的话柄证据，所以极少说话。

由此可见，裕仁其实是一个十分狡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