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我是蒋纬国 第253章

裕仁天皇前所未有地愤怒了，甚至是暴怒了。

在天皇的“龙颜大怒”下，东京不亚于发生了大地震，整个日本军方都战战栗栗。

裕仁天皇对于“侵华”这件大事一直是犹豫不决、摇摆不定，他当然不是因为爱好和平，而是担心会把他手中的大日本帝国因此大战而损耗掉。

裕仁不是后世北韩金三代那种“关门自娱自乐的夜郎自大式君王”，他早年游历过西方列强，见多识广，深深地知道日本与西方列强在国力上的巨大差距，他渴望让他的祖父、父亲传承到他手里的这个帝国能够再进一步，但他又非常担心自己会一不小心赔得倾家荡产、血本无归，所以他一直采取谨小慎微的态度。

裕仁知道，日本如果真的吞并了中国，日本的国力必然会飞速暴涨，成为一个真正的、能与美国、苏联、英国平起平坐的大帝国，这个前景无疑是非常美好的，是裕仁梦寐以求的梦想，但他同时也知道，日本吞并中国并不是容易的事，中国太大了，日本若能速战速决地吞并掉中国自然是最好的，一旦拖延下去，中国战场就是一个让日本无法自拔的大泥潭，让日本的有限国力在漫长的战争中被不断地消耗掉，另外，西方列强肯定不会坐视日本顺利吞并中国，西方列强也知道吞并掉中国后的日本是多么的强大，会对它们自身造成极大威胁，所以肯定干涉。

出于让日本越来越强大的目标，裕仁想吞并中国，但他又怕，他怕日本陷入战争泥潭，怕西方列强干涉甚至对日本群起而攻之，所以他在这件大事上始终是举棋不定的，他对军方积极侵华的策略、行动、计划基本上既不强烈反对也不坚定支持，采取微妙的不置可否态度。

进行横向对比，日本侵华战争刚开始时，裕仁是不太反对也不太支持的，在原先历史上，日军进展神速，西方列强只是口头上支持中国，并未真正地出手干涉，所以，裕仁看到了“速战速决吞并中国”的希望，西方列强的绥靖政策也让他得到壮胆，所以，裕仁越来越倾向于支持侵华了；眼下，虽然西方列强里除德国外，基本上还是对中日战争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但日军在中国战场上进展迟缓并且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都打击了裕仁的信心，同时，裕仁对军方的不满乃至厌恶也与日俱增。

裕仁清清楚楚地记得，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曾在他面前信誓旦旦地保证“三个月内解决支那”，可事实呢？战争已经打了七个月了，却还没有结束，并且在整体形势上完全不利于日本，日军虽然侵占了平津二市、大部分河北省、察哈尔省和绥远省的一部分、上海、江苏省南部沿江地区，但付出的代价则让裕仁忍无可忍。

裕仁记得，日军好不容易打下上海后，看到时间已经过了三个月，杉山元等军方高层急忙又向他保证“南京很快就能拿下，只要拿下南京，支那政府马上就会崩溃，帝国征服支那的大业就水到渠成”，结果呢？日军在南京城下已经死伤了整整二十万人，再次出现一个师团被全歼的惨重败仗和极度耻辱，但日军还被挡在南京城外。

裕仁清清楚楚地记得，第101师团在上海被中国军队全歼并被缴获了两面军旗后，他在极度的震惊和愤怒中严厉责备日军高层“骄傲轻敌、麻痹大意”，结果“导致皇军蒙受了前所未有之损失和耻辱”，要求“陆军以后绝对不能再出现哪怕是一个联队被全歼以及军旗被缴获的耻辱性事件”，杉山元等军方高层慌忙保证“绝对不会再出现这种事了”，如今呢？第16师团又被全歼了，又有两面军旗被缴获，那个中岛今朝吾、帝国陆军的堂堂中将师团长，竟然被俘而没有自杀，并且被中国军队当众活剐处死。

获知此事后，裕仁恼怒交加，他恨恨地想道：大日本皇军和大日本帝国的颜面真是丢到家了！

不只是陆军如此丢人现眼，海军同样颜面扫地，陆奥号战列舰此时还落在中国军队手里，成为中国军队的战利品和进行耀武扬威的证据。

“耻辱！奇耻大辱啊！”裕仁真的受不了了。

裕仁在军事上其实是颇有研究的，他眼下已经越来越不相信军方的那些经过美化的报告以及报喜不报忧的鬼话，他自己反复思考，得出一个让他虽然难以接受但不得不承认的结论：日本征服中国的难度要远超过自己在战前的估算，即便没有西方列强的干涉，日本征服中国虽然并非毫无希望，但道路艰险得令人望而生畏，过程也复杂得无法预测，至于需要耗费的时间、财力、人力等等，更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数字，极有可能超出日本的国力底线，搞不好，日本会在这场侵华战争中彻底透支国力，取得一个徒有其名的胜利，但却导致日本一蹶不振。

“必须要进行改变！”裕仁恼怒而烦躁地下定决心，“这样盲目蛮干下去只会越陷越深，最终骑虎难下，趁着眼下局势还有回旋余地，必须要进行改变，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再这样搞下去，会误国的！必须要谨慎、理智、冷静...”他想了想，心头一动，吩咐身边侍从，“上次来东京的那个德国人叫什么的？哦，叫卡尔·豪斯霍费尔的？传他入宫，朕想跟他谈一谈!”

2月20日，在裕仁的怒斥下，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被撤职，调任军事参议官，实际上就是被打发去坐冷板凳了，同时，在南京战场上表现不佳且一直被杉山元大将力保的“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也被撤职，调任内阁参议，其实也是去坐冷板凳。

经过商讨，出于平衡考虑，陆军大臣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将被任命为陆军大臣，原航空本部部长东久迩宫稔彦王中将被任命为陆军大臣次官。

梅津美治郎在侵华策略上跟杉山元同属于“扩大化派”，只不过，比起杉山元的傲慢、粗鲁、蛮勇，梅津美治郎更精明一些，他支持全面侵华是因为他同样低估了战争难度，当日军在侵华战场上处境不利时，他立刻改弦易辙，致力于“实施更巧妙、更省力的办法解决支那问题”，在南京之战持续一个多月后，他就表态不支持继续攻打南京，所以，梅津美治郎是“更加精明的主战派”，让他当陆军大臣是一种折中的安排，一方面可以不太刺激到军方高层，一方面也可以让裕仁感到满意和放心，至于陆军大臣次官东久迩宫稔彦王中将，他是日本皇族成员，裕仁的叔叔，派他当陆军大臣次长，显然是裕仁用来控制陆军的一种手段，毕竟，陆军屡屡让裕仁失望，使得裕仁已经对陆军越来越不放心。

至于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官一职，由“作风谨慎稳重”的原第四军司令官畑俊六中将接任，第四军司令官一职在畑俊六中将的推荐下由原第2师团师团长冈村宁次中将接任，第2师团师团长一职由陆军省人事局局长阿南惟几中将接任。

参谋本部会议厅，日本陆军高层会议。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脸色铁青地一言不发，新任陆军大臣梅津美治郎中将显得谨言慎行，也没有开口，面对这个烂摊子，没人还敢向杉山元大将那样说出“三个月内解决支那”的狂言，倒是新任陆军大臣次官东久迩宫稔彦王中将中气十足地担任了会议发言人的角色。

“战争，就跟做生意一样!”稔彦王中将看着畑俊六中将、冈村宁次中将等从南京前线召回本土的前线指挥官，“都讲究成本和收益。

成本太大，受益太小，战争自然就没有继续再打的必要了。

帝国为了这场解决支那事变的战争，已经投入了不计其数的成本，但收益却非常令人不满意。

陆军已经新建10个师团，使得帝国陆军现有37个师团和8个独立旅团（不包括已被全歼的第101师团和第16师团），维持如此庞大的军力以及这场战争，让帝国的国力确实有些吃紧了。

诸君，我们跟支那不同，支那人倾家荡产地维持战争，我们则不至于沦落到那种地步。

如果打得太难看，即便赢了，也不足为喜。

天皇陛下他...”稔彦王顿了顿，脸上浮现出一种冷淡的表情，“对他的军队深感忧虑，乃至失望。

帝国军热烈地发动了战争，却没有能力结束掉战争，这是对帝国的严重不负责，也严重地辜负了天皇陛下的信任和重托。

帝国不可能把全部的国力都用于对支那的战争，投入成本是有底线的，新建的这10个师团，是最后的成本!”他意味深长地补充道，“诸君切记，这是天皇陛下的圣意。

如果这10个师团被投入支那战场后还是没有重大的、突破性的、改变全局态势的战果，天皇陛下他真的就要对你们感到彻底的失望了，帝国的国策也不得不要因此而进行全盘的改变!”

畑俊六中将等人都听得心头沉重如铁。

“次长阁下！”坐在会议桌边缘的石原莞尔提问道，“天皇陛下的圣意只是要求我等‘取得重大的、突破性的、改变全局态势的战果’吗？”

稔彦王中将微微地点点头：“当然!”

石原莞尔露出一个古怪的笑意：“也就是说，天皇陛下并不需要我等打下南京？”

稔彦王中将眯起眼睛：“如果打下南京能让帝国军‘取得重大的、突破性的、改变全局态势的战果’，当然还是要打的，不过，如果不打更能有利于帝国军的整体目标，未尝不可。

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天皇陛下出于帝国利益的考虑，只关心结果，不问过程，至于如何实现天皇陛下希望的结果，如何拿捏尺度和分寸，恰恰是你们的责任!”

石原莞尔会心地笑了：“我明白了。

如此甚好，甚好!”他望向身边的畑俊六中将。

畑俊六中将不动声色，脑子里在急剧思索着。

闲院宫载仁亲王缓缓地开口道：“诸君，如果这场战争以别的方式结束（他说得很隐晦，实际上他暗指的就是中日和谈停战），免不了要在谈判桌上进行讨价还价，到那时候，谁在战场上占据主动权和优势，谁就能占据上风。

南京，打下来固然是最理想的，如果打不下来，可以用别的东西来替代它在军事上、政治上、战略上的价值。

南京再怎么重要，充其量顶多只顶得上一个省的地盘，如果帝国军没拿下南京，却犁庭扫穴地拿下支那几个省的广大区域，赢家仍然是帝国而不是支那。

一座孤城在手，却丧失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平方公里的膏肥之地，蒋介石还会不屈服吗？即便真以别的方式结束战争，在那样的局势下，也是支那听从于帝国，而非帝国听从于支那!”亲王目光炯炯，“帝国，仍然是立于不败之地的！”

第319节 空前险情

经过这场高强度的局部反击战，南京军正如萧爻总结的那样，“把最后的元气都打光了，完全丧失主动出击和再次进行局部反击的能力”。

因为兵力已经严重不足，南京军开始全面收缩防线，汤山镇和龙潭镇都被日军夺去，南京军放弃夺回，乌龙山虽然在继续增兵情况下可以继续坚守，但因为兵力不足，被南京军主动放弃了，栖霞山防线同样被南京军主动放弃，其余的次要阵地都被放弃了不少，最终，南京军还掌握着江北的浦口区（兵力也只是集中于江浦镇核心地带，放弃了镇外的次要阵地）、南京城主体、紧靠着南京城的紫金山、幕府山、红山、北崮山、雨花台以及虽然孤悬在外但不能放弃的大胜关要塞。

对比于南京之战开始时，南京军此时的控制区已经缩小40%左右，但此举保证了兵力密度和防线强度与开战初一样。

南京城内，众志成城、秩序井然。

正规军官兵们严守阵地，宵衣旰食、枕戈待旦，预备队民兵们或轮换正规军或抓紧时间进行刻苦训练，厉兵秣马、挥汗如雨，工兵们和民工们继续争分夺秒地挖掘坑道、构建工事，位于大型地下室内的工厂里的工人们两班倒地勤奋工作。

金陵女子大学校务处主任、美国传教士、著名教育工作者明妮·魏特琳女士在她的《魏特琳日记》里写道：“...南京已经成了一面旗帜，一面激励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且让中国军民获得必胜信心的旗帜。

南京是中日战争的前线战场，并且没有‘之一’，可以说，自从南京战役爆发后，日军就没有在中国的别的地方进行大规模的攻击了，只对山西省山东省进行了一些袭扰性、试探性的小规模攻击，其规模、强度、影响力跟南京之战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中国战场上的日本军队把绝大部分的力量都用于攻占中国的首都，南京。

南京、南京，这是一座让中国人为之骄傲的城市，它无愧于自己的首都身份，它像一座山、一堵墙，死死地抵挡着几十万日本军队的猛烈攻击。

南京是中国的心脏，时时刻刻地牵动着整个中国，全中国以及全世界都惊奇地发现，从南京传来的是一封接一封的捷报，这颗中国的心脏正在不屈不饶地、雄壮有力地跳动着，为整个中国源源不断地输出新鲜的血液和蓬勃的活力，让中国这个沉睡已久的巨人慢慢地觉醒过来。

因为南京，中国不断地欢欣鼓舞，抗战到底的信念和抗战必胜的信心都与日俱增地高涨澎湃，南京城内充斥着无所畏惧的豪情勇气。

在某个地下军医院里，我亲眼看到一个伤重不治的军人是微笑着死去的，他的脸上充满了毫无遗憾的、快乐的笑容，临死前，他握着身边战友的手，‘值了！我这辈子值了！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就是留在这里，跟着你们一起保卫咱们的国都，一起痛痛快快地杀那些东洋鬼子，诸位兄弟，我先走一步了’，他说着，含笑地闭上眼睛。

这一幕令我这个外人也热泪盈眶，感受到了这股伟大的精神力量!”

大胜之后的南京军立刻马不停蹄地整军经武、严阵备战，所有人都知道，日本人素来是狭隘极端、睚眦必报，一下子吃了这么大的亏，肯定会疯劲大发地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强攻。

官兵们都来不及喘口气，马上投入接下来就要爆发的全面防御战中。

事实发展得让南京军上下都大惑不解，连续好几天下来，围攻南京城的日军一反常态地纹丝不动，既没有大举攻击也没有全面撤退，只是保持着原先态势，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反常必有妖!”蒋纬国心里有股不安的预感。

日军的华中方面军此时共有15个师团（包括3个朝鲜师团）、3个重炮旅团、2个混成旅团（台湾旅团），虽然已经遭到二十万人的伤亡，但因为日本军队拥有完善的预备役制度，前线部队打光多少都会得到及时的补充（这个过程肯定是需要时间的），因此这些部队平均保持着七成左右的满员度，因此华中方面军总兵力仍有25万以上，无疑，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虽然日军战死战伤了大量精锐老兵（补充的预备役兵员在战斗力上肯定要或多或少地逊于现役兵员），并且日军在士气上、信心上受到很大的挫折，军械物资也损失得非常巨大，但必须要承认，日军的华中方面军仍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军事集团，倘若日军真的不计代价、不惜血本地强攻南京城，拿下南京城并不是做不到，毕竟，南京军这边的精锐老兵已经损失六成之多（过半伤兵可以重返战场，但需要时间养伤），整体战力同样因为损失而逐渐下滑。

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在南京反击战后十分中肯地评价道：“虽然南京军创造了奇迹，但南京军的整体战力也进一步地降低了，自损两万八千人歼敌三万五千人，这个比例在防御作战中是不太理想的，总体而言，南京军此时的整体战力只有战事初期的一半不到，若日军继续强攻，付出三万人左右的伤亡代价就可以攻入南京城内，再付出五万人左右的伤亡代价就可以基本上占领南京了。

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坚持下去，我认为他们已经丧失获胜信心了!”

因为日军的偃旗息鼓，南京城和南京军在激战之后获得了一定的休整时间，城内的气氛也轻松了不少。

蒋纬国前阵子累得够呛，这几天难得稍微安逸了一下，他每天是这样度过的：

早上六点起床（实际上他很多时候都爬不起来，要睡到中午甚至下午，战事让他生物钟十分混乱），蒋纬国住处很多，他有时候住在位于紫金山上某个防空洞内，有时候住在城内某个地下室内，有时候住在玄武湖，有时候住在别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为防止遭到刺杀，所以经常变换住处，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女人多”；起床后，洗漱吃早饭，时间来得及的话，赶去紫金山最高峰北高峰上，北高峰也是南京城的最高处，峰顶上设立了一根三十米高的旗杆（用紫金山上一棵百年树木做成的），每天早晨都会举行升国旗仪式（该国旗不降，寓意为国旗一直飘扬在国都的天空中，每天早晨的升国旗仪式是先降下旗杆上的国旗，然后再升国旗）。

仪式举行时，嘹亮的《中华民国国旗歌（青天白日满地红）》通过山顶上十多个高音喇叭响彻南京全城，仪仗队徐徐升起国旗，敬礼并鸣枪，气氛庄严而肃穆。

参加完升旗仪式，如果有公务要办，蒋纬国就去处理公务，如果有会议要参加，蒋纬国就去参会，中午时，人在哪里就在哪里吃饭，下午还是这样，如果闲下来了，蒋纬国就去“看望家眷”，再然后，或去军医院慰问伤兵，或去前线阵地进行视察，或去别的地方进行视察，比如工厂，再比如农场、渔场、养殖场。

南京军在南京城是一边打仗一边种粮食养家禽家畜的，原因自然是无需多言的，南京军必须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并且必须“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这方面其实也是很有学问的。

南京战役在1938年12月1日爆发，种粮食肯定要立即就种，不可能等到“春暖花开”再种，那就是刻舟求剑了。

世界三大粮食农作物，玉米、小麦、水稻，一样都不适合南京此时种植，玉米喜温，小麦周期太长，水稻喜高温不耐寒，除此之外，因为气温、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因素，高粱、大豆、蚕豆、绿豆、小米、大麦等农作物也种不了，所以南京军主要种植土豆、红薯、萝卜、白菜、韭菜等容易种植且生长周期相对较短一点的农作物。

在这件重要的事情上，蒋纬国的“先知”发挥了重大作用，为解决农作物在当时冬季内的保温问题，他特地从德国订购了一大批的透明塑料膜，用于在南京城内搭建农作物的温室大棚，此办法极大地解决了南京城内冬季种粮困难的问题。

除种植物，官兵们还养殖动物，玄武湖、莫愁湖、紫霞湖等南京军控制区内的湖泊池塘都被蒋纬国变成了虾池鱼塘，并且还被用来养鸭养鹅，各湖边则星罗棋布着大大小小的鸡棚、猪圈、羊圈、牛圈，鸡鸣猪哼羊咩牛吽声终日不断。

虽说这些昔日的风景名胜都被搞得乌烟瘴气，但确实极大地解决了守城军民们的吃饭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种粮食蔬菜的地方并不限于在城内空地上，紫金山、红山、幕府山等山的山坡上也被开垦用于大面积地种植农作物，主要在背对着日军的山坡上，防止被日军炮火摧毁。

山上树木被砍得差不多了，到处是荒地，正好用于种植农作物。

二月份最短，所以蒋纬国悠闲了一个星期后，三月份已经到来了。

3月1日这天，蒋纬国再次收到了希特勒的电报，电报上就一句话：

你做到了。

话非常短，但够了，因为一切尽在不言中。

看到这份电报，蒋纬国笑了，是的，他确实做到了，在原先历史上只守了13天的南京如今因为他的改变而守了整整三个月，并且没有丢，原先在南京战场上只死伤1.2万的日军如今在南京战场上死伤了整整20万。

这场中日战争从一开始就被蒋纬国改变了，一开始的七七事变和淞沪会战还勉强地有着原先的面目，但到此时的南京战役，彻底地跟原先历史上面目全非了。

蒋纬国其实也想过，八年抗战，如今才八个月就被自己改变得如此大不相同了，以后呢？以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蒋纬国自己也不清楚了，实际上，他的“料事如神、未卜先知”能力在这个时候已经丧失得差不多了。

面对未知的未来，蒋纬国确实也暗暗有些紧张，但他转念又一想：改变历史不就是我的使命和目的吗？不管怎么说，日本人的死人翻倍增加，日本人的损失翻倍扩大，不是好事难道还是坏事吗？

陶德曼随即找蒋纬国，两人在蒋纬国办公室内单独会谈。

陶德曼春风满面：“小蒋先生，你做到了，元首让我代表他本人向你表达最衷心的祝贺，以及他对你的敬意!”

蒋纬国笑起来：“言重了!”

陶德曼下面说的话则让蒋纬国大喜过望，因为蒋纬国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蒋纬国现实得不能再现实了）：“小蒋先生，元首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打算赠送你300架飞机、300辆坦克、100门大口径重炮、10艘潜艇，以及3000万美元的资金，不是贷款，是资金，并且，这些军火资金不在德中合作条约里，是元首额外赠送你本人的!”他话语间明显是别有含义。

蒋纬国喜不自禁，但他脑子不慢，立刻冷静了下来：“元首如此慷慨大方，我感激不尽。

这些军火和资金，加起来怕是有1亿美元了吧？德国眼下正在快速复兴，国力可谓蒸蒸日上，但也没有美国那样富得流油，我相信，元首的手头也是紧巴巴的吧？尽管如此，元首对中国仍然是一掷千金，这么大的人情，我国不好好地回报，实在说不过去啊！”德国在1938年的gdp总值约为300亿美元，美国在1938年的gdp高达约1000亿美元，苏联略高于德国，英国略低于德国，意大利约为100亿美元，日本约为150亿美元（包括中国东北、中国台湾、朝鲜半岛、琉球群岛等非日本本土地区），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正式认真进入战争状态后，短短两年后，gdp就暴增为2000亿美元，再在短短四五年后，gdp就暴增为300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