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我是蒋纬国 第106章

中国必须有原子弹，这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好的结局”，否则，无核国的中国仍然会沦为有核国的鱼肉对象，就像原先历史上的雅尔塔会议。

都是同盟国的成员国，美英苏照样把跟自己在同一个战壕里并肩作战的中国当成肥肉而不是朋友。

蒋纬国已经反复地思考过，中国在十年内确实是无法独立自主研制出原子弹的，中国想要拥有原子弹，只能跟美国或德国或美德两国进行合作，联合研制，但是，想要联合研制，中国就要有加盟的资本。

一个一无所有的叫花子想要跟一个富豪联合开公司，富豪怎么可能答应？中国没有钱，没有工业资源，只能在“高科技人才”这一点上做文章，所以蒋纬国要四处挖掘人才，让越多越好的核物理学家集中到中国，同时，蒋纬国不择手段地干掉日本和苏联的核物理学家，拖延日苏两国拥有原子弹的日期，甚至，蒋纬国连美英两国拥有原子弹的日期也一样向后推迟拖长。

战争降临到中国的头上，这是中国的灾难，但是，这场已经爆发的战争对于中国而言，却不是越早结束越好，恰恰相反，这场战争拖得越久、打得越久，中国会在战争中获得更多。

一个月后，日本头号核物理学家仁科芳雄在东京最大的红灯区歌舞伎町嫖妓时不幸地染上了梅毒，两个月后因为治疗过程中用药错误而死于东京大学附属医院。

几乎同一时期，苏联头号核物理学家库尔恰托夫在某天深夜醉酒后遭几个小流氓抢劫，被捅八刀而惨死于莫斯科街头。

在这年年底，美国国立科学院院士、芝加哥大学物理系主任、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康普顿博士突然举家搬离美国，下落不明；半个月后，英国剑桥大学高等物理实验室副主任、英国著名原子物理学家、中子的发现者詹姆斯·查德威克莫名其妙地人间蒸发从此不知去向。

“为了我的祖国，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看着海统局的报告，蒋纬国心安理得，“我不干魔鬼的勾当，谁干？”

后期的事实证明了，海统局根据蒋纬国命令而实施的这个绝密计划立竿见影地在极大程度上拖延了各大国研制原子弹的进程，也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比原先历史变得更久了。

第158节 上海（6）

舒国生后脚刚走，杨江前脚就来，同样也是有重要事情向蒋纬国汇报。

“局座，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登门拜访了上海三大亨，同时派人在暗中持续地监视他们、探查他们!”杨江报告道，“三大亨里，杜月笙和黄金荣的态度都十分坚定，二人表示绝不会跟日本人合作，绝不会干遗臭万年的事情，全心全意地支持国府和国军，尽到自己的中国人的本分，我通过多方渠道获得各种蛛丝马迹，经过反复分析后，基本上可判断和确定，杜黄二人没有亲日心态和迹象，二人没有跟日本人进行秘密联系或勾结，二人愿意出钱出人出力援助抗战，杜月笙亲口向我承诺，一旦国军和日军在上海开战，他会把旗下的大达船运公司的所有船只都无偿捐给国府，还会献上大笔资金，组织他的徒子徒孙参加国军部队一起打击日军。

但是，”杨江话锋一转，“三大亨里的另一人，张啸林，他的态度却很暧昧，甚至是很可疑。

局座，虽然张啸林在接见我时也口口声声、信誓旦旦地表示会支持国府国军抗日，绝不会做卖国求荣、认贼作父的事情，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心口不一，并且通过我手下的监视和探查，发现他跟多方身份不明的人员有着密切的暗中联系!”

蒋纬国点点头，再度点起一根香烟：“杜月笙和黄金荣没什么问题，张啸林是一个祸患。

杨江，你要加派人手盯紧张啸林，一旦上海战事爆发…”他做出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找个机会，做了他。

记住，做干净点，让他死于意外，比如流弹什么的!”

“卑职明白，一定做得干净!”杨江心领神会。

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是民国时期上海滩的青帮三大亨（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曾拜黄金荣为师，所以蔑视蒋介石的人都口称蒋介石只是一个青帮流氓）。

蒋纬国心知肚明，杜月笙和黄金荣在抗战期间没有当汉奸，张啸林则当了。

这三人是上海的三条地头蛇，必须要加以拉拢、控制、利用，对于张啸林这个汉奸胚子，蒋纬国肯定是要提前下手除掉，这样才能将其投敌后给国家带来的损失降至最低。

“对了，局座，另外还有一件事要向您汇报!”杨江说道，“方液仙先生今天跟我联系，说那个傅筱庵最近屡屡地上门‘拜访’他，拐弯抹角地跟他‘商讨’上海以后的工商业发展。

方液仙一开始没太在意，但傅筱庵话中有话，并且越说越露骨，所以引起了他的警觉。

局座，您老早就在上海展开了工商业内迁活动，平津会战现在又爆发了，明眼人都知道，中日大战已经开始了，上海危如累卵，所以上海的企业家们都已经撤离上海或正在撤离上海，基本上没人考虑继续在上海发展，有眼光的企业家们都把目光放在进军内地，不撤离上海的企业家只有两种，一是麻木不仁的糊涂虫，二是别有用心者。

方先生属于第二种，而傅筱庵也一样!”

“哦？”蒋纬国略感吃惊，他想了想，记起了这个傅筱庵，此人曾在蒋纬国主持的“上海工商界集体拆迁动员大会”上跟蒋纬国见过一面，给蒋纬国的印象是“这老家伙头衔真多”。

蒋纬国呼吁（外加威逼）上海的企业家们撤离上海时，有几个人明确表态反对，为首者就是傅筱庵。

傅筱庵是上海工商界里的领导人物，有着不小的影响力和说话分量，大迁徙开始后，他是少数的不愿意撤离的人之一。

“具体说说!”蒋纬国看着杨江。

杨江说道：“根据方先生的说法，傅筱庵明显是在拉拢方先生，说什么‘上海以后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广阔商机’‘上海如果爆发战事，恰恰给上海的金融局面来一场大洗牌，认清新形势的人才能抓住良机’‘战事结束后，上海肯定要展开全面重建，重建过程中不但商机无限，还会有更多的、其它的好处’‘人都走光了，坚持留下来的人自然会近水楼台先得月，控制新的上海滩’等等。

局座，傅筱庵嘴里不止一次说‘上海战事结束后’，但是，这句话是有两层意思的，上海战事结束后，怎么结束？以谁胜利而结束？战事结束后的上海统治者是谁？是国军还是日军？傅筱庵故意说得含糊不清，但方先生说，傅筱庵的言下之意其实是不言自明，他认为上海战事会以日军胜利而结束，‘结束战事后的上海’在傅筱庵的意思里就是‘被日军攻占并被日军统治的上海’。

傅筱庵甚至跟方先生说出‘想要重建上海，想要抓住以后新上海的商机，就要考虑怎么跟上海以后的新主人展开合作’这种赤裸裸的话语!”

蒋纬国厌恶地摇摇头：“又是一个汉奸胚子!”

傅筱庵在原先历史上的抗战期间是一个“高级汉奸”，抗战第二年投靠日寇，官至汪伪政府上海市市长，后被军统暗杀。

蒋纬国（孟翔）不太记得这个“高级汉奸”，毕竟他不是民国历史研究专家，此时他身边也没有百度，另外，中国汉语里同音字或发音相近的字很多，人名容易弄混，所以蒋纬国虽然对傅筱庵没什么好感，但也不知道此人以后会变成人人不齿的汉奸。

蒋纬国对他不了解的人是不能下令杀掉的，哪怕此人表现很糟糕，也不能派人去杀，因为容易错杀无辜，万一杀错好人，那就铸成大错了，蒋纬国也会一辈子良心难安。

傅筱庵以后会是汉奸，他此时就已经露出亲日苗头了，并且正在积极地“未雨绸缪”。

傅筱庵认定，中日军队一旦在上海开战，中方必败，上海以后的新主人必是日本人，想要在日占上海混得风生水起，就必须要投靠日本人，并且越早投靠越好，投靠得越早就越能表现自己的“忠心”，因此，傅筱庵没把自己的资产企业撤离上海，他本人在积极地跟日本人进行接触，同时四处寻找“志同道合者”，意图组建一股以他本人为首脑的“上海工商界亲日势力”，等日军占领上海后成为被日本人扶植的上海市傀儡政权。

傅筱庵眼中的“志同道合者”自然就是没有把资产企业撤离上海的人，他认为这种人跟自己是一样的，“以不变应万变，坐等日军”。

但是很可惜，举目整个上海，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因为蒋纬国这尊凶神的利诱加威逼，基本上没人敢得罪蒋纬国，更不敢得罪蒋纬国背后的蒋介石，再加上“汉奸”这个恶名、骂名、臭名也是绝大部分上海企业家万万不愿意背负的，所以上海工商界里有影响力的人都走得七七八八了，导致傅筱庵寻找“志同道合者”的过程十分艰难，他忙活了好几个月，跑遍了整个上海，也只是网罗到区区一二十人，并且基本上都是上海工商界里的小角色，这样的团体自然形成不了什么气候，无法让傅筱庵获得能得到日本人青睐和依靠的资本。

在这样的情况下，方液仙成了傅筱庵第一号拉拢对象。

方液仙是“国货大王”、“民用化工业大王”，地位、身份、实力都无需多言，而傅筱庵惊喜无比地发现，上海工商界展开大迁徙后，方液仙跟他一样都在上海稳坐钓鱼台，也没走，甚至还大兴土木建设新厂区。

方液仙没离开上海的原因属于“国家机密”，傅筱庵当然毫不知情，对此，傅筱庵阴差阳错且深信不疑方液仙没走的原因跟自己是一样的，都是在“坐等日军”，因此他立刻把方液仙视为“亲日分子”以及最重要的拉拢对象，试图说服方液仙“携手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在战事结束后建设战后新上海的工作”。

傅筱庵不离开上海是为了媚日和降日，而方液仙不离开上海则是为了抗日。

自然而然，在傅筱庵多次“登门拜访”后，方液仙立刻觉察到傅筱庵的亲日态度，并迅速通知给了杨江。

“今天下午，傅筱庵去了江湾镇新厂区，对方先生再次软磨硬泡，声称有日本商人想投资方先生的公司，一起开发江湾镇新厂区!”杨江说道，“局座您是知道的，江湾镇新厂区其实是我们那条地道的挖掘起点，如果傅筱庵这种亲日分子多次前去纠缠骚扰，可能会走漏风声。

本来，我们以建设新厂区为幌子就是为了掩人耳目，但这个傅筱庵半路上突然冒出来，我担心这会节外生枝!”

“加派人手密切监视这个傅筱庵，千万别让这个老东西发现我们在江湾镇新厂区里的秘密!”蒋纬国吩咐道，“战事开始后，一旦掌握他的投日证据，立刻做了他。

现在还不能杀，杀了容易打草惊蛇!”

“好，我明白了!”杨江肃然立正，然后向蒋纬国告别。

杨江离开后已是午夜时分，蒋纬国虽然满腹思绪，但也开始感到困乏疲惫，因此准备休息，但房间里的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

“我是蒋纬国…”蒋纬国拿起电话，“嗯，桂庭大哥，是你啊，哦？张将军来了？好的，我马上来，嗯…我们一起去…哎，军情如火，睡个屁啊，死后自当长眠，生前何必久睡，走！”

挂上电话后，蒋纬国打个哈欠，在除了他以外已经没有第二个人的房间里自语说道：“给我准备一辆车，另外，把萧参座叫来!”

静悄悄的房间里，蒋纬国看似自言自语，但某个地方却传来一声“是”的轻微回复声，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蒋纬国是蒋介石的儿子，蒋介石是中国最高领袖（职位第二，实权第一），蒋介石不是普通人，所以“真正的蒋介石”肯定不是公众看到的那个样子。

跟蒋介石已经相处了这么久，蒋纬国不可避免地知道了蒋介石的很多“私人秘密”，如果披露出书，肯定畅销得洛阳纸贵。

蒋介石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行辕（官邸或者住所），在南京有憩庐，在杭州有澄庐，在上海有爱庐，以后退到重庆时会有尧庐，这些住所里都有他的私人办公室。

蒋介石在不同地方的办公室的布局都是千篇一律：几个塞满书的大书架、一个落地大摆钟、一张办公桌，桌子上放着一部电话、一盏台灯、一个水杯、一套文房四宝（蒋介石批阅公文、写日记都是用毛笔），桌子后面是一面国旗、一幅巨大的孙中山的全身画像。

蒋纬国曾多次在蒋介石的办公室里与蒋介石商谈高级机密，很多机密都因为蒋纬国的“未卜先知”而极度重大，甚至是惊世骇俗，比如中东油田。

第一次商谈时，蒋介石先是认真听，然后突然打断蒋纬国的话，接着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最后示意蒋纬国继续说下去。

在此之后，每当蒋纬国跑到蒋介石办公室里汇报高级机密时，蒋介石都会先轻轻地咳嗽一声。

一开始，蒋纬国对此没在意，次数多了，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奇怪，某次，他终于明白事情真相了，让他打了个冷颤。

蒋介石是全国最高领袖，很多很多次，为表达他对某人的信任或对某事的重视，他会邀请某人或某几个人到他办公室里与他单独相处，一方面为了保密，一方面是为了暗示自己对此人的信任，此人会顺理成章地想：“委员长竟与我单独共处一室、促膝而谈，由此可见，委员长确实是绝对信任我的!”但是，蒋纬国知道了一件事：蒋介石几乎不可能真的跟某个人单独相处，除了宋美龄、蒋纬国、蒋经国。

蒋介石办公室里的孙中山画像的后面，是藏着秘密的。

如果，某个来客与蒋介石单独相处，但是此人心怀不轨或者“一时冲动”，哪怕进门前已经被解除武器，可是…比如掐住蒋介石的脖子，想要杀死蒋介石，并且掐死蒋介石的这个过程也让蒋介石无法出声呼救，那么，藏在画像后暗室里的人就会现身，将来客当场射杀击毙；或者，蒋介石感觉到来客的不善，但来客还没动手，那么，蒋介石就会说某个词或某句话，这句话也许是“今天天气很不错”，接到这个杀人暗语命令的暗室里的人就会立刻现身，二话不说，杀死来客。

暗室里的人一旦现身了，就必须要杀死来客，一是保护蒋介石，二是确保这个秘密不泄露出去，不会让见过暗室里的人的人还能活着离开蒋介石的办公室。

蒋介石跟蒋纬国单独见面时因为蒋纬国说的机密实在太重大，加上蒋纬国是他儿子，绝不会有什么不轨用心，所以他要咳嗽一声，让藏在暗室里的人暂时离去，确保机密绝对不会外泄。

藏在画像后暗室里的人，是侍卫队里最忠诚、最精锐、最可靠的卫士。

知道蒋介石这个私人秘密后，蒋纬国有点不寒而栗，他明白了一个道理：领导信任你，其实很有可能并不是真的信任你，仅仅是让你觉得领导信任你而已。

不寒而栗归不寒而栗，因为某个或某几个原因，蒋纬国自己很快也用上了这个办法。

十几分钟后，萧爻赶过来。

“张将军和黄将军他们来了!”蒋纬国对萧爻说道，“已在苏州留园设立了第9集团军司令部，但张将军又在南翔镇（位于上海市嘉定区）设立了集团军前敌指挥部，并且他本人此时就在南翔，邀请我们前去商讨上海战役的整体战略计划!”他耸耸肩，“我们连夜过去吧！时不我待，毕竟，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战前时间了!”蒋纬国说的是张治中中将和黄琪翔中将，此二人已被蒋介石任命为第9集团军的正副司令，而第9集团军也必然是上海战事里的中国军队的核心主力。

“好!”萧爻点点头，他从随身公文包里取出一叠文件，“这是阚维雍最后修改确定的坑道路线规划图和设计图。

上海战役一开，这条坑道也许还有别的用途，所以我又跟阚维雍进行了商榷，改进了几个地方，战事爆发后，这条坑道还会继续施工掘进!”

“哦？”蒋纬国略感惊奇，“这条坑道还有别的用途？”

“比方说，暗中偷运部队到日军占领区的内部或后方!”萧爻解释道，“团里的特种连，到时候不就正好派上用场了吗？”

“好主意!”蒋纬国接过图纸放在桌子上，“我们出发吧！别让张将军他们久等!”

第159节 上海（7）

在南翔镇见到第9集团军司令张治中中将时，蒋纬国有些惊讶，因为张治中军装严整程度近乎严密，一身戎装、腰佩短剑，包括风纪扣在内的纽扣一粒不剩地全部系得严严实实。

此时正是流金铄石的八月初，张治中却把自己捂得如此严实，自然而然，他浑身汗水堪称“逆流成河”，但他无动于衷、安之若素，看得蒋纬国都有点不太好意思了，因为蒋纬国估计是中央军嫡系部队里最没军人形象的军人，平时就天天睡懒觉，从不早起出操受训，在此时的大夏天里，耐不住热的他军装纽扣一个没系，袖子卷得老高，看上去吊儿郎当的，要不是“上身军服下身短裤”确实太难看，他还真的会考虑穿着短裤凉鞋去打仗。

这么一对比，张治中的军人风骨不得不让蒋纬国感到自惭形秽。

“教育长，您看上去真有一股不怒自威的大将气度啊！”跟蒋纬国一起来的郑洞国十分敬佩地赞叹道。

郑洞国是黄埔一期生，张治中曾连续十年担任黄埔军校的教育长。

张治中笑了笑：“将军若在战场上阵亡了，敌军官兵见到后都要敬礼并对尸体加以保护，并准许交战对方将尸体领回，所以我要穿戴整齐!”

蒋纬国听得心头暗暗感慨，张治中看似语气轻松，实际上他话语间却蕴藏着准备以死报国的钢铁决心了。

张治中性格温文尔雅，待人平易随和，在国军高层里素来被称为“儒将”，但他在对日问题上是坚定不移的、不折不扣的“强硬派”、“主战派”。

五年前的淞沪抗战时，张治中是参战国军的主要指挥官之一，拥有在上海对日作战的实战经验，此时再度披挂上阵，一方面是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和器重，一方面是他自己毛遂自荐、主动请缨。

七七事变爆发时，张治中正在青岛养病，获悉中日开战后，他说道“国难当头，身为军人岂能安卧于病榻之上”，继而拒绝了医生的劝告，带着一些治病药物就急匆匆地赶回了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