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永昌 第181章

所谓龙票其实和李自成发行的公债没啥区别，就是向地方上的有钱人借钱，然后维持财政支出。这些龙票上盖有满人大汗的玉玺，意味着这些欠债是受满人大汗担保的。作为满人的债主，这些人自然是希望满人入主天下的，否则他们的借款不就打了水漂了么。

多尔衮打下北京之后，更是特意把这些拥有龙票的山西大户召到了京城设宴款待，并承认他们是大清的功臣，给了这些人皇商的身份。

满人自己也公开承认：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宾、田生兰、翟堂、黄永发，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者，皆此八家主之。

范永斗在京城同多尔衮会面时因为表现出色，更是被多尔衮点名主持张家口的蒙汉贸易及长芦盐业和关外的人参贸易。

有着这样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满人对于宣府的控制自然是牢固的很，阿济格跑到宣府后，驻扎在宣府的何洛会立刻依托当地商人和缙绅发动起了本地的民团，以对抗大同镇军及顺军的进攻。

阿济格虽然急着要带兵回去报仇，但是何洛会的脑子却还是很清楚的，他对此坚决反对道：“这些宣镇兵让他们守卫本乡本土，大约还能使唤的动。但是让他们去进攻城墙坚固的大同城，恐怕就要瞻前顾后了。

宣镇乃是北京和草原的交通要道，一旦此处丢失，那么顺军就可以隔绝草原各部同朝廷的联系了。以当前草原各部的狐疑心态，他们未必会继续站在朝廷这边。不管他们是坐山观虎斗，还是趁机加入到顺军的一边，本朝在关内恐怕都很难逗留下去了。这事还是得交叔父摄政王来决定才是。”

之前何洛会在阿济格面前伏低做小，让阿济格以为自己可以随意指使这个小人，但是真到了关键时刻，阿济格才发现，就是这样的小人也是没有在乎过自己，人家一直畏惧的只是他的二弟。几乎是单枪匹马逃回宣府的阿济格，自然不能再如之前来时这么对着宣府众人指手画脚了。

想想也是，都到了满人的生死关头了，这个时候一个阿济格的脸面又值得什么呢？何洛会当初把皇长子豪格卖了的时候，可是眼皮的没眨一下，难道豪格的身份就比阿济格低微吗？

有了何洛会站出来抵抗阿济格的乱命，宣府官吏自然就围在了何洛会身边。对于他们来说，保住宣府才是头等要事，没有了宣府这块地盘，大家难道真的跑去关外做丧家之犬吗？

何洛会情报传回京城，整个满人上层都震动了。由于豪格在事件中的消声觅迹，一度让多尔衮以为这场叛乱是豪格发动的。不过在王大臣会议上，却有人开始为豪格辩解，认为豪格此前在大同安稳的待了三年，何以阿济格一去大同就反了，这恐怕需要调查清楚才能给豪格定罪。

这样的情况在王大臣会议上已经很少出现了，但是因为此次大同兵变，使得一系八旗亲贵对于两白旗的执政地位感到了不满，而这种不满最大的根源就在于，阿济格无功而受提拔，豪格无过而被夺职，这意味着多尔衮兄弟在八旗内部一手遮天，已经极大的破坏了八旗内部的平衡。

如果没有李自成这个强大的敌人，那么大家最多也就在背后说几句怪话，当面是不敢指责多尔衮兄弟的，因为两白旗的实力足以压制各旗。

但是现在外面有李自成虎视眈眈，多尔衮手中的力量也只能勉强应付外敌，这个时候自然不能分出力量来压制内部的不满了，大家自然就要借机发难，以豪格的问题为借口，夺回一些权力了。

因为一些八旗亲贵的反对，多尔衮最终没有在第一时间把豪格打成反叛的主谋。就算是多铎，在这样的会议上最终也还是选择了弃权，并没有支持多尔衮。

不过在对于是否尽快出兵平息大同兵乱时，多尔衮却反对了出兵一说，主张对姜瓖所部进行招抚，并支持了何洛会固守宣镇的策略。

对于多尔衮的主张多铎有些不解，但是在之前弃权了一次后，这一次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支持多尔衮，以防其他各旗以为两白旗内部闹分裂了。

但是在会议结束之后，多铎好还是去找了多尔衮询问其中缘故，多尔衮则对他解释道：“之前滕机思兄弟联合喀尔喀蒙古部进行叛乱，蒙古各部其实已经人心不稳，我们这个时候贸然出兵，会让蒙古各部以为我们已经没有余力对付他们了，那就搞不好会做出什么发昏的决定了。

何洛会说的还是不错的，宣镇不能丢，对于蒙古各部的控制不能放松。否则蒙古各部未尝不会再出现滕机思兄弟这样的人物。要是真的让蒙古各部脱离了控制，那么顺军就可以通过草原直接攻击我满洲后方了，那样的话，大厦就要崩塌了。”

多铎虽然认同了多尔衮的看法，但也不免有些焦虑的说道：“可是，现在朝鲜发生政变，大同也有兵变，李自成在南方不可能不做反应，若是李自成在南边也动起来，那么蒙古各部恐怕也不会再臣服于我。事实还是会变得糟糕起来的。”

多尔衮点头赞同，但很快又说道：“所以这个时候，只能拉拢蒙古人，让他们和我们满人彻底绑在一块，使之无法倒向汉人。福临也是时候娶妻纳妃了，我意令人前往科尔沁部求婚，再要求其他蒙古部送上美人入宫伺候皇帝，则蒙古部也就没法再倒戈汉人了。只要蒙古部不乱，我们就可以一鼓作气平息大同兵变，让顺军退回到三关之内去。”

多铎沉思数息后道：“拉拢蒙古各部自然是上策，但是光靠几个女人就能让蒙古人绑在我们的马上吗？问题的关键，还是在李自成，不摆平了李自成，其他地方就不可能安静下来。”

多尔衮于是看着弟弟问道：“那么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和李自成和平相处？难道答应他的要求，免了我的摄政王和你的大将军之位，让八旗再找个人出来和他谈？”

多铎瞧了瞧左右，发觉侍从们都远在十余步之外，他也就干脆压低了声音说道：“要不然，干脆就退出关去，以山海关和大顺为界，至少在关外我们还有地方可退的。”

多尔衮瞧着弟弟，过了好久才说道：“我们满人之所以能以小族凌大国，就在于无路可退。否则汗阿玛也不会弃赫图阿拉而迁居盛京了。我们和汉人、蒙古人之争，争的从来不是土地，而是那口气。

林丹汗在辽东时还拥众40万，但是西迁之后察哈尔部就乱了，因为人人都觉得林丹汗不行了。汗阿玛把全族迁居盛京之后，辽东的汉人也就失去了和我们抗争的勇气，因为他们觉得大明已经不可能再回来了。

之所以现在那些新汉军还能服从于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满人能打，而是他们觉得我们满人还没有彻底失势。可要是我们打算往后退一退，这些看起来温顺的绵羊也很快就会变成饿狼的。你觉得我们这20多万满人，最后回到辽东的还能剩下多少？两白旗还能存在下去？”

多铎这下彻底沉默了，多尔衮兄弟就当下的局势进行讨论的时候，那些非两白旗的满人亲贵们也开始串联了起来，一开始他们是想要找郑亲王济尔哈朗出头的，不过济尔哈朗却已经被多尔衮收拾怕了，他压根不想出这个头，表示这种事应当找老王代善。

被迫从关外迁移到北京的代善此时并没有住在北京城内，而是住在了北京西郊香山脚下避暑。面对这些亲贵们的拜访，代善选择了闭门不纳。

虽然他知道多尔衮兄弟现在不得人心，但是他们手中的权力可不是假的。加上孙子的叛逃，使得他现在的处境也很尴尬，他觉得这些人就是想要推自己和多尔衮兄弟打擂台，但并不是真心支持自己。他可不希望像豪格那样，被推出来之后又被抛弃，那么岂不是自作自受么。

由于没有人出头和多尔衮兄弟打擂台，最终多尔衮还是分化瓦解了这个反对自己的松散群体，重新控制住了北京的局势。

第588章 北伐之议一

9月29日，李自成召集了军政大员在平山堂内开会，今天刚好是一个雷雨天气，外面的雨水如泄洪一般往下倾倒，站在平山堂内往外望去，连庭院内的景物都看不清了。

不过这场大雨倒是把夏天的暑气一扫而空，坐在打开了门窗的平山堂内，只觉得透气极了。不过马士英看着这天色还是有些皱起了眉头说道：“这雨这么下法，也不知高家堰会不会决口。”

李自成听了马士英这话便说道：“让淮安附近的军队出动检查加固缺口，一应供应先从军费中支出，然后政府在秋后补回去好了。”

刘宗敏有些不大情愿的说道：“可要是把淮安的部队抽调去护堤，那么山东战事的后援就有可能不足了。”

坐在李自成左手的是以刘宗敏为首的将领，右手边的则是政府官员。虽然对于马士英并不怎么感冒，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文官们倒是站在了一起。

水利大臣杨承裕立刻说道：“从永昌元年到永昌四年，我们把大量的金钱都花在了修复黄河大堤及加固洪泽湖堤坝上，甚至还开挖了一条从洪泽湖到海边的泄洪道，可谓是把这几年的积蓄都投入在黄河、淮河、洪泽湖的治理上，要是今年洪泽湖因为突如其来的暴雨而决口，那么岂不是把前两年的治理费用都打了水漂？宁可让战事缓上一缓，也得先保住湖堤么。”

农业大臣袁继咸，他交卸了总督职位到了扬州之后，在好友们的劝说下终于决定在新政府出仕。因为按照好友们的说法，“马士英巴不得他们这些正人君子拒绝任命，这样一来马党就能完全左右新政府了。”

在扬州待了几天后，袁继咸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新政府效忠的并不是李自成本人，而是李自成所代表的全体国民，也就是说大顺的法理并不来自于天命授予，而是来自于全体国民权力让渡。

这就意味着在新政府中担任职位并不需要背叛大明，他依旧可以效忠大明，只要不把这种政治倾向强加给下面的官员。此种折中的办法，让许多原本拒绝再踏入城市的江南缙绅，再次开始关心起了大顺的政治。在缙绅看来，官府的辖区只在城市之内，而乡野之间并不属于官府的辖区，所以不踏入城市就类似于不食周粟了。

这种折中的办法，让大顺新政府迅速的把势力扩张到了长江以南地区，迫使那些缙绅不得不同新政府进行了合作。

袁继咸作为农业大臣，他也是不能容忍秋收的时节出现大面积的水灾的，他也对军方提出，“洪泽湖周边灌溉的土地数百万亩，都是年产2-3石稻谷一亩的良田，要是出现了溃坝，那么至少百万亩田地没有收获，我们还要救济数万灾民，一来一去，损失何止数百万石粮食？没有了粮食，军队拿什么填饱士兵们的肚子？就算打下了山东，也难以善后啊。”

张鼐等将领看着李自成并不出声阻止文官们发牢骚，最终还是服了软。听着文官和军方协调好了救灾的部队部署和军粮的支出填补一系列琐事之后，李自成这才开口说道：“防堤救灾一事就先议到这里，接下来还是谈一谈北方的问题吧。”

说到北方问题，军方顿时活跃了起来，这几年李自成一直压制军队不肯北伐，让一些将领陷入了无所事事的状态。军队就是这样一个怪物，一旦从战争中脱离出来，那么军官们对于士兵的指挥权力就立刻弱化下去了，毕竟战时的军法可不是闹着玩的，而和平时期的军队是不能乱杀人的。

特别是在李自成改革了军队指挥机构，把人事、后勤供应、征兵退役、军队指挥权进行了重新分割之后，过去的老将领们都觉得有些不太自在，因为他们觉得现在在军中没有过去那么自由了，动辄被许多规矩束缚者。

不过对于文臣们来说，他们还是相当支持李自成的军制改革的，明末军阀自立门户对于平民缙绅动辄以武力压迫的手段，已经让许多文官感到害怕了。

除了路振飞这样有手腕的文官还能压制住军队，不过这也是建立在他控制着漕运的有利条件下，要是没有钱粮的话，他也没法让金声恒这样的军头卖命。同样在左良玉麾下的其他军头，在武昌、荆州等地破城时，他们可是都搞过屠城的。金声恒并不比这些同僚更有道德水准，不过是路振飞拿着钱粮喂饱了他而已。

比如袁继咸也算是文臣中颇有能力的人物了，正是在他的劝说下，左良玉才发兵攻打了武昌，从张献忠手中夺回了这座城市，但他能做的也就这么多。左良玉兵破武昌城的时候，他就没法阻止对方洗城。

这种军阀自行其是，动辄以百姓为猪羊的行为，不仅让平民难以生活，就算是地方上的缙绅也一样受害。毕竟大明官军的传统就是破城之后劫掠三天，这个时候就算是上官也不敢过于压制士兵们的劫掠热情的，能保护城中几户人家已经很不错了。

当然，大明官军的这种传统并不是士兵的问题，甚至都不能说责任全在军官身上，归根结底就是缙绅们不肯交税，而朝中官员又以潜规则的方式克扣军饷，还要向军官索要贿赂。国初时地位尊贵的总兵，到了嘉靖年间，见了兵部的四五品官员都要行见上司的庭参礼了，将军们哪还能考虑士兵的待遇问题，能够应付文官们的查账就不错了。

嘉靖之后，甚至于文官转武臣都被视为了侮辱。如史可法，明明知道北京沦陷后南京需要一支强大的武力保护，但他依然不愿意抬高武臣的地位，不屑于同四镇交往，最终就被马士英夺了先机。文臣对于军队这种又鄙视又恐惧的态度，自然就希望能够加强对于军队的控制。

李自成能够忍耐三年，不急着发动北伐，专心整顿各处的官民武装，可以说是江南缙绅对于李自成选择支持的一个支点。当然，这三年对于军队来说是比较郁闷的，因为大规模的整编和退役，重新招募新兵，使得顺军内部的山头被打掉了不少。

比如曾经的江北四镇，现在除了高杰部之外，其他三镇已经彻底融入了顺军的体系，而高杰部对于大顺这个政权的认同感也越来越高，因为他们的家属现在已经开始安稳的在大顺治下生活了，通过和家属的往来信件，高杰部官兵也把自己视为了顺军的一部分，而不再是高杰的私军。

至于左良玉所部，在左良玉死后，左梦庚根本撑不起这个摊子，最终这支军队就完全向顺军投诚了。李自成把左梦庚调到扬州之后，就把左良玉的人马给分拆了，并正式把湖南湖北设立为了湖广行省。湖南的何腾蛟终于没抗住巨大的政治压力，接受了新政府的任命。

这样一来，南方除了四川、广西两地还存在独立的割据势力外，其他地区都已经被大顺混一了。广西的问题，其实就是广西巡抚瞿式耜和桂王一系的问题。瞿式耜被弘光帝起复，任命为广西巡抚，但是刚到广西，这边弘光帝就宣布退位了，都元帅府成为了南京朝廷的上司。

瞿式耜坚决反对尊李自成为帝，认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虽然太子是正统继承人，但在君父之仇面前还是应当退让，而桂王刚好被张献忠赶出了自己的居城，他对于农民军也是痛恨不已，因此支持了瞿式耜的看法。

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沈犹龙虽然是支持都元帅府的，但是他这个两广总督只管军务不能管广西的民政，面对桂王他也不愿意得罪，因此便对广西的事务不闻不问，只是管住了广东的事务。

此时的广西，几乎沿海地方都被广东占了去，因此只要广西不出兵周边捣乱，李自成也没什么兴趣去理会瞿式耜和桂王。不过此时的桂王已经换了两任，在父亲和兄长都病故后，永明王朱由榔接任了桂王之位。

这位20出头的年轻亲王虽然对农民军不满，但是却并没有父亲那么深的怨气。随着大西军出兵云南，朱由榔也慌乱了起来，开始向扬州写信，试图修复双方之间的关系了。朱由榔的要求，大致就是保留宗庙祭祀和王府的一应财产。

所以，整个南方几乎无仗可打，也就是四川的张献忠，虽然名义上投了大顺，但几乎保留了完整的政权模式，可以说是一个隐患外，其他南方省份几乎都被新政府以政治手段一一纳入了大顺的体制内。这个时候，对北面的清军发动战争，就成了这些将领们最大的立功机会了。

刘宗敏很快就弄出了一个三路齐发的北伐方案，“…大同镇已经重归于我，那么大同一路自然就该直趋宣府，只要宣府一下，北京就要震动了。

南面则以河南和山东为两路，河南一路从郑州北渡黄河打保定；山东一路又可分为两路，一路从胶州北上夺青州。一路从济宁攻济南。拿下济南之后，便顺着运河北上天津，然后三路合击北京城。”

刘宗敏的建议获得了大多数将领的支持，规模宏大的战争，也就意味着人人都有军功可赚。不过周亮工很快就发问道：“这个作战方案要动员多少人参照？”

刘宗敏看向宋献策，宋献策则推了推身边的原毓宗，原毓宗只好说道：“具体的方案还没有完成，不过初步的意见是，山西至少动员两个师，河南动员三个师，济宁两个师，胶州一个师及高杰等部，大致是新军八个师和10万人的辅助部队，总计20万出头一些…”

第589章 北伐之议二

周亮工听了原毓宗这话立刻便说道：“满清兵力分为八旗和绿营兵两种，前者据说已经超过10万，而后者兵力20万上下，此外还有吴三桂、孔有德等四藩不下10万人马，其总兵力在40万上下。

我们此次出动20万人马是否能击溃这40万之敌，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大战，去掉动员费用外，每月维持战争的费用至少在百万两以上，军部究竟打算花多少时间结束这场战争？”

对于第一个问题，刘宗敏不屑的说道：“除了八旗兵确实是劲敌外，绿营兵的战斗力也就和我们的辅助部队差不多，四藩中吴三桂的人马战斗力接近八旗军，但孔有德等三藩的人马战斗力就有些参差不齐了。

此次大同军队反正，就能看的出来，当初那些投靠满人的前明军，现在对于满人也失去了信心。因此只要我们在战场上占据上风，那么绿营兵未必还会站在满人那边。绿营兵若是乱了，吴三桂恐怕就要自寻出路了，这样四藩的阵线又破了。

所以，从全局来看，优势在我。至于说要花多少时间结束战争，那么就要看绿营兵究竟什么时候背叛满人了。这种事情岂能着急的。”

“你妈的，屁的优势在我，不就是死缠烂打么。”哪怕是不想和军方冲突的马士英，听了刘宗敏这话，脑子里也不由闪现过这样一个念头。

马士英都这么感受了，其他文官就更加受不了这个不确定时间的北伐方案了，政府方面和军队方面很快就围绕着战争能持续多久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总参谋部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沉默，虽然他们现在的立场属于军方，但不管宋献策和原毓宗都认为，总参谋部的立场应该在皇帝一边，毕竟他们是皇帝派驻军队的代表。

李自成听着双方争论，军方的主要观点就是两个，一个是机会难得；第二个是打就要一鼓作气的打到北京城下，一劳永逸的解决满清问题。政府方面的意见就是，当前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不过刚好持平而已，若是军方要打大仗和超把战争拖过六个月，那么政府的财政就会破产。

周亮工很明确的表示：“去年政府的常规收入，折色是2935万两，军队和政府的日常开支差不多也是2900余万两。也就是说，教育、水利、交通、城市建设及工业的投入，几乎都是赤字。战争要是拖过六个月，那么至少要花掉1200万两，先不说这笔钱这么筹集，光是之后的军费怎么解决？北方难道还有什么可抢的东西吗？”

刘宗敏这下倒是被堵住了，他毕竟不是袁崇焕这样的文官，不能张口就来上一句，北方义民必然翘首以盼王师，把家底都掏出来支持王师北伐。在这方面，农民军将领的操守还是要比那些文人高一些的，不会搞自己骗自己的把戏。

就算是李过等将领，在谈到钱粮这一项，对于政府也没什么可指责的。在军队整改之前，士兵们的年收入大约是7两2钱白银加上3石6斗小米。在经过了整编之后，军队的平均年收入已经达到了18两，和前明时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比。

也正因为如此，各地官军民团在接受整编时并没有闹出什么乱子，因为留在军中的都获得了更好的待遇。这也是那些独立军头对于部下的控制越来越无力的重要因素，因为替大顺卖命真的有真金白银。

而士兵们待遇的提高，也使得军队的士气不断的提升，这也是刘宗敏等将领敢于拿20万部队进攻40万清军的前提。在他们看来，整编后新军的战斗力已经远远超过了老营，刘宗敏等义军将领曾经比较过，若是新军一个师和过去的老营对抗，那么老营没有三倍的力量就不可能挡住新军的进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因为新军已经剔除了所有和战争无关的责任。过去老营除了作战任务，还要承担占领区治安、征粮、后勤运输、军械制造等杂务。职能繁重而不专一，还带着大量的军属，战斗起来不把军属安顿好，老营的将士们都不会安心的打仗。

但是新军已经把这些职能都剔除了，主战部队只要专心打仗就好，不管后勤供应，地方治理几乎都和军队无关。通过削减了和作战无关的大量职能后，新军就变成了一支职业化的军队，于是在战场上新军的活动范围变的宽广了起来，对于作战目标的选择也变得多样化了。

过去的老营和这样的新军对战，除非在第一时间就展开作战阵列，否则就会在运动战中被新军强行突破打散。而没有完成职业化训练的老营想要坐到这一点，几乎就和碰运气差不多，因为老营中的通讯和指挥就不是完整的组织。除非在防御战中，否则老营就不可能做出这么迅速的反应。

就在讨论陷入僵局的时候，李自成终于出声了，“首先，军队方面认为机会难得，朕觉得这话确实不错。朝鲜乱了，大同乱了，草原上也不稳定，这个时候满人必然是心慌意乱的，只要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应当，那么我们倒是可以提前解放北方的民众了。

不过政府方面的意见也是有道理的。打仗，打的不就是钱粮么？没有钱粮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战争的胜利。我们不能学大明朝，总想着让将士们忠心王事，却要求将士们学习张巡捉麻雀老鼠果腹来证明忠诚，这他娘的不是笑话吗？”

这下刘宗敏倒是无话可说了，因为他知道李自成说的可不是笑话，是大明朝的官员向崇祯进谏的话，这位官员认为：边军果然忠诚的话，就算是捉麻雀老鼠果腹也该替大明守卫边疆，而不是朝着朝廷闹饷。这种宁可得罪军队也不得罪缙绅的言辞，居然得到了崇祯的认同，于是大明也就完蛋了。

刘宗敏当然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和李自成对抗，否则下面的士兵该怎么看他。看着军方安静下来之后，李自成话锋一转说道：“所以就目前的局势来说，我们不能错过机会，但也不能把所有家底都压上去，因为真没这个必要。

说句老实话，现在我们过的一年比一年好，满清那边是一年比一年差，我们有什么可迫不及待的？满清为了打倒大明足足花费了近30年，我们和满清对峙也不过才3年多，难道我们还不如蛮夷有耐心？

打倒满清也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彻底消除北方的隐患才是最终目的。把满清打败了但没打死，过不了几十年，他们在关外或草原就又复活了，到时候我们的子孙还能打仗吗？要是不能的话，我们不是在坑自己的子孙吗？”

李过立刻表态支持道：“陛下说的不错，不能抱着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态去打这一仗。削弱北方游牧民族的力量才是关键。若是不能把满人一下子打死，让他们逃回关外去同蒙古人勾搭在一起，这草原上就永无宁日了。”

张鼐和其他几位将领也点头称是，张鼐还说道：“满人去年还能把喀尔喀蒙古和苏尼特部暴打了一顿，从而压制住了草原上统一的势头。我看，我们当前的要务，不应当放在夺取北京，而应当先把草原的控制权夺回来。

如果我们能够控制住草原，不仅可以获得稳定的马匹来源，也能通过草原直接攻入满人的后院-辽东，使其无家可归。这样一来，满人便只好在关内与我一决胜负，而不会把战争拖到关外去了。”

李自成点了点头道：“这话说的不错，我们现在就是要先断了满人的念想。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了逃回辽东的念头，也许这会激发一些满人的抵抗到底的念头，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可以彻底的清理掉这个民族，也未尝不是好事。”

刘宗敏只能开口询问道：“那么陛下的意思究竟是如何？”

李自成思考了片刻后说道：“三路齐发的思路我看没啥问题，但是这三路怎么动，我觉得还有修改的必要。比如，在当下的南北对峙下，山东和草原实际上就是北京的两翼，这两只翅膀不给他剪掉，对于满人来说就还有变化。

夺草原，则可威胁科尔沁蒙古及辽河等地；夺山东半岛，则可以进窥辽东半岛，昔日大明收复辽东也正是顺着海路在旅顺登陆的。

如今草原各部和满人不和，矛盾已经公开化了，我们只需要稍稍出点力气就能策反一部分部族。特别是鄂尔多斯部已经向我投诚，正可以借助鄂尔多斯部拉拢西蒙古各部，然后伐其不恭者。

山东这边是孔有德、耿仲明的防区，东昌府、吴桥一带是沈志祥的防区，沈志祥的西面就是吴三桂的防区。虽然这四镇看起来同心协力，可实际上却并不是如此。

从渊源上来说，吴三桂所属辽东镇和其他三人所属的东江镇势若水火；从实力上来看，吴三桂的实力比三人加起来还强；从我们的接触来看，吴三桂的态度最软，试图和我们互不侵犯，孔有德、耿仲明的态度则是欲拒还迎，沈志祥的态度最坚决。

所以，我们应当让吴三桂尽量置身事外，把打击的对象放在孔有德、耿仲明身上。务必要歼灭其一部，从而夺回对胶东半岛的控制权…”

第590章 北伐之议三

李自成的建议其实就是对军方和政府双方意见的折中，把以消灭满清为目的的北伐战争分成若干个小目标，视情况许可去完成这些小目标，然后再衡量局势是否要进入到下一阶段的战争，从而确保战争不至于打成一场烂仗。

对于这种折中主义，军方和政府最终都表示了接受，因为双方也提不出其他的道路。就此放过机会不出击，显然就过于保守心态了，军方肯定不答应，就算是马士英为首的文官派系也不会认同，因为新政府需要展现自己强大的一面，才能让新政府所颁发的各项改革措施落实到地方上。

要是地方上觉得新政府也就那回事，那么他们又怎么肯服从中央的命令损害地方的利益。当初福王登基的时候，就算弘光朝大肆搜刮江南钱粮以犒赏四镇，地方上也只是多了几句怨言，加派的钱粮是不敢不交的。

但是，随着四镇在扬州大打出手，而南京基本无能为力之后，江南缙绅对于马士英这个内阁就开始阳奉阴违了。假如不是李自成南下的够快，马士英除了直接用武力破局，抓捕一批清流缙绅外，就不可能恢复对于江南各地方的控制。

现在的大顺新政府，实际上就是依赖顺军击败南下清军从而形成的对地方上的震慑，只要你们觉得自己不比清军强大，那么就老实点。乖乖听新政府的话。

当初四镇奉福王南下登基，被甩在一边的左良玉得知消息后大为恼火，一度要提兵去南京理论。但是等李自成打着都元帅府的名义把太子羁绊于扬州时，左良玉却只当啥也没看见，这就是中枢有无力量对地方势力态度的最好比照。

马士英在弘光朝已经吃过一次地方势力挑战中央的苦头了，所以对于维护中央的威信还是很在意的。他也很清楚，李自成选他当新政府的首任总理大臣，绝不是让他弄一个和稀泥的中枢出来。因此在这种关键时刻，新政府当然不能表现胆怯。

定下了决议之后，便是设立作战大本营以应对战争的阶段了。1645年大议事会决定顺明合并之后，李自成除了大封功臣之外，还为9名将领加了元帅头衔，即刘宗敏、袁宗第、田见秀、李过、刘芳亮、辛思追、张鼐、白旺、刘国昌九人。

这个元帅头衔的意义在于，这些人都可以单独主持方面之军事之资格。过去的王朝中，为了防备军队的统帅发动政变，一般来说都不会给与某些将领或勋贵以长期的方面军事之责。

不过这种做法就会导致出现辽东镇这种军阀抱团的军事集团，因为上面没有一个管得住他们的大将；又或者，长期脱离军队导致无法掌握部队，最终只能靠家丁作为核心武力使用，统帅的指挥能力根本就无从提升，就靠着家丁搞黑虎掏心的一波流战术。

李自成仿照了后世的军队制度理念，把统帅权和领军权做了一定的分离，这九位大将平时并不能获得统帅权力，但是在战时状态或得到了皇帝的授命，那么他们就立刻获得了统帅权。而军队平日里也能知晓统帅的候选人，只不过在没有授权或战时状态下，他们不必服从这位候选统帅而已。

这一次的作战是一场大战，但是和上一次的大战不同，这一次顺军并没有被分隔成东西两个战场，且在局势上占据优势。因此，不管是军方和政府都认为，没必要再设立两个作战大本营，以一个大本营下辖三个方面军也就够了。

于是，根据这一原则，在李自成依旧担任都元帅后，刘宗敏和田见秀担任副帅，刘宗敏负责河南、山东两个方面军，田见秀负责山西方面军并处理草原事务。山西方面军司令刘芳亮，河南方面军司令刘国昌，山东方面军司令李过，大本营参谋长为原毓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