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永昌 第178章

李来亨当然不会推辞这个请求，想要整编大西军不从赏罚和后勤下手是不可能的。他当即建议对方无需全然照搬顺军的军律，而是先建立一个军议府，由各营主将先把奖罚条例制定出来。

张可望欣然接受，因为他听了这个军议府的组成就立刻反应了过来，他可以通过军议府联合诸将对抗义父下达的乱命了。若是按照从前大西军的设置，义父一道命令下来他如果不服从的话，就有可能被自己的部下给抛弃了，除非他立刻带着亲信造反，不过考虑到老营还在四川，有多少人愿意跟着他对抗义父还真是个未知数。

但是有了军议府这个东西，他就有了对抗义父乱命的一点本钱，不需要直接撕破脸造反了，这确实正中了张可望的下怀。

李来亨可不在意张可望的小心思，在李自成身边他很清楚的认识到了一件事，你想要消除别人的权力，就得先消除自己的权力，然后再以众人的利益为先，把权力再集中在集体之下。

军议府建立起来之后，张献忠固然对这支部队的影响力大减，张可望对于这支部队的控制力又何尝不是被削弱了呢？

张定国原先对于李来亨还是有些提防的，因为他的任务除了监视张可望之外就是警惕李来亨干涉大西军的内务。但是对于一个掌握着大西军后勤的政权来说，不对大西军的内务进行干涉是不可能，因为后勤的安排就必须要对军队有个基本的了解和掌握。

但是即便是如此，他对于设立军议府商议是否要设立考功惩戒司和制定奖罚条例一事，也还是投了赞成票。因为他觉得这两样东西至少对大西军来说是有好处的，毕竟他们不可能事事都向成都请示，而张定国也不喜欢事事都听张可望的指挥。

不过这样一来，李来亨和贾汉复这些顺军将领就从地位比较尴尬的监军转为了这支军队的一份子了。军议府内人人平等的讨论，不仅消除了军中的上下级关系，也消除了顺军和大西军之间的差别。在李来亨的支持下，张可望加强了对于这支军队的控制力。

永昌四年二月，大西军在楚雄击败了沙定洲部下，之后又击败了沙定洲自己亲领的援军，解开了楚雄之围，杨畏之等云南官吏出城迎接了李来亨、张可望等人。杨畏之等云南官吏随即向李来亨上交了大明所发之印章，李来亨赐下大顺之印，算是完成了接收云南的程序。

在接风宴上，李来亨当着杨畏之等云南官绅说道：“我军虽然解了楚雄之围，但是想要收服昆明，打到沙定洲的老巢阿迷州，彻底解决沙定洲之乱，就必须先解决粮食和军饷问题。要想从省外把粮食军饷运到云南来，本朝还没有这样富裕。”

杨畏之也知道李来亨说的是实话，就云南这个地形光靠外省送粮饷进来，那么消耗简直是天文数字，估计李自成宁可把云南丢了也不会填这个烂摊子，毕竟大顺还没有把北京收回来呢。

他积极的表示，云南官绅都会支持朝廷平乱，但是现在沙定洲劫走了黔国公府百年积累，平叛之事宜急不宜缓，否则让沙定洲在昆明站稳脚跟，这仗就不好打了。

张可望当即说道：“昆明城的情况我们也听说了，这座城市被黔国公府经营了两百余年，强攻恐怕是很困难的，要拿回昆明还是要把沙定洲从昆明引诱出来。

沙定洲的老巢在阿迷州、蒙自一带，他占领昆明之后并没有把全族迁往昆明，所以我们不妨从这点下手，鼓吹要先打破其老巢再去昆明围困他，就算沙定洲能稳住，他手下的兵马也是稳不住的…”

杨畏之等赞成了张可望的主张，于是在杨畏之和忠于大明的土司的支持下，大西军很快就打到了昆明附近，接着又绕昆明南下，大有直捣沙定洲老巢的架势。

沙定洲终究还是格局小了点，不肯放弃自己的老家，就算他肯，他的部下们也不肯，因此只能把昆明的财物搬走，全军撤向了临安府。沙定洲的主力刚离开昆明，孙可望就带着部下进入了昆明城，开始肃清城内的匪徒和熄灭沙定洲所部放的火。昆明于是被大西军夺回，2日后李来亨进入了昆明，开始重建云南的体制。

第578章 云南二

张定国被派去追击沙定洲，昆明城内便形成了张可望、李来亨、杨畏之三人为首的军政府，黔国公沐天波还在永昌府，尚未返回昆明。

此时的昆明被沙定洲蹂躏了一年多，原本城内外百姓超过3万户近20万人，但是这场战乱之后足足少了近五分之一人口，除了被沙兵所杀戮的，更多人是被迫逃离了昆明，因为昆明府城是汉人居住最集中的地方，而沙兵占领了昆明之后对汉人尤其不放心。

沙兵对于昆明的劫掠，也是沙定洲没有信心守住昆明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他手中的兵力并不足以真正控制住这座方圆广十里的大城。

张可望进驻昆明城后立刻对昆明实施了军事管制，对每家每户采取了登记人口并实施了进出管制，在这方面大西军倒是相当熟练了，因为他们在成都就是这么做的。

李来亨抵达昆明后并没有急于反对大西军的军事管制，虽然他觉得这种手段相当破坏民生，但这里毕竟是云南不是内地，在土司叛乱之后少数民族就变得不可信任了。虽然杨畏之等云南官绅也感到了不便，但依然支持了张可望的军事管制之策。

不过李来亨抵达昆明之后倒是阻止了张可望和杨畏之两人试图一次性处死留在昆明没跑路的数千人，这些人在沙定洲发动叛乱时选择了屈服，并为沙定洲控制昆明城立下了不少功劳。这些人大多是土人出身，他们有的是惧于沙定洲的兵势投降，有的则是不忿沐府的压榨而主动投靠。

张可望和杨畏之都主张把这些人都诛杀了，一可以震慑那些跟着沙定洲叛乱的土司，二则可以安抚还没有返回昆明的沐天波，毕竟这位留在昆明的家人几乎都遇难了。

但李来亨坚决否定了两人的意见，他毫不客气的说道：“沐公爷有什么想法对我并不重要，我受陛下之命来云南是为了平息叛乱安抚百姓的，不是来给沐公爷报私仇的。

他要是对我的决定有什么不满，大可以去陛下面前投诉我。总之，把这些人都杀了肯定是不行的，除了制造汉民和土人之间的矛盾，不会有什么好处。

我大顺既然已经建立，一切刑罚自然就要按照律法来定罪，岂能凭个人好恶而行之？他们要是在守城时被张帅所杀，我一句话都不会说，但现在他们是放弃了抵抗呆在了家中，那么自然就得照着律法来定罪。有罪则罚，无罪则释，怎么能够一句话就把他们都杀了，这又不是地里割庄稼。”

张可望先沉默了下去，毕竟他和这些人也没仇，有仇的是沐天波和云南官吏，他提议杀掉这些人不过是为了讨好云南官吏，顺便加深一下土人和这些云南官吏之间的仇恨。李来亨要出这个头，他当然不会再坚持，毕竟李来亨可比一个过了气的黔国公地位高多了，这可是新朝的新贵。

杨畏之还有些不忿，对着李来亨说道：“我们现在哪有这么多人手一一去甄别？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些人再起来响应，这不就是养虎遗患吗？”

李来亨却已经拿定了主义，他直接套用了李自成治理扬州的模式说道：“我们怎么会无人可用？这昆明城内十余万人就是我们的人，我们请他们来甄别这些人就是了。

我大顺军来云南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又不是来镇压他们的，为什么要害怕云南百姓？张帅之前为了维护城中秩序，施以军事管制，这我觉得很好。但是军事管制也不可能长期化，可我们也不能就此直接放开管制，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依赖百姓。

这一次沙定洲之乱，名义上沙定洲反的是黔国公府，可实际受害的不还是云南百姓吗？我以为，只要我们给了这些百姓自我组织的权力，他们自己就能把那些坏人揪出来，我们只需要支持百姓的行动就好。”

杨畏之想了想，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他依旧觉得李来亨太过心慈手软，但是他并不拒绝李来亨这个提议，因为给了昆明百姓权力，从某个角度看也是削弱了大西军对于昆明城的控制。面对杀伐果断的大西军，杨畏之心里还是有些不安的。

沙定洲这些土司兵可以说是云南土司兵中最能打的一批，所以沙定洲攻击昆明的时候，沐天波只想着逃跑，连组织反击都没信心。之后杨畏之也不敢收留沐天波，让他往建昌府跑，就是为了给自己争取一点时间修筑城防。

但是，看起来在云南横扫一切的沙兵，遇到了大西军却立刻萎顿了，连沙定洲自己带的军队也没能在野战中抗住大西军的步炮连环进攻。大西军的战术也是仿效明军，把火器作为了进攻的核心，但是大西军的军队组织和军械保养却远超于明军，这就使得缺乏火器的土司兵很难扛得住大西军的一波火力输出。

西南这些土司兵马其实水准都没有超出冷兵器时代，偶尔有几门火器都是当成杀手锏用的，在组织上也还是兵农一体，只不过西南多山林，这些土人都擅长打猎，所以战斗力要比农耕民族的农民强上一些。但是他们的战斗力还是远不能同满人相比，因为满人已经吸纳了汉人的科技，在铁器制造上并不落后于汉人，而西南土司则并没有这个能力。

西南土司中最强悍的两路，无非就是石司土司兵和广西狼兵，但是前者其实都不是真的土司兵，而是和汉人官绅结合后培训出来的大明官军，后者则是长期作为大明官军出战的非在编官军，这两路土司兵和其他土司人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

当这些还习惯于冷兵器和兵农合一制的土司兵马遇到了大明正规军队的战术，自然只有溃败的命，要是他们能打的赢大明正规军队，那么云南早就不姓沐了。但是在云南旧有势力衰落的时候，这样一支强似大明正规军的势力进入云南，这特么就有些让人提心吊胆了。

云南这些官绅对于这些叛乱土司的痛恨，多半也是根源于此，大家倒不是真的想要为沐国公报仇，老实说这几届沐国公都特么是人才，把云南搞的乌烟瘴气不说，连自己看家的武力都丢了，云南官绅其实也蛮想把沐国公这个位置给废了，否则上届沐国公也不会给自己母亲给毒死了。

但是沙定洲在这个时候掀起叛乱就是在和大家为敌了，因为大明的衰亡，此时大家正是骑墙观望天下会落在谁手上的时候，云南因为有着险要的地理形势，大家只要守着地势等待天下出结果就好。但是沙定洲这么一叛乱，直接使得可以观望的云南变成了一片散沙，不得不让外省势力进入云南。

看看大西军这等强横的样子，大家还能保得住过去的荣华富贵吗？这个时候，连君父之仇杨畏之都顾不上了，只要李来亨能够帮着牵制住大西军，那么总要给对方面子的。

说服了张可望和杨畏之，李来亨便同昆明本地官吏组织起了昆明议事会，首先把各条街道的管制权力收拢到了议事会手中，从而消除了本地居民和大西军之间的冲突可能性。而大西军虽然放弃了这点权力，但是在军需后勤上却得到了本地居民的积极支持。

紧接着，组织起来的昆明议事会很快就对昆明城内的叛乱分子进行了一次甄别审判工作。有了本地居民的出头，这次的甄别倒是相当的快速，仅仅不到一周所有人就被定好了罪名。最终被判处死刑的人员高达379人，判处苦役的人员超过1000，除此之外还在城内额外逮捕了数百漏网之鱼。

等到沐天波赶回昆明城的时候，尘埃已经落地。对于这场审判，沐天波是感到不满的，特别是当初劝他逃跑的谋士于锡朋居然没被处死，这让他非常气愤，直接找到了李来亨要求处死于锡朋一家。

面对沐天波的上门，李来亨只是冷静的看着他道：“虽然陛下已经宣布，沐国公可以承继大明的爵位，但是我并无权力给你更换金册。我建议国公还是准备一下，前往扬州觐见陛下，然后更换金册比较妥当。否则论起失陷昆明之过失，这公爵的位置恐怕国公是要让出来的。”

跟着沐国公上门的土司，一个个都保持了沉默，沐天波脸色变了几次，终于没敢和李来亨继续对抗下去，只能恨恨的离开了。因为这件事，大顺和李来亨都获得了昆明人的好感，特别是被李来亨救下的几千民众，大多成了大顺的支持者。

沐天波在昆明也没待上几日，最终还是在李来亨的催促下上了路，和昆明被破的仇恨相比，先保住爵位显然是更重要的事，因为有了爵位才有以后。

而沐天波离开昆明之后，李来亨便和张可望、杨畏之碰头，表示要对云南的土地制度进行变革。沐氏权贵侵占的勋田，名义上属于卫所的军屯田，土司庄田及民田，构成了云南的土地所有制，前三者占据了云南土地的绝大部分。

沐氏勋田因为沙定洲之乱都落在了沙定洲手中，沙定洲逃亡之后这些勋田就落在了大西军手里，李来亨逼迫沐天波去扬州面圣，张可望推波助澜，就是不想把这些勋田交出来。

李来亨对此说道：“当前平乱第一，所以军队粮食为第一要务，张帅建议把这些勋田改为营田供应军队粮食，我认为可行。除此之外，那些军屯田也要进行清查，对于被侵占的军屯田要视情况收回。对于土司庄田，某些土司已经和汉民无异，我看可以直接改土归流，土司庄田则分给土司兵…”

第579章 热兰遮城

永昌四年四月，一群荷兰移民站在南部沙洲的码头边，注视着巴达维亚派出的特使彼得·弗拉克、台湾长官卡隆及其副手欧佛华德、台湾地区检察官史诺克、台湾地区评议员揆一、倪但理、哈巴特等大人物穿戴着盛装站立在石砌码头前等候。

从北面大陆正有三艘小船向着码头开来，船上挂着黑红白三色旗，这面旗帜现在已经开始为荷兰人所熟悉，它代表着对面大陆上的那个强大国家的意志。

看着缓缓驶来的船只，欧佛华德极为伤感的说道：“公司在台湾的时代结束了。”

卡隆瞧了一眼彼得·弗拉克的脸色，立刻纠正了副手说道：“不，这是公司开创新时代的开始。”

彼得·弗拉克撇了身边的卡隆一眼，心里想着：那怪他能够逃脱丢掉台湾的责任，并捞到了在上海建立新商馆的任务，和他身边的那头蠢猪相比，这位确实要知趣的多。

轻轻咳嗽了一声，弗拉克出声道：“确实，这是公司第一次踏上东方的大陆，这一步就和我们当初第一次踏上香料群岛一样重要。不过我希望你们记住，中国人不是南方的那些土著，只要离开了陆地就无能为力了，他们也是能够跨越大洋的文明国家。

所以，我希望你们最好不要在上海给公司惹麻烦，为了在东方大陆上建立一个据点，我们已经努力了数十年。这一次我代表公司和中国人交谈了足足半年，才终于让中国人做出了让步，要是毁在你们手上，那么你们就要想想该怎么去应对董事们的怒火了。”

欧佛华德立刻就安静了下来，史诺克则开始恭维起彼得·弗拉克为公司做出的贡献，卡隆虽然轻轻附和了几句，但心里却对彼得·弗拉克说的话并不以为然。

只要在东方旅行过的船长都会了解，彼得·弗拉克为公司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就是一句屁话。这位和中国人谈判的过程中向中国人出卖了一整个台湾，这才让中国人允许公司有在上海建立商馆的资格，但是公司并不能如台湾这里建立自己的城堡和驻军。

在卡隆看来，台湾的蔗糖业如果能够好好经营的话，那么必然能够取代鹿皮产业，成为公司的一个稳定的财源。现在仅仅为了和中国人展开贸易就丢掉了台湾，其实是得不偿失的。也只有那位刚刚从欧洲过来的总督大人，才会这么迫不及待的答应下来。

那些没有来过东方的欧洲人，对于远东的想象就是东方有一个地上用金砖铺设道路的富庶国度，除了和这个国家展开贸易能获得大利外，其他都不过是蝇头小利。这种想象显然是有害的，这让公司忽略了自己在东方的长远利益。

生丝、瓷器、大黄的贸易虽然好，但是和香料一样都是只有少数人才消费的起，真正值得关注的，还是蔗糖、烟草这样的大宗货物。不过这些货物更适合在远东开辟殖民地种植就近贸易，并不适合长途贸易，所以发展殖民地经济才是正途。

但是，这种想法卡隆也只能想一想，一是公司董事们对于在远东经营一块殖民地其实并不感兴趣，因为投入太大而收获期太长，遇到了今次这样的变故，公司在台湾投入的资金就算是打了水漂了，所以还是把精力放在商业上更适合，毕竟只要完成一趟贸易就能分享一次收获。

二是公司即便倾尽全力也打不过中国人，甚至于连受到中国人支持的澳门葡萄牙人都打不过。面对一个已经开始向外拓张的中国，在远东开辟殖民地只是自讨苦吃，因为中国人只要愿意就能翻出历史书来证明，他们的祖先统治过这些地方。

对于欧洲人来说，中国人的行为是不可思议的，因为除了贵族的家谱和圣经之外，欧洲并没有什么历史记录，这就意味着他们占领别人的地方从来不会翻历史书讲自古以来，而是讲自己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但是在中国人看来，一切都是他们祖先发现的，这就意味着他们拥有占领这些地方的法理。

虽然中国人的行为让人相当无语，但是在亚洲几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对付这个拥有庞大疆域和众多人口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口和欧洲大陆、印度大陆相当，但是其他两块大陆可都是国家林立的状态，只有中国是单一的主权国家，这谁还能打的动？

哪怕荷兰人知道北方的蛮夷在进攻这个大陆中心之国，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北方会获胜，西班牙帝国都没能征服七省联邦，这个比七省联邦大了上百倍的国家怎么可能被蛮夷所占领？。这就是公司愿意接受中国人提出的条件，放弃台湾的原因。

但是，台湾显然并不是中国人所期待的终点，因为在谈判期间中国人已经提出了马六甲和海峡通航权的问题。马六甲海峡这样的要害之地，公司当然是不能让的，为了垄断和东亚的贸易，公司和葡萄牙人打十来年才拿下这个地方，怎么能够凭中国人一句已经从葡萄牙人手中购买了的话就把马六甲城交给中国人。

不过卡隆很怀疑，在中国人的力量在南洋的不断扩张下，公司还能否保住马六甲海峡？甚至于香料群岛和巴达维亚也许都会遭到威胁。可是看着对中国人到来兴高采烈的彼得·弗拉克，卡隆又失去了向公司建议的念头。

作为一个法国人，哪怕被法王驱逐了，他也觉得自己是个法国人，他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不过是个打工的，并没有什么归属感。事实上这一次要不是和中国人私下做了沟通，丢失台湾的罪名恐怕还真的会落在他头上，以他对于公司的了解，公司大约会直接把他扫地出门。所以为何要去同中国人闹别扭，这不是断了自己的后路么。

在卡隆的走神中，三艘中国船终于靠上了码头，卡隆一眼就认了出来，走在最前面穿着华丽服饰的人是郑芝龙的弟弟郑芝凤，不过这个名字在海盗中名气太响亮了，所以回到大陆当官的他又改名叫了郑鸿逵。也许其他人会被其迷惑，但是作为长崎商馆的负责人，他和没有去当官之前的郑芝凤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另一方面，走上了南部沙洲的码头，瞧着近处的市集和远处的热兰遮城堡，郑鸿逵也是颇有得意之色。原本他在镇江虽然也是个官，但武臣在那些江南士绅面前能算是官吗？他这个水师总兵还没有那些江南士绅身边的亲近奴仆看起来有面子。

郑鸿逵可不是在说胡话，他这个镇江水师总兵要去拜见某个达官显贵，看到他们身边的奴仆还要塞红包，求人家在主人面前说句好话，事情才办的顺利。这也是为什么郑芝龙第一次归顺朝廷之后会又起来造反，第二次归顺朝廷的时候就专心经营南安老家不肯挪地方了，因为他是看透这些大明官僚的本性了，贪婪无能又懦弱妄为，用金子和刀子说话是最管用的。

但是现在他这个南洋大臣就不一样了，专管南洋事务，也就是说海外大小藩国或洋夷都归他管理，现在的他可不用见谁就磕头了。

不过走在郑鸿逵身后的许尔安心情就不是很好，郑鸿逵就算是南洋大臣，按道理也轮不到他来接收热兰遮城，这原本是他老爹的荣誉。可是谁让他老爹运气不好，眼看着整个台湾就要被拿在手中的时候，他老爹病故了。

虽说以老爹的年纪，这个时候去世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对于许家来说就是一个坏消息。因为许尔安没有这个威望控制这支许家军，并且随着江南水师被抽调到台湾，一股独立于许家军之外的江南势力也就出现了。

去年三月许定国病逝，许家军加上江南水师一下分裂成了四股力量。这下倒是让郑家有了插手台湾陆上事务的机会。根据三方交涉，加上永昌陛下的仲裁，许尔安担任了台北提督，金山定波营过来的吴志葵担任了台南提督，台湾设一总督区，由郑鸿逵兼领。

许家虽然保住了鸡笼的金矿股份，但也丢掉了半个台湾，许尔安又怎么会对来摘果实的郑鸿逵有什么好感，只不过眼下是形势比人强，不得不低头罢了。

郑鸿逵和彼得·弗拉克见面后亲热的打了招呼，两人寒暄了一阵后，郑鸿逵便对着荷兰人说道：“趁着天色还行，不如就把交接仪式办了吧，早点交接了，大家也就可以坐下来喝酒庆祝了。”

彼得·弗拉克点头接受，便让位给了台湾长官卡隆，在卡隆的命令下，从码头到城堡的道路被清理了出来，200多名荷兰士兵树立在道路两边，向他们举枪致意。

郑鸿逵一行人走入城堡，然后在中庭停了下来，这个时候荷兰人开始鸣炮并降下了公司的旗帜，待到荷兰人把旗帜收起走到一旁，吴志葵立刻带着两名亲卫上前，把自己带来的旗帜升起。

随着黑红白三色旗在城堡内升起，海上停泊的中国船只也开始鸣炮庆贺。至此，热兰遮城归属于大顺所有，按照李自成的命令，该城堡被改名为安平堡。荷兰人在此地的商务和军事人员将会登船撤离，一部分前往上海，一部分返回巴达维亚。至于荷兰移民，根据双方的协议，他们依然可以居住在市集内。

第580章 新政府的新一

送走了荷兰人之后，郑鸿逵对于安平堡越看越喜欢，他觉得比在厦门或澳门弄个南洋大臣衙门，还是在这里弄一个衙门更好。

毕竟在厦门要被郑芝龙管，在澳门又要和广东的官员打擂台，自从郑芝龙把广东海商的代表刘香给逼自尽后，广东人对于郑家就没啥好感了。所以，要是能够在安平堡扎下根来，那么他倒是可以真正做一做土皇帝了。

郑鸿逵占据了安平堡，对于吴志葵来说伤害最大，不过眼下他也只能退让三舍，谁让郑芝龙现在是海军大臣，他们这些海外军事人员的前途就握在他的手中，不能不低头啊。

不过郑鸿逵这个台湾总督倒也不是只会抢属下地盘，荷兰人退去之后，他也开始对全台人口土地进行了调查，并建城设县。此前投降荷兰人的熟番，这一次又归降了大顺，加上迁移到台湾的汉人，人口已经超过了15万，其中旧汉人移民2万，新汉人移民3万。

台湾北部的人口增长的最快，因为这些新汉人移民和过去福建来台的旧移民不同，这些新移民主要从事工程建设、伐木、淘金等工作，而他们的粮食则来自于日本、琉球的输入或台南、广西。

不过新移民的到来还是增加了台湾耕地的拓殖，因为台湾的土地实在太肥沃了，初垦荒地亩产8-9石稻谷，一年两熟，比江南最好的良田还高3到4倍产量。永昌4年台湾耕地已经被开发出一万三千甲以上，一甲地等于内地14.55亩。

可以说，在台湾耕地一年的收获可以抵的上内地三年，不过台湾农业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开发度太低，所以农田不是水灾就是旱灾。不过即便是这样，在台湾务农也远远好过在大陆当佃户。

过去2年内，台湾土地在内地售出了290万更，分给驻军10万更，也就是台湾至少有1800万亩土地被私有化了。除了被生番占据的深山老林，原则上台湾的土地已经都有主了。台湾东部的平原、河谷地区都被顺军测量拍卖了。

不过郑鸿逵也只能做到这一步而已，再要对台湾进行产业上的开发，他也还是力有未逮。因此很快扬州这边又派了一批商人过来，对台湾的开发方向进行考察和评估，不过这些商人最终也没拿出什么新鲜东西，而是继续了伐木产业和荷兰人所极力推动的蔗糖事业。不过这样一来，台湾已经被内地所消化了。

台湾土地的热销，也同样刺激了马士英内阁。假如按照议员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数量来征税，那么大顺一年的税收至少不会低于1亿两，但是现在只是年入3000万出头，这中间的差距之大委实令人心惊胆颤。

现在大顺一年的税收大约刚好够发官员和军队的工资，国家公共事务的支出主要来自于货币改铸、国营事业的收入和借款。出售海外土地，也已经慢慢成为了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起征税什么的，这个出售海外土地可以说是麻烦最小收益最高的财政收入项目了。

比如台湾出售的290万更土地，其中收回了190万两公债，又收回了白银100万两。公债虽然不能当钱使，可是能够通过海外荒地来回收公债，这显然是一个提升公债持有人信心的办法。

帝国政府对外的公债发行余额是3500余万两，对银行的欠债是1600余万两，每年光是支付利息都超过了百余万两。所以任何能够减少公债的机会，就是在减少利息的支出，台湾土地这么一卖，近两年的利息就有了支付的底气，因此马士英自然是关注的。

马士英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巨额赤字，就对财政大臣周亮工及其副手蒋臣说过，“每年借旧债还新债，说到底还是拆东墙补西墙，这窟窿只会越补越大。真正要解决债务问题，其实也就两条路，要么还钱，要么赖账。”

周亮工和蒋臣顿时被马士英吓住了，他们坚决反对使用赖账的手段，理由是现在借旧债还新债，政府还能周转的过来，可要是采取赖账的手段，那么估计天下就没人再敢借钱给朝廷了，而一旦没人借钱给朝廷，朝廷的财政立刻就要破产，相比起每年支付高额利息，他们更担心资金流断开。

马士英的目的自然也不是为了赖账，他也清楚当前大顺的财政运转方式和过去的大明是完全不同的，大明财政讲的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量入为出。只要国库里没钱了，那么哪怕明天灾民起来起义了，朝中大臣也是没办法变出银子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皇帝的信誉不好，所以朝廷借钱也没人肯借。

说实话，这种皇帝的信誉问题也不能全怪在崇祯一个人头上，但是谁让他祖宗先是硬生生的把宝钞变成了废纸，然后又把盐引也差点弄成了白条，所以哪有人还敢借钱给皇帝？更何况崇祯只想借钱，连抵押品和还款的办法都不弄一个，大家就更加不敢借了。

而大顺这边，李自成先是给战争难民发赔偿，接着又开始缩减各地税关，整顿盐业和海关，从而恢复了百姓对于朝廷的一点信任。然后才是打着商税、关税作为抵押品发行公债和借钱，并建立了一个银行发行债券。从而极大的降低了百姓对大顺皇帝的不信任感。

在李自成的安排下，各个部门都必须要先编制预算，然后国家再按照预算进行拨款，至于国库资金不够的时候就是要增加收入了，这就是量出为入了。

两厢比较，大明的户部尚书确实没啥权力，因为他只能依赖税收来调节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除了农民之外，他也找不到其他征税的对象。但大顺的财政大臣权力就比大明的户部尚书强多了，因为在货币政策和税收分配的制定上，他们都有发言权

正因为如此，财政大臣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密切，因为财政大臣需要商人提供流动性，而商人则需要财政大臣保证自己的利益，从某个角度上来说，这种关系要比大明时期的官商关系更为平等一些，因为商人对于财政大臣并无人身依附联系，不会因为对方的一句话就被抓起来抄家。

而只要钱还在市场上流动，那么财政赤字就能维持下去，就算是马士英也不愿意对财政部门大动干戈，因为一旦造成了财政部门的动荡，商人们要求收回自己的贷款，那么政府就得立刻破产。因此，维持着财政正常运转的财政部门，在政务中的发言权也就开始超过了礼部。

在前明时，吏部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毕竟封建王朝人事第一么，除了人事之外就没有什么大事了，其次就是礼部，再次才是户部。礼部能够压住户部，因为礼部掌握科举，本质上也掌握了一部分人事权力，再加上礼部还掌握着宗藩关系的处理及意识形态的工作，显然不是户部这种维持旧制为主的衙门能够相比的。

比如户部掌握的天下黄册，号称每十年就要更新一次，南京玄武湖岛上宫殿内存有这些密密麻麻的复册。但实际上这些每十年更新一次的黄册，大多是照抄前册，以至于有些地方的人口从洪武朝到崇祯朝就没有变动过。

这种照抄前册的行为不仅仅是基层官吏的不负责任，同时也是来自户部的要求，因为不管增加还是减少人口，对于朱元璋所定下的财赋制度都是不合适的，老朱要的是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所以子子孙孙都要按照他所规定的制度治国，但是对于户部来说这就是一个天大的难题，因为人口和经济是不断变动的，他们要是照实际统计，那么就会违反了老朱定下的制度，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糊弄皇帝，天下人口不增不减，支出自然也就不需要调整了。

这样一个僵硬的部门，在政务上自然是不能和掌握有多项权力的礼部比发言权的。但是在新政府中，李自成解开了对于财政部门的束缚，把财政视为了管理国家的重要手段，礼部的权力则被拆分，教育部门、外交关系、宗藩和民族关系虽然还归于礼部之下，但已经成为独立的部门。

这样一来，新政府就建立了以国家正常运行和发展为主要的施政目标，而不再是以维护李氏江山的存继为主要的施政目标。财政部门作为掌管着国家正常运行的政策部门，自然就越过了礼部，甚至开始和吏部地位并驾齐驱了。

于此同时，新成立的维持社会秩序的内务部门规模也扩张的很快，这一部门一开始是为了解决军队缩编问题的，但是很快内务部就成为了社会治安的主要维护者，取代了过去地方衙门的一些责任。地方上的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开始分离，兼具行政、司法责任的警察局权力就大了起来。

从永昌二年到永昌四年，新政府的框架开始渐渐显露，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马士英才真正认识到，新政府新的不是人事而是权力职能。过去所谓的新朝不过是江山换了姓氏，本质上都是新瓶子装旧酒，家天下的格局是不会改的。但是本朝并不是如此，李自成确实是在从根子上修正家天下的毛病，意图建立一个以国家为中心新政府。

对于马士英来说，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在于政府的权力变大了，坏事在于政府不能把自己的施政问题推给皇帝了。在大明朝，对于国事败坏负有无限责任的其实只有一人，就是皇帝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