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冕唐皇 第453章

看似长行旨仅仅只是对计账的流程进行了简化，将诸州计账用纸从五十万张降低到了每年只需要两三张，但当中所节省的行政成本，以及将地方事权收于中枢的制衡思维，对整个大唐财政、包括行政格局的改变是巨大的。

未来中唐时期杨炎所进行的两税法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就因循了长行旨化繁为简、事纳于一的立法与执行的思维。

《长行旨》的出现，简化并规范了繁琐的事务流程，以准确直白的书令条文取代了大量的行政案牍劳动，在古代制度程序的演变过程中，不得不说是一大创举。

早年李潼尚未起势时，在武周朝堂主持漕运改革，为了避开武氏诸王的掣肘，便借用了许多长行旨的经营智慧，将一些需要诸司协调用功的事项加以条令化，短时间内便收到了不小的成效。类似的思路，在后来行台行政中也有延伸。

眼下李潼提出国家财政量出为入的原则，同时也是对长行旨的一个变用，而且要进行的更加彻底。因为眼下大唐财政收入的形式正从实物转变为货币化，在化繁为简这一需求上可以走的更远。

当然，这一转变无疑压缩了朝廷对于各种物料的管控范围与力度，所以并不能单纯的追求财政的增长，同时还要对社会生产力增加管制。

换言之，就是要增设大量的官造工坊，形成规模与产能庞大、垂直进行管理的国企。

眼下地方官府的行政构架与经管范畴尚不算复杂，这是从大唐立国以来重内轻外、刻意压缩地方权力的国策所形成的。

虽然说随着社会整体的发展，地方上的行政管理能力也需要进行加强，但这并不属于眼下讨论事项的范畴。

所以在确定量出为入的原则后，度支计划只需要厘定清楚各州的行政开支，只需要再增加相关的钱事转运能力，就可以完成未来一整年的财政度支预算。工作量大大节省，可以不误新年元月的颁行。

在场众宰相，全都具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当思路确定后，很快便在讨论中形成了一个方案，可以下发度支执行。

不过在方案完成后，张仁愿又举手发言道：“民政为本，兵事亦重。今内外凡所用兵备甲，不只一处，事繁且急，外司难予尽知，臣请枢密院亦得具员以参度支事务。”

张仁愿话音刚落，刘幽求便发言道：“职有闲剧，事有分曹，此所以井然而有序。枢密院总兵曹杂庶而治之，量职皆剧要之务，难有闲员分参别曹。春察甲籍，秋察武库，可以知得失、明备用，年终勾计、赴院审详，可以无失度支之略。供用足给，将士亦可免于热功躁动之患。”

一国开支，军费绝对是其中的大项。特别是国有大征战的情况下，甚至需要倾尽府库以输助战争。枢密院总掌天下兵事，自然也希望能在度支计划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无论国中舆情如何，是否渴于征战，朝廷如果想对战争是否发动做出一个全面的权衡，最好还是避免刀把子与钱袋子直接发生联系，需要在程序上加以隔绝。

所以在听完两人发言后，李潼便对刘幽求点了点头，并对张仁愿说道：“枢密院都账计簿，具案以备度支取阅参详。唯诸牧厩、械造、料库，需作别式勾计，事归武府。”

枢密院虽然不参与国家整体的财政度支，但是可以对战马、械具等诸武库资料的数量有勾计的权力，也算是对职权的一个补充，确立了枢密院在朝廷结构中凌驾于诸武司之上的地位。

巨额进项的勾检与度支，都是年前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当这两事都已经有了妥善的解决方案后，接下来的议事氛围便不需要那样严肃紧张。

借着杨再思拍马屁的余韵，李潼继续笑语道：“今次世博会盛况空前，百业兴旺，已是端倪显露。或谓家国中兴艰难，但有诸公立朝辅佐、各逞才力，途行近半矣，诚是可喜！

世道逐日益新，唯法度准绳尚凭旧籍，非谓前臣设法不智，只因万象更新，旧律有失周详之明、环转之巧。今人亦需奋进智力，拾遗补漏，规正当世之准则。”

众人听到这话，纷纷点头称是。如今朝廷所遵行的法典，仍是高宗永徽年间所编拟的《永徽律》，距今已有将近五十年。

在这过程中，大唐无论朝廷还是民间，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旧的律法再怎么经典，针对当下的世情也都难免疏漏缺失。

就像这一次勾院通案勾检，一定的会查出大量的问题，可若遵守永徽律进行判处的话，一定会出现许多有失轻重、不合时宜的判决，并且不能体现出当下朝廷的执政思路与方针。

尽管外朝因为勾院的设置而忐忑不已，但这一次勾检最后的追责注定只是雷声大雨点小，震慑的意味要大过实际的惩处，主要还是牵涉面颇广却又没有严明的律法裁决。

所以眼下的开元新朝，也的确需要一部新的律令法典，来处理当世的问题。

至于这部新的律法，李潼还并不满足于在《永徽律》的基础上进行删补，他需要一个更加全面宏大的《开元律》作为帝国典章，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进行系统性的国务整改。

眼下与诸重臣稍通声气，预告明年朝廷的重点便是这一部新律法的编订，然后便结束了这一日的内朝会议。

诸宰相们各自告退，李潼见天色仍早，倒也不急着回家享受老婆孩子热炕头，而是派遣乐高前往中朝集英馆收取一些呈案文书。眼下朝情变化频密，他也需要及时了解来自各方面的声音。

第0980章 圣笔制律，宋诗雄发

开元四年的下半年，许多大事集中爆发，所幸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正面的，虽然朝野繁忙，大方向则是积极向上的。

人是容易受环境影响的生物，哪怕身为帝王也不例外。所谓三人成虎，当某一环境因素频频被身边近人加以强调，自然就能影响到人对环境整体的判断。

越身在高位者，对环境的感知其实就越片面。譬如眼下的李潼，青海大战的胜利让他的威望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日常身在宸居，其实做不到对整个帝国方方面面了如指掌。

想要保持清晰准确的认知，首先自己的头脑要保持冷静，要拥有在诸多歌颂声中提取有效讯息的能力。其次便是扩大了解讯息的范围，对各种渠道得获的信息进行交叉对比的分析。

身为一个帝王，自然是凡人能够达到的最高荣耀，但这个位置同样也是各种欲望与纷争交织汇聚的一个焦点。所以一个帝王真实的心境，往往都是慎重且孤独。如果觉得万事顺心、全无忧惧，那么离出问题也就不远了。

乐高脚程极快，往返也只用了不到半个时辰，再次返回延英殿时，身后跟着两名侍者，搬抬着一个盛装文书的半满箱笼。

集英馆眼下还并不属于正式的朝廷官署，虽然具有近侍备问的性质，但仍然没有参与到正式的朝议系统中来。

这样一种存在状态也是有利有弊，坏处显而易见，那就是不能插手正式的上下奏对与文书往来，譬如李潼要向外界发布什么命令便不能通过集英馆，因为没有法律效力。而臣下们向上进言，同样也需要中书门下的转呈。

好处则是集英馆众人对圣人的依附度更高，而且没有固定的朝轨章程约束，所以对咨询的获取与传达要更灵活一些。圣人与集英馆诸众之间针对时势的交流商讨，甚至就连宰相都无从参闻。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点便利，李潼才没有急于将集英馆纳为正式的朝议与供奉机构。

此前外朝群臣之所以反对将集英馆事员履历记录在官资中，并不是反对集英馆这一存在，而是希望能够尽快将集英馆纳入系统中，如此才能明确集英馆到底在做什么。

眼下集英馆除了收录图书文籍并培养一些圣人欣赏的少俊人才之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访探朝野逸闻、收录成籍，纳入禁中。说的更直白一点，那就是搜罗时事八卦，然后向圣人打小报告。

这种作用还不等于御史的风闻奏事，因为御史凡所言奏自有流程，哪怕再怎么荒诞的奏事，都具有着法律效力。

比如说贞观年间，长孙皇后去世，百官致哀，许敬宗这家伙好死不死的见到欧阳询相貌丑陋而大笑起来，结果遭到了御史的检举揭发，直接被贬出京。

可若这样的事情是由集英馆上奏的话，仅仅只是皇帝知道了这么一件事，真想加以惩罚的话，还要着御史上书弹劾，才能执行惩罚。

李潼眼下是需要一个灵活有效的消息来源，所以暂时不考虑将集英馆制度化。

不过这样的存在也不可长久维持，一则他对集英馆有着更大的寄望与用途，不能一直当做八卦来源地，二则这种事务对士流而言也的确有伤风评、格调不高，若迟迟不能融入到朝政系统中，渐渐的对真正有抱负的时流便也失去了吸引力，会让集英馆真的流于奸佞幸进者聚居地。

之前李潼跟宰相们透露明年将要新修律法，还没说的想法就是让集英馆也参与其中。

集英馆眼下是他的私人幕僚群体，对于他的意图与理念了解自然更深刻，而且集英馆诸众的见识是真正能够下沉闾里，并不是单纯的经学门徒。在修订律法的过程中，便能很好的顾及到市井下层的诉求与管理。

书文送上来之后，李潼便开始翻阅起来，因为并不是正式的文牍奏对，内容所涉也是五花八门，李潼看起来心情便颇为轻松，像是阅读市井氛围浓厚的唐人笔记，而不是关乎家国大计的严肃奏章。

文人猎奇，所涉也颇多士林逸闻。李潼翻起第一篇文书来看，入眼便是今年长安诗坛的一些趣事。

这其中第一则故事，便是诗坛名家的宋之问入京，寓居于终南山，京中士林多往拜访，宋之问过去几年的一些诗文也流传出来，获得不少时流的称赞推崇，号称圣笔制律、宋诗雄发。

宋之问的诗才自是不俗，原本历史上便是唐人律诗定式者之一。不过在当下这个时空中出现了李潼这个挂比，将律诗格式的成熟大大推进，再加上身份的特殊，律诗定格的荣耀自然归于圣人，沈宋都无缘此幸。

不过宋之问这家伙也的确宦途不幸，早年李潼在洛阳与武氏诸王斗法时，其人还曾参与进来与李潼斗诗。但因为见机缩头得快，彼此摩擦没有继续升级。

之后李潼便没有对宋之问更多关注，但时流却没有忘记这家伙，神都革命、相王当国之际，宋之问也没能免于清算，被一纸发配远疆，辗转数年，如今才得归京。

文人墨客往往宦途不幸的时候便会诗情勃发，李潼看了看文中载录宋之问流放期间的一些诗作，发现已经不乏其人晚期风格成熟的诗作，诸如《晚泊湘江》之类的名篇，也的确配得上时流的称许。

但这还不是宋之问归京后身上所发生的最大逸闻，随着其人名篇屡传，不乏好事时流希望能够帮助宋之问辑录成集、刊行天下，助此文墨盛事。

但这件事却被另一名诗家破坏，那就是与宋之问齐名的沈佺期。不同于宋之问的宦途落魄，沈佺期如今高居太常少卿，更管理着如今大唐规模最大的印刷机构，隶属于翰林院的华文馆。

大唐的雕版印刷发展多年，但是因为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产业体系，所以如今雕版刊印的机构主要还是官方在经营。

这其中华文馆便是最大的出版机构，各种诗文图书半数都由此出，沈佺期作为当司主官，什么样的书籍可以出版便由其人决定。

当有人将宋之问的书稿投送华文馆时，却被沈佺期直接给否了，理由是：宋某旧所经历，世道知者并非二三，既遭流配，概有缘由。章句之内唯见幽情浓厚，不见痛悟旧非，其欲比于屈子？又目谁为楚臣？如此怨切文字，不当列于锦绣华文、刊示天下！

所谓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沈佺期这番评语，不说对宋之问诗文的贬低，单单这旧账掀的就足以让宋之问无地自容。

“沈学士官禄见厚，气量见狭啊！”

李潼看完这桩轶事，忍不住笑语说道。

沈宋本是齐名，早年官职履历也大致相当，讲到才名的话，沈佺期较之宋之问甚至还略胜一筹。可是随着世事变迁，两人处境却发生了极大的差距。

不说风云变幻之际各自取舍，如今沈佺期已经是开元新朝立朝四品，但宋之问沉寂下僚，邀天之幸才得以全须归国。

仕途不幸诗途幸，沈佺期高在通贵之后，创作力颇有衰减，起码是比不上宋之问逆旅之中才情勃发。讲到诗辞艺术上的造诣，不需舆情评判，仅只李潼自己，便可以看得出，沈佺期其实已经逊色于宋之问。

不说沈宋之流自我感动而有所创造的诗家，就连李潼这种挂比，随着世道日益昌盛，那种愤而作歌的情怀都日渐低迷。所以说艺术之有所发展，泰半源于不幸啊。后世某点畅销，放量唾弃，总是不错的。

李潼虽然笑言沈佺期气量不大，但其拒绝宋之问诗稿刊印的理由，却并不觉得有错。人的感性泰半大于理性，大多数时候，只是需要情感的宣泄，但并不需要了解事务之得失。

屈原之《离骚》，的确是文体之典范，创千古之经典。可是商鞅的变法，却早在《离骚》之前，便已经成了秦国之政令。忧愤的确能引起人情感的共鸣，可世道所需要的，终究还是得失之判断。

商公已裂，屈子新生，若果有经世之才，不至于屈奏骚情。秦国黔首尚能积功以进，楚国贵胄竟然远在江湖，你不死谁死？

李潼嘲笑沈佺期因为度量狭隘不准宋之问的诗文刊印，那是出于文学的角度，觉得宋之问的诗文的确颇具美感。

可是作为一个帝王，他则能从宋之问诗文颇得追捧而看出世道之内仍然大有自觉不得意之人，将自身的落魄归咎于时代的不公，所以幽愤不平。

一个时代的审美趋向，大致可以看出价值取舍。宋之问一人之荣辱，并不值得圣人亲自垂望，可是其人之际遇冷暖，却能折射出世道几人信从。

“严审宋某所得几者关照，人与事毕录勿遗！”

宋之问诗文造诣多高，并不是李潼关注的重点。譬如后世一个流量的价值体现，也并不在于他能囊括多少韭菜，而在于它能标定出多少亟待处理的社会问题。

宋之问的诗辞造诣的确不俗，但大多数人也如李潼一般止于欣赏。可若背后有什么超出常规的力量推动，那就需要仔细查一查，它要向社会传递怎样的价值观！

第0981章 相性相合，豢狼察恶

除了宋之问之外，集英馆还记录了一些其他的时流轶事。这其中比较让李潼感兴趣的，便是贺知章其人其事。

贺知章在开元新朝士林当中地位比较特殊，除了本身才学优异之外，还在于其人乃是开元元年的科举榜首状元。因为这一特殊的身份，贺知章在士林中的一举一动也是颇受关注。

进士及第之后，贺知章并没有直接解褐进仕，而是遵循朝廷选士的流程进入了守选期。虽然暂时未得官身，但功名既有，前途也是一片光明。

应试之后不久，贺知章便获得了同样出身江南且书道不俗的钟绍京赏识。

钟绍京在河北历练一番之后归朝担任少府少监，高居四品通贵，自然也有具有了赏识提拔后进的能力和资格。少府下属同样管辖着一座编修馆，是原本京西草堂寺改设的草堂书院。

翰林院下属的华文馆负责编修出版的书籍主要以诗词文章为主，属于文学的范畴。而草堂书院的前身虽然是寺庙，但所编修的书籍却与宗教无关，而是工艺方伎等技术类书籍。

诸如前朝《汜胜之书》《齐民要术》等农事古籍，包括《水经注》《千金方》等地理医工之类的书籍，也都在草堂书院的编印范围之内。

过去几年时间里，草堂书院所编修印刷的书籍数量也颇为惊人，囊括古人与今人的劳动智慧，足有数千册之多。

这些书籍除了少量留于馆藏，绝大多数都已经流传于世，除了市井中进行销售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沿官路馆驿向外流传，往来逆旅之众客居馆驿者，可以随意取阅。

工农伎术在士林中虽然不称经典、流于下学，但如此庞大的编修工作量，对编修者要求也颇高。钟绍京在接掌相关事宜后，便访聘了许多的时流才士充当草堂书院的编修，贺知章正在此列。

许多时流在受邀编修后，虽然抹不过面子前往供职一段时间，但往往不耐烦常年埋首下学之中，做不多久便寻找借口辞职。

然而贺知章却在收到邀请后，从开元元年一直待到了如今的开元四年，还不仅仅只是混日子，几年时间里单单其所主持修编的书籍便有数百册之多，绝对是草堂书院的一大干将。

进士守选期颇短，一般在两三年之间，若国家用士颇急，甚至有可能榜出即授。贺知章作为开元元年的榜首状元，自然也是选司关注的人才，从开元二年便已经将之录入长名榜中，给予了参铨的资格。

可是由于钟绍京的欣赏挽留，贺知章又留在草堂书院拖了两年，直到今年才决定参铨。并且在参铨之前，便放出豪言，非富平县尉不任。

贺知章作为开元首位状元，其人参铨已经颇为引人瞩目，又豪言要取畿县县尉，足以让好事者们口口相传，也因此被集英馆录入并呈送禁中。

李潼在看完这桩轶事后，也忍不住笑语道：“贺八风流从容，若不许给好官，反倒显得朝廷赏士刻薄了。”

一般情况下，吏部铨选所涉六品以下的官员任命，李潼基本是不怎么干涉的。但他对贺知章印象实在不错，得知其人想要选授富平县尉，便打算稍作插手，成人之美。

盛唐诸多诗人，贺知章无疑是极为特殊的一个。不仅仅是因为其人掀起了盛唐华章的序幕，更在于这个人一生经历实在可以称得上是美满。

贺知章这一生，涵盖了整个盛唐。无论是诗才之盛，还是势位之高，其人都算不上最拔尖的，可是能够二者兼而有之者，整个盛唐怕也只有唯此一人。如果真要选一个能够代表大唐盛世的人物，贺知章绝对名列前茅。

其人仕途稳健，虽然没有高居宰辅的大权在手，但也绝对可以称得上是高官厚禄，且仕途之中几乎没有什么起伏波折。兼又诗趣盎然，风流豁达，欣赏并提携了包括李白在内的许多后进时流。一生荣华富贵，老来归隐乡中，人生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遗憾。

后世评价贺知章这个人，有一个说法李潼比较认可，那就是人格健全、双商俱佳，所以才有可称完美的人生。

人格健全可以说是一个人颇为重要的禀赋，沉寂时不怨不忿，显达时知足不傲。

这一点从贺知章的诗风中便能体现出来，同时代的陈子昂也是文风奇丽，但读起来总让人觉得有一股幽愤之气在其中，似乎随时都在战斗、在抨击。但贺知章的诗风则清丽有趣，全无偏激。

双商俱佳，意味着一个人既有向上奋斗的能力禀赋，又不乏处理人际关系的手段。

像贺知章明知凭他开元元年状元的身份，只要踏入仕途便是青云起点，但却仍然耐得住寂寞，安心留在草堂书院，既报答了钟绍京的赏识，又给自己积攒了一笔可观的资历。

贺知章的双商俱佳并不只是圆滑处世、恪奉中庸，他仍然有狂的一面，但却并没有流于恃才傲物、看谁都不爽的偏激，而是洒脱率真的真性情流露。

比如今年参铨，贺知章便豪言要取富平县尉。

唐代选法，士人解褐首任最优的官职便是校书郎、正字等朝廷清贵闲职，次一等的则是大州参军与赤县、畿县的县尉。

富平县属于畿县之一，同样也属于起家良选之一。贺知章作为开元状元，又有在草堂书院修书数年的履历，解褐担任校书郎这样的清贵之职可以说是板上钉钉。

但其人却退而求其次，要选择一个畿县的县尉。这在普通人看来，既有些狂妄，也有些不能理解。朝廷选授自有章程，岂选人自作邀取？既然放此豪言，又为何不直取首等？

普通人或是不能理解，但熟悉贺知章的人却一眼就能看出他渴求富平县尉的原因。因为富平出佳酿，美酒石冻春刚在今年的世博会上拔取头筹，自然勾得贺知章酒虫大动。

了解这些，再看到贺知章的狂言就不免会心一笑。他虽然也偶发狂态，但这份狂却不让人心生冒犯，是在行止尺度之内的性情放纵，实在让人难生反感。

既能保持自我，又不与世道为敌，贺八之为人处世，的确有自己的一套标准，拥有一个有趣的灵魂。

于是李潼在略作沉吟后，便提笔书写一道便笺，着员递给选司，等到贺知章铨判通过之后，便授其富平县尉一职。并又特意做出一条批示，富平县官衙给料，县尉一个月不得超出一斗。

这种底层的人事任命与供给，自然不劳圣人亲自垂询。

但世道之内有趣的人并不多，一想到贺知章愿望达成了、但又没有完全达成的那种无奈表情，李潼就不免要会心一笑。当年坊中品诗，你贺八高在二等，压了我小号李学士一头，别以为老子会忘了报复！

繁忙的公事之余，看一看坊间各种闲杂小事，对圣人而言也是颇为轻松的消遣。尤其念头一转、小手一动，便能精准控制某个人的忧喜情绪，更让李潼有种身为幕后黑手的恶趣味满足感。

不过这份轻松惬意的心情也没有维持太久，当展开下一份文书的时候，李潼的眉头便微微皱了起来，神情也渐渐转为严肃。

这一份文书，便是光禄少卿徐俊臣请求李峤转交的那一份。文书内容颇长，所记载全都是有关临淄王李隆基的事情。

书文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临淄王在光禄寺官廨的言行，主要是引用私己、经营党羽、渎职牟利以及杯葛同僚。

武周一朝酷吏横行，徐俊臣能够从一介草莽成长为当中最出色的一个，禀赋才能自不必多说。当这样一双眼睛去盯住某一个人的时候，哪怕是清白君子，都能给挖掘出壮壮劣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