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翰留着长长的胡子
至于现在咳，黄昆在上海鼓捣了一年多了，第一代的量产集成电路芯片鼓捣出来了，有6个型号，光刻时加工的最小线宽是50微米，也就是5万纳米。
“这一块平板计算机，严丝合缝，浑然天成，除了通风口之外根本就没有缝隙，简直是一件艺术品。李局长，你真的确定拆机的第一个步骤是分离屏幕与背盖？”
戴镜元有些不放心地问李强。
“当然，你看，”李强用一支微型手电打光，照在平板计算机的屏幕和金属机盖的连接处，“这里，是用胶把缝隙填平的，透过光能看到一点接缝，在生产线组装起来之后的最后一个步骤，一定是用黏胶把铝合金机盖、玻璃屏幕给牢牢粘住，不让它随便就进水。”
戴镜元：“我分析过了，屏幕还是石英玻璃呢。”
李强：“把小刀子给我。”
戴镜元递过一把刀刃特别薄的类似手术刀的工具，李强持刀慢慢用力，果然能插进去。手术刀在屏幕四周旋了一圈，李强再轻轻捏一下，果然，屏幕和机盖略有松动。
李强推测屏幕和机盖的黏胶只是密封手段，在后面肯定还有卡扣固定。当他慢慢往上撬屏幕的时候，发现自己猜的没错。用小起子撬动屏幕，随着一声咔哒声，屏幕和屏幕后面的设备分离了，当然，两者之间还连着一坨线。
李强又换螺丝刀，把固定电池的四颗小螺钉拧下来，现在，轻刃13的主板完全暴露在了李强面前。
戴镜元：“这两根亮闪闪的铜带是？”
李强仔细研究了一下，得出了答案：“是散热器件。确切地说，它不是铜条或者铜带，是一个内含散热液体的铜导热管。”
李强又拿起放大镜，终于看清了处理器。这颗在1959年堪称黑科技的处理器就在这两根导热管的交汇处附近。端详了一会儿，李强笑道：“没错，我猜的没错，黄昆走的路线也是正确的。”
现在中国量产的几种芯片，已经大致具备了后世集成电路的基本特征。一块封装好的芯片；若干管脚。李强和黄昆试制的第一种芯片有6个管脚，左3右3一共两列。现在第一批量产芯片的管脚数各有不同，少的8个，多的16个（绰号‘蜈蚣’），但都是分两列。
当芯片的功能越强、主频越高，为了保持高速数据传输能力，芯片的管脚肯定会继续增多，两列应该就放不下了，得多列布置，最后增加到眼前这台计算机的样子。
凭借计算机内部各零件上的标识和自己的猜测，李强逐个找到了在“设备管理器”上面标注的计算机各主要设备：处理器、内存、闪存、SSD硬盘芯片、电池、主板上的各种控制芯片、前摄像头、后摄像头等等。
然后李强能做的事情就不多了，他和戴镜元用微距照相机，凑到最近，把计算机内部的各零件全部拍摄下来。
“拆机”的作用没有李强原想象的这么大，现在这台计算机最有用的技术方面的启发，可能是来自计算机的操作系统的说明文档以及系统的设备管理器、设备列表。
它告诉1959年的人，21世纪的个人计算机是个什么样子：计算机的数据计算功能叫做处理器，它高度集成为一块CPU；图形显示功能消耗的计算机计算能力看上去不比处理器的计算能力小，但在平板计算机上也与CPU集成在了一起称为“核心显卡”；至于内存储器外存储器这些，倒是在1959年就有了雏形。
再结合第二个公文包传来的其他文档的信息推测，这台掉回1959年的平板计算机是2023年的计算机当中比较强调轻便和便携性的种类。比他还重一些、性能更强一些的是笔记本电脑（膝上计算机）；再强一些的是个人桌面计算机；再强一些大概叫做桌面服务器。比这还轻一些、性能也更低一些的是非二合一功能的平板、手机（移动通信终端）。
手机这个李强早就知道，第一个公文包位面的2021年，中国生产了十六亿台手机，出口9亿台。
在第二个公文包位面的2022年，中国生产了18.5亿台手机，出口是11亿台。数字竟然如此相似。
现在李强也知道2022年的“手机”是个什么样子了，雷军桌面的“家庭”文件夹里面的视频，不少地方手机都露面了，或是雷军拍摄娃和娃妈的时候出现在画面中，或是娃妈拍摄雷军和娃的时候出现在画面中。
而且，李强和戴镜元分析的结果是，这个文件夹里的家庭视频，其实大部分都不是用这台平板计算机的摄像头拍摄的，而是用手机摄像头拍摄的。
这也很正常，就视频画面中出现的手机的个头，能揣进外套内兜里的薄薄的一块板子，在板子表面轻轻一抹，屏幕就亮了，和这台平板计算机一样。亮了之后也如平板计算机一样显出一个“图形操作系统”，这说明，很可能平板计算机的大部分功能，手机都有。
至于为什么一年生产十几亿台手机在家庭视频中能看到，雷军有两个手机。李强猜其中一个用于工作，一个用于和私密的家人联络。戴镜元同意这种猜测。
把平板计算机拆开是一项又大又危险的工程，把拆开的平板计算机组装起来也是一项又大又危险的工程。如果李强没把平板计算机原样组装起来恢复到可开机状态，就算中央书记处的各位放过他，钱学森也不会放过他
还好，李强在电子产品和细微零件方面的知识掌握已经非常透彻，手也是稳得很，担任助手的戴镜元也是个机械小能手，两人把平板计算机恢复了原样，得到的是整整一匣子的相机胶卷，有20多快30卷。
戴镜元把胶卷拿到档案室的一角就地冲印现在档案室啥都有，因为李克农说了，这两个公文包的信息尽量不要出这两间屋子。而李强要去进行第一次“寻找答案之旅”了。
李强的第一站是去天津。
“一晃眼都五年过去了，不知道天电、南开大学联合运营的液晶实验室，现在发展到了什么程度？都出了什么成果？”
李强问天电消费电子实验室的汪亚雄和林恒。
五年前汪亚雄是主任，林恒是副主任。现在林恒是主任，汪亚雄是天电集团主管技术研发的副总。
汪亚雄：“液晶实验室是我们联合运营，其实南开大学本身就提供了全额的实验室使用经费，毕竟这个实验室是国家实验室嘛。然后呢，我们也参与进去，毕竟天津现在好的大学就三所，南开天大河北大学，这三所大学我们一个都不想落下。天电对这个实验室的支持是‘成果激励’制度。”
林恒：“这个是由我来具体操作的。成果激励就是每发现一种新液晶，天电集团奖励800元人民币。这不是报销费用，是现钱，直接发到个人。”
液晶实验室从成立到现在已经五年了。头两年，液晶实验室的主要工作是阅读学习国外的论文和报告，让自己的知识和国外的同步，此外也不断地在实验室里复现国外自30年代以来发现的各种液晶物质。从第三年开始，液晶实验室补齐了知识基础，开始自己创新。
第三年液晶实验室自己发明/发现了2种全新的、歪果仁也没做过的液晶物质。第四年发现了4种全新的液晶物质，此外还发现了2种原本已由外国人发现的液晶物质在另外的温度区间呈现出了另外一种液晶态，算是在前人基础上的新补充。
这些新发现，金主天电集团全都给物质奖励，八百块。虽然现在天电集团不知道这些液晶物质有什么用，尤其是对天电集团有什么用，但这个实验室做的东西好像很好玩的样子，尤其是这些液晶物质是中国人首先发现的，这不就是一种很值得自豪的科学成果嘛。因此，只要论文发出去、样本制造出来，第三方能根据论文提供的参数制造样本并复现液晶试验，就算一个有效科学成果，发钱。
现在是第五年，马上就要在1960年1月召开新一“财年”的液晶成果会议了，据说今年实验室的成果也不少。李强听说了这个会议之后也很感兴趣，现在离开会时间还有一个多月，李强就预排了自己的工作日程，液晶成果会议那天一定到场。
“我这次来天电，其实主要是看看你们的新对讲机。”
李强说起第二件事。
林恒：“新对讲机项目是我在做的，样机已经出来了，就是在测试的时候防水试验败了，可能得再小改一下密封设计。这是第一批原型机，没有改进防水密封结构的。”
李强从桌上拿起一块黑色的物体，大小像是小半块砖头。这就是天电集团的第二代对讲机705对讲机。
天电集团的第一代便携式对讲机在招标中被解放军采用了，从此之后成了天电集团的长期饭票。不仅每年都有数量可观的订单，南京厂也在生产这种对讲机，而南京厂每生产一台对讲机，是要给天电集团一点专利授权费用的。
有这个作为基础，天电集团对下一代对讲机的研制十分上心。李强拿起705对讲机之后，林恒示意让李强把对讲机放在左肩比一比大小。然后林恒自己穿起一件特制的军绿色马甲，他也拿起桌上的另一台705对讲机，蹭地一下把对讲机插到了军绿色马甲的左肩前位置。
林恒：“从此之后，对讲机不需要再占用一名士兵的编制了。无论是连、排，还是在某些时候需要把对讲机配备到班，班长都可以顺便携带这么一部对讲机，就这点体积和重量，不影响他携带枪支、弹药或者其他装备。”
李强看了看手里的对讲机，确实比第一代的体积有大幅度缩小作为军用对讲机，705采用了上海的第二代超微硅晶体管，耐恶劣环境且体积小。不仅如此，天电集团在便携式收音机领域和日本各厂（尤其是刚刚改名为索尼的东通工）殊死搏斗这么多年，在电阻电容电路板漆包线甚至收音器、喇叭的小型化全都有可观的技术积累，705能做到这么小也算是天电集团厚积薄发的结果。
李强：“很小，不过是单工的。”
林恒：“为了减小体积，这是不得不做的取舍。而且军队也接受，他们认为便携式对讲机可以接受单工。我们的团营连级大功率对讲电报一体机是双工的。”
单工就是对讲机在收听话音的时候不能发出信号，发出信号的时候收听不到话音。用这种对讲机的两个人，通话的标准格式就是：
甲：“我已出舱，感觉良好，完毕！”
已：“地面收到，完毕！”
在末尾一定要有‘完毕’或者‘over’之类的清晰的话，表示“我这边讲完话了，你那边可以摁下按钮切换模式，切换到你讲话的模式。”
李强：“我不只是想要双工的便携式通信装备，而且想要那种大规模组网、但又能让网中用户自由选择另一个用户进行点对点的、其他用户收不到话音数据的通信设备。林主任，你们做频分复用的那个实验室小组，现在有什么进展吗？”
林恒：“他们他们本来进展不大，但是去年，58年底，苏联同志那边有了个比较大的进展，于是我们这边也跟着动起来了。”
李强：“哦？你是说苏联率先搞出了频分复用移动通信设备？”
（今天饭局回来晚了，今晚一更，欠的明天补上）
第10章 既要温饱，也要给小康打基础
世界第一部手机是摩托罗拉的DynaTAC，1973年4月，马丁库珀扛着这块“板砖”在曼哈顿街头进行了第一次通话。1979年日本东京建立了第一个移动通信网。但是，世界第一部移动电话是苏联发明的。
这是列昂尼德.库普里扬诺维奇发明的ЛК1，它的设计比较“保守”，不是手持机，而是车载电话，但第一，它确实能移动；第二，它采用了CDMA技术，和这个时期的对讲机、步话机等无线呼叫设备有本质的不同。在ЛК1之后，苏联1959年还展出了沃罗涅日通讯科学研究所负责研制的“阿尔泰”移动系统，只不过这两种移动通信系统都没有大规模量产。
在第二个公文包位面，李强看到了移动通信发展的另一版历史：1969年，天津电子集团的工程师季安中手持世界第一台手机在狗不理吃包子，为了表示他的这台手机能够单手握持，季安中故意摆出左手扛手机贴在耳朵上、右手拿筷子夹着包子的pose。
图片注是：“世界第一台可手持的移动电话：天津电子集团季安中研制的‘狗不理1’，比摩托罗拉DynaTAC诞生时间早4年。”
季安中是谁？李强暗中查了查，这位小老弟河北大学毕业，1959年7月进入天津电子集团，现在刚过实习期。
中国在移动通信技术、移动通信产品方面起步很早，在国际市场中国占位也很早，且一直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赶上了8090年代的世界移动通信大发展热潮，只是在初期的80年代出现了“90%以上的移动电话出口，国内消费不到10%”的尴尬局面，但到90年代国内手机也开始普及了。
所以，李强不担心中国没赶上趟，但自己作为科技小组成员，还是有必要提示一下天津电子集团的发展方向。而天津电子集团的回应显示，他们是有这个技术敏感性的。
那就基本放心了。
1959年底，中央开始总结1959年的经济工作，尤其是农业工作。
农业首先得看耕地面积。建国之后的头几年，耕地面积是有一定增长的。我国耕地面积1949年为14.6亿亩，1952年16.1亿亩，1957年为16.7亿亩。1952年的增长是把以前战乱抛荒或毁坏的耕地恢复了耕种状态，1957年再比五年前增长6000万亩，是垦荒的结果。
到1959年，全国耕地面积略有缩水，统计数字是16.5亿亩。不是说这两年没有垦荒，实际上也开垦了三四千万亩土地，但是城市扩展要占用耕地，修建公路铁路要占用更低，还有一些耕地改种经济作物。
在1959年底，中央与各省领导干部在农业方面的互动讨论，西南省份对本省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往往十分敏感，为了提高自家的粮食消费量，想出了很多脑洞。
首先还是呼吁在人多地少的山区，农业税应该采取更灵活的方式，粗粮应该也可作为农业税上交。
这说的主要是红薯，有的山区土地只能种红薯，红薯干应该可以当作公粮交上去，可以接受1.5：1的比例，也就是1斤半红薯干顶1斤稻谷，只要晒干就行。
然后是呼吁在部分耕地匮乏但是却有其他生计的地区，可以以钱或者实物顶农业税。
肥料方面，很多地方的领导都在询问国家什么时候能普及性地搞大化肥工业。
一五期间引进的苏联合成氨生产线，生产出来的氨基本都是用作工业原料，其中主要是炸药。二五期间其实国家在建设大化肥工业了，只是还没这么快出成果，第一个苏联引进设备构建的大型化肥厂预计在1960年投产。
中央说了大化肥的时间表之后，还是有不少省份的领导干部不满意。这些化肥厂一个在东北，一个在郑州，一个在徐州。按照现在的商品流通范围，这些化肥厂最多辐射一个省。可四川怎么办，贵州云南广西湖南
1959年底的农业工作会议是开启小合成氨小碳铵厂普建的序章。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前置条件，那就是国内的机器制造业终于可以自制小型的合成氨生产设备了。只要一个地方有煤，就能建起一个年产几千吨到一万几千吨的小化肥厂。
除了技术的前置条件，还有另一个前置条件：在八大上制定的第一步，也就是1966年解决全国温饱问题的硬性指标。
这一硬性指标让大部分省份的领导都把解决温饱问题当做了工作的重点。另外那少部分是根本不担心温饱的，比如已经宣称提前达到了温饱社会的那几个富裕省。
“中华人民联邦共和国”，地方（主要说的是省）领导看到中央的指令先三思、再权衡、再有选择地施行，现在是不存在的，这种现象萌芽于第一个公文包位面的1961年。现在各省领导与中央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无论是出于党性还是出于国家赋予自己的职权还是历史使命感，地方领导都选择了坚决服从大局，坚决贯彻中央的指示。
不仅是坚决贯彻中央的指示。在一些省份，省领导的工作不是100%贯彻，而是做到了120%的贯彻。
但这些地方120%贯彻中央指示的劲儿，主席、总理看到之后就有点不是滋味了。总理是直摇头，主席是叹气。
怎么说呢，幸好中央的指示是“1966年必须解决全国温饱问题”。
“在近期的工作中，一些地方干部领导存在着‘用力过猛’的问题。”
“中央在八大上通过的决议，对于全国现代化制定的方略是‘三步走’，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是三步走的第一步，这三步彼此之间是有关联的而不是割裂的，它们是连续的而不是分离的。”
“某省某地区，是著名的贫困山区。当年我们长征过那里的时候，红军拿着大洋都买不到多少粮食。人多地少，现在全区12个县，人均耕地最多的2.1亩，最少的0.9亩，这些耕地中，山地薄田占75%，平地只占25%。这样的地区，要让全区人民吃饱肚子、有衣服穿，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了达到八大的第一步目标，区领导制定了‘解决温饱攻坚战’，详细规划了各个县如何在1966年粮食产量达到温饱标准的办法，规划了如何让全区在1966年有基本的生活物资供给的办法。”
“这种工作态度和工作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个区的领导干部在工作当中简单粗暴和缺乏全局思维。国家从经济和轻工业发展的战略需求出发，对全国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提出了一些要求，该区的山地虽然贫瘠，但土质多为弱碱性的红土，种粮食庄稼不好，种烟叶很好。农业部在该区制定了经济作物种植计划，第一期在全地区挑选出了2.2万亩的红土耕地，打算改为种植烟叶。”
“然而，1959年农业部的调查显示，到现在为止，这2.2万亩的耕地绝大部分还在种红薯玉米，并没有改种植经济作物。让他们不要改经济作物的指示是来自区领导的。”
“区领导的想法我们是能够理解的。这个地方太穷，农业基础太落后，他们担心本来就不多的耕地拿去改种经济作物，解决温饱问题的压力增大了，他们担心1966年全区达不到温饱标准。虽然按照规划，全区兴修水利，增加水浇地面积，改良土壤，是可以让全区在1966年达到温饱标准的，可他们还是不放心。把这2.2万亩耕地继续留来种粮食，就算是贫瘠的薄田，每年也能打一两百万斤粮食，解决温饱问题就更有谱了，完成工作的可能性从100%提高到120%了。”
“但是，这样做解决温饱问题更容易了，该地区的人民收入提高的上限，地区发展的上限却被封死了。种烟叶是白种的吗？不是。实际上，种烟叶比种红薯收入高得多。”
“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让全区人民吃饱肚子，只是现代化历程上的第一步。在第二步，这个区要和全国一样，让全区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小康就不只是吃饱肚子了，而是要吃得更好一些，收入也不是只够有衣服穿了，而是有较多的日用开销资金。如果全区还是只种粮食，光知道见缝插针地种粮食，不搞成全国烟草种植基地，不搞其他的产业，你凭什么在二十年后达到小康呢？”
“或许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区领导认为，自己年纪也大了，差不多1966年自己也退休了，退休之前，我完成了中央指示的让全区人民脱贫温饱的任务，退休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管。”
“可是这件事你不能不管。你的工作是服务人民，人民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几千年，以后还要这里生活几千年。我们的党为人民服务也是没有任期的，人民需要我们服务多久就服务多久。如果一切都以自己的任期为中心，任期之内尽善尽美，出了任期不关我事，那你就既不算为人民服务，也不算党的好干部。”
第11章 剑桥马戏团
剑桥大学教授、英国经济学家、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乔安？薇奥丽特？罗宾森通过罗湖桥，从香港抵达广州。
与1956年威尔茨、弗里德曼来中国一样，罗宾森动身前往英国，直接原因（可能说是借口更恰当）是她的书也被中国“盗版”了。
包括她1933年写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1937年出版的《就业理论？文集》、1942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随笔》、1953年的《生产函数和资本理论》、1956年的《资本积累》。
这些还都是官方盗版的，中央编译局翻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发行。罗宾森甚至在英国拿到了一本盗版书，印刷清晰精美，纸张也很好，据通中文的剑桥大学其他教授说，这书的中文翻译非常严谨，质量很高。
威尔茨、弗里德曼去过一次中国后，回来写了几篇关于中国的经济学文章 这让新古典主义的芝加哥学派一下子成了西方研究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先行者之一。但是，威尔茨和弗里德曼的文章都认为，中国虽然现在实施的经济是“东西结合”，但是在吸取西方经济学理论方面，中国吸取的凯恩斯方面的元素多于新古典主义。
芝加哥学派是新古典或者说奥地利学派的发展，凯恩斯主义呢？嗯，其实凯恩斯是英国人，他的大本营在剑桥大学，凯恩斯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者多数以剑桥大学为大本营，他们这一派叫做剑桥学派，或剑桥马戏团。
作为剑桥学派的第二代中坚（第一代凯恩斯已于1946年逝世），罗宾森来中国考察访问就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事了，而是代整个剑桥学派来看看中国发生了什么。
罗宾森没有像威尔茨、弗里德曼那样喜欢搞“仪式感”，步行穿过香港广东边界，不过她是自驾车而来，她的翻译兼助手以及中方派出的一名“地陪”杨科长都是她的乘客。路虎经过罗湖桥后，在香港广州的公路，她走了不到50公里就停了下来，因为这里突然在农田之间矗立起了一座工业园区。
像这样的工业园区或者依托工业园区形成的小城市，从这里一直到广州都不断绝。在深圳，这个弗里德曼重点提到的地方，三年前的工地现在已经完全是一座新城市的模样了。当罗宾森看到路标上有“港口 10公里”的字样后，她干脆就把越野车开到了海边，果然看到了一大片正在施工的港口和码头。
“现在中国与欧洲国家的贸易，已经基本切换为港到港的直接贸易模式了，所以，你们大量兴建和扩建港口。”罗宾森对中方地陪杨科长说道。
“有点这个趋势，现在都说，广州城的鬼佬不都是说英语的了，还得要德语翻译，法语翻译，西班牙语翻译。”
罗宾森：“但是英国与中国的贸易量还是非常庞大的。不过本质上，大量兴建港口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为英国与中国的贸易。”
“没错。”
中英贸易以香港为中转，并不意味着实体的货物必须在香港走一转，香港只是名义上的中介，英国公司在香港，中国代理在香港，双方走账在香港银行，至于货物嘛，从广州直接上船运到目的地就可以了，从外国出口到中国的货物也是这样，名义上是香港公司向中国出售的货物，实际上货船是从其他地方直接开往广州。
罗宾森：“在过去的10分钟里，我就看到了3艘商船从珠江口开进或者开出。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统计数字，看来确实非常真实。”
“外贸总额是做不了假的。”
罗宾森：“中国现在的对外贸易当中，有51.4%为与西方国家、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这超过了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外贸量。你们似乎在一步一步，不引人注目但却非常清晰地靠近西方世界。”
杨科长：“赚钱是不分的啦，姓资姓社都不影响我们和他做生意啦。”
“我们对西方的贸易总额超过了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贸易总额，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在靠近西方世界，或者说，我们在经济上贸易商秉持着东西一致的立场，但这只是经济立场，不代表我们的政治立场。”
在广州，罗宾森与广东国资委郑矩交谈。
“况且，对西方的贸易总额才刚刚超过50%，这不能说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等同于东方了，也不能说完全正常了。因为西方国家的经济总量远远大于东方，除非对西方的贸易总额达到对东方的80%，那时候才能说东西对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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