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1977年从知青开始 第860章

第一种，也是人口最多的人种，原住民和欧洲白人的混血后代、种族融合的产物，混血方式很多，名称也不少，什么梅斯蒂索人、卡士蒂索人，卡士蒂索人如果再与西班牙人混血，那么他们的后代则会恢复西班牙人的身份。

西班牙人当初为了维护在墨西哥的统治，在人种文化上可谓是费了不少功夫。

第二种就是原住民，不管他们叫什么族人，总的来说还是印第安人，或者也可以叫玛雅人。

第三种就是白人后裔，一直没和原住民混血，或者混血之后一直充分保持着白人特征的一撮人，这种人的数量最少，只占人口不到十分之一。

墨西哥有一个州叫恰帕斯州，最贫穷的州之一，同时也是墨西哥的无价之宝藏所在，恰帕斯州拥有墨西哥最为丰富、洁净的水资源。

1960年，恰帕斯州人口占全国的3％，发电量占全国的5％；到1980年，该州拥有全国50％的水力发电能力，等于全国20％的各种来源的电力；恰帕斯地下沉睡着多种珍稀矿藏，石油储量丰富。

同时，那里极为丰富的生物种群早已为诸多号称生物学家、人类学家的欧美专家所采集（其实是盗窃），美国市场上早有数十种古老的印第安草药被注册专利、垄断生产，甚至数千年来，印第安人最为古老的饮料玉米饮也成了美国市场上的专利产品。

如果说，当年的殖民掠夺曾将无数印第安原住民，从平坦富庶的高原逐向深山密林，那么今日，他们勉强跻身的丛林深谷却再次成为新殖民主义资源战、生物战的场域。

恰帕斯的经济、战略意义远不仅如此。

作为地理奇观，特旺特佩克地峡、崇山峻岭间一马平川的大道，穿越恰帕斯的重山丛林，200年来，这始终是北美世界所觊觎、连接起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最为便捷的通道。

随着巴拿马运河的运力不足，打通特旺特佩克地峡，同时将原住民最后的栖身地开发为原材料产地，由廉价劳动力组成的若干大加工基地，便成为美国更为紧迫的需求，在1980年开始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墨西哥政府配合下紧锣密鼓的推进。

为了各种开发原材料项目，墨西哥政府不惜耗资大兴土木。

1970年，恰帕斯州的所有公路总长约3000公里；到1975年，数字翻了一番；1973年，单单一年的高原地区的公路预算，等于居住在那里的大约30万个家庭所需的所有粮食的开支。

基础建设项目接踵落实，地主扩大原材料买卖市场，抢夺原住民更多的土地，以扩大生产。另一边，许多原住民在发展政策的扩张中，放弃了土地与耕作，改行做采挖业工人与建筑工人，进而生计深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

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宣布了震惊金融界的声明：“本国无法按期履行偿债义务。”

这是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开端，自此，墨西哥陡然跌入债务困境。

恰帕斯州基本上由大型牧场、咖啡种植园，以及小块家庭土地组成，土地分配不平等，土改没有真正落实。

原住民十分贫困，他们所生活的地区耕地短缺，森林覆盖的低地土壤贫瘠，高原地区容易水土流失。

多年来，原住民社区领袖发声反抗，却惨遭谋杀。

1974年，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举行第一届原住民大会，参会者来自多个族裔，1230名代表包括587名策尔塔尔人，330名佐齐尔人，152名托霍拉巴尔人和151名乔尔人，代表了327个社区，30多万玛雅原住民。

这届大会堪称原住民团结顽抗的里程碑，会前一年，所有社区全民参与讨论，同时培训不同方言间的传译，不依赖殖民者的语言西班牙语作为唯一的沟通媒介。

1974年，当原住民的战斗力增强时，墨西哥政府的政策从自上而下的原住民主义转为参与性原住民主义，努力将原住民领袖和组织收编。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努力取得了成功，但在其他情况下，如政府创建的印第安人全国委员会，官方组织发生分裂，产生了自治分支，至今仍然存在，并活跃在自治运动中。

1980年代末，墨西哥在拉丁美洲率先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第169号公约”，在承认原住民权利方面走在前列，为原住民组织提供了更佳的政治发展机会。

1990年，墨西哥修改宪法第四条，承认墨西哥是具有多元文化构成的国家，并赋予原住民文化权利，不过，墨西哥政府与原住民领袖匆匆进行了几次磋商，却把大多数组织和社区排除在外。

这种策略导致了区域自治会议，抗议原住民在实施宪法第四条的立法过程中缺席，也欠缺在全国范围内讨论自治的平台。

1992年，也就是去年，许多原住民组织参加了“抗议殖民主义500年”的活动……

看到这里，南易往下快速翻阅资料，想看看有没有附加着这次活动的具体内容资料，找了一遍，并没有找到，他只好接着前文继续往下看。

玛雅遗民顽强抵抗殖民者由来已久，殖民者征服恰帕斯州的战争于1524年开始，但玛雅人拼死抵抗四年，直到1528年，才被迭戈·德·马扎里戈斯领导的部队镇压下去。

恰帕斯州殖民地时期发生了多次叛乱，历史学家强调了“1712年策尔塔尔起义”，甚至将其称为“坎库克共和国”或者“策尔塔尔共和国”。

原住民和殖民者之间敌对关系在1711年进入了新一轮的危机，原住民的抗争，挪用了天主教的圣母形象。在圣玛丽亚的佐齐尔社区，据说“具有原住民特征的圣母”通过木雕向两名佐齐尔村民显现，此事在邻近的社区中引起了骚动，宗教裁判所赶紧没收了这个木雕。

此外，政府的苛刻税收制度，以及主教收取的巨额佣金，加剧了社会的不满，导致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反叛新西班牙当局。

此时，圣母的身影再次出现，这次是坎库克社区的一名村民看到圣母显灵，这被起义军解释为新的信息，起义军为了保护这位“与圣母沟通的媒介”，组建了“圣女兵团”，汇集了32个策尔塔尔人、佐齐尔人和乔尔人社区，队伍中有三千名民兵。

圣女兵团通过半秘密的宗教活动来招募支持者，从而使原住民坚持自己的组织结构，也保持了与王室相对独立的特性。

后来，在西班牙人的挑拨离间下，族裔间的冲突、领导人被收编，以及新西班牙军队的残酷打击，结束了“坎库克共和国”。

1727年，西班牙人逮捕了起义的肇事者及其子女，不使叛乱的种子逍遥法外。殖民者为了让起义者记忆中保留失败的印记，报复西班牙人被杀，并割下所有起义者的同谋者一只耳朵。

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玛雅原住民的抵抗时而公开，时而隐蔽，但始终存在。该地区的原住民和整个美洲大陆的原住民一样，经历了浩劫，大部分人口被灭绝，是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种族灭绝。

但是，无论是通过加入独立军的行列，还是通过在革命期间加入萨帕塔领导下的南方解×军，恰帕斯的原住民仍然积极参与了墨西哥建国伟业。

拉丁美洲的原住民，特别是恰帕斯原住民，在长期殖民战争中，并没有丢失自己的身份认同。社会清洗与种族灭绝政策，却加强了原住民的社会凝聚力和集体意识。

值得一提的是，征服、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战争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上大致是失败的，其无法把西方理性作为唯一的思维方式，或者将天主教作为唯一的精神表达方式，强加给原住民。

二次大战后，为了加强天主教会，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召开了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在1962年至1965年期间举行。

在那次会议上，天主教内部古老的分歧浮出水面，特别是“反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分歧。作为这次会议的一部分，教皇保罗六世呼吁拉丁美洲主教团更新其愿景和做法，使之与现实更加一致。

为了响应这一号召，1968年8月和9月在哥伦比亚麦德林举行了第二届拉丁美洲主教大会。这次会议的组成、讨论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对天主教会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

麦德林会议期间表达的许多观点，主张教会应谴责第三世界政府对穷人的系统压迫和剥削。与会者同意不仅要谴责剥削和压迫，而且要行动，以任何必要的方式提供帮助，以有组织的方式，使贫困的人们能够成功地改变其贫困状态。

麦德林会议的结果鼓励宗教和非宗教人士深入研究教会在拉丁美洲的作用，研究这个大陆的特点，即由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结构产生的明显的剥削关系，这个也被称作“解放神学”。

解放神学的出发点是对现实和带来这种现实的历史进程的具体分析，但总是在神学层面上。解放神学认为贫困是主体之间相互承认的否定，一个有穷人的社会是一个没有上帝的社会。

这种上帝的缺席存在于有人哭泣的地方，上帝的缺席存在于穷人身上。穷人是缺席的上帝的存在，上帝有效存在是由不存在来提供的。

出于这个原因，解放神学家选择帮助穷人，让他们脱离贫困状态，让所有主体得到承认……（删掉了一段）

这样一来，拉丁美洲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之间的共生关系，解放神学家们对成为教会层级结构的一部分不感兴趣，工作更注重社会组织，与穷人和无产阶级一起。

随着辩论超越了话语和知识层面，在实践中，由基层教会团体组成的运动日益壮大，在巴西和尼加拉瓜甚至发展成为政党。

墨西哥的基层教会团体起源于最贫穷的农村和城市地区，在遭受剥削、饥饿、压迫和痛苦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中。主要行动者是原住民和农民、工人、失业者，他们在牧师、宗教人士的陪伴下，致力于优先选择穷人，是墨西哥教会的希望种子。

基层教会团体和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教区，在原住民社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积极参加了1974年第一届原住民大会，教区的工作加强了原住民的内部组织，促使他们与该州、墨西哥和世界的类似组织建立联系网络。

在这过程中，恰帕斯教区的工作被原住民的特殊宇宙观所颠覆或影响，以至于一种“原住民教会”开始形成，由2608个社区组成，有400名预执事和8000名慕道者，与教区的结构协调，但也有一定的自主性。

梳理1960-1980年代的恰帕斯州的社会现实与各方参与的历史，便会看到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是综合体，一个社会进程将墨西哥和全球的广泛的社会诉求、斗争传统和批判思想结合了起来。

1969年8月6日，在新莱昂州蒙特雷，民族解放力量成立。领导该组织的是塞萨尔·赫尔曼和费尔南多·穆尼奥斯·亚涅斯兄弟，阿尔弗雷多·扎拉特和劳尔·佩雷斯·巴斯克斯。

该组织的策略是在沉默中建立自己的力量，不与国家力量正面对抗。1972年，塞萨尔·赫尔曼·亚涅斯在恰帕斯州建立了名为“钻石”的营地，“萨帕塔游击队核心”就是从这里开始运作的。

民族解放力量成立五年后，在塔巴斯科、普埃布拉、墨西哥州、恰帕斯州、韦拉克鲁斯和新莱昂都有网络。

1974年2月14日，在位于墨西哥州圣米格尔·内潘特拉的主要安全屋之一“大房子”，民族解放力量遭到了警察和军队的袭击，5名游击队员被杀，16人被捕。

同时，恰帕斯州的奥科辛戈，“钻石”营地遭到袭击，几名游击队核心成员被杀；有一些人逃脱，包括塞萨尔·赫尔曼·亚涅斯。

从1974年到1983年，民族解放力量更频繁地进入拉坎顿丛林。许多学生从马克思主义大行其道的大学中被招募，如自治市立大学和查平戈自治大学，民族解放力量的许多活动都在恰帕斯州。

1983年11月，在具有丰富组织经验的政治化原住民团体的帮助下，同时得到来自大学的新激进分子的支持，马科斯副司令等领导的萨帕塔民族解×军的第一个营地成立，名为“虱子”。

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政治军事团体，一群政治化的、非常有经验的原住民，以及来自丛林的原住民运动。

第三个部分在1983年后成为该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开始了“在沉默中建立自己的力量”的第二阶段……

南易从资料中可以看出恰帕斯州一直活跃着一支游击队，他们一直在壮大，却还没有进行过任何一次武装行动，那他们到底是力量积蓄不足，还是在等待一个好时机？

若是在等待时机，他们又在等什么样的时机？

南易把疑问暂时放在肚子里，打开“墨西哥比索危机”的分析报告。

第0929章 偶遇大佬

1988年，墨西哥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出台了一项重大的经济改革方案，旨在推动墨西哥经济的现代化。

这项方案是两年后为建立“华盛顿共识”采用的模板之一，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大的方面：通过大幅度削减进口关税以及最终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开放本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

除石油、天然气和能源产业外，大部分经济部门实行私有化并放松管制；推行旨在控制通胀的稳定方案，这一方案以维持比索和美元币值的紧密挂钩为基础。

具体来说，比索相对于美元的汇率每天只能在预先设定的微小范围内波动。区间非常狭窄，以至于墨西哥所有的汇率政策都必须考虑比索与美元之间这种非常刚性的汇率关系。

政府、私人部门和工会之间达成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共识，这就是著名的经济稳定计划，旨在控制工资和物价的上涨速度。这一共识由审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撑，以便使通胀压力总体上处于可控区间。

以经济稳定计划为基础是墨西哥改革方案的关键特征，并使其与此后智利、阿根廷等国的改革方案有明显区别。

经济稳定计划的年度调整成为墨西哥重要的政治事件，民众对此充满期待，但有时也表现出焦虑。

这份经济稳定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使改革获得墨西哥民众的政治支持。

领导墨西哥工人联盟的传奇领袖菲德尔·贝拉斯克斯每年参与审议和决策，为墨西哥改革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合法性，这是其他拉美国家的改革不具备的。

将汇率作为抵御通胀的工具，值得特别加以关注。

自1976年以来，墨西哥公众就将汇率变化与通胀联系起来。每当比索贬值的时候，进口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作为回应，工会会要求涨工资，这给物价上涨增加了额外的压力。它反过来导致了比索的进一步贬值、民众对通胀的更高预期以及工资和物价的进一步上涨。

为了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墨西哥当局在1988年决定将比索与美元挂钩。这一政策背后的想法——如果比索贬值的程度可以得到限制，通胀预期就会下降，从而使墨西哥的通胀达到与美国相近的水平。

尽管有萨利纳斯政府的改革，但墨西哥经济在1988年到当下的表现并不理想。实际经济增速平均仅有2.8％，明显低于智利的7.1％、哥伦比亚的4.1％，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出口虽然有所增长但并非特别出色，实际工资徘徊在1980年的水平上，私人储蓄出现显著下降，贫困率继续高企，收入分配依然像过去那样倾斜。

积极的方面就是财政预算在1992年实现了平衡，通胀率下降到偏高的个位数，保护主义在各个层面上都被取消。

即使缺乏显著的经济效果，墨西哥的改革仍然被金融专家、学者、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视作取得了重大成功的案例，从而获得一致赞誉。

在某种程度上，“墨西哥奇迹”这一说法就是这些机构创造出来的。这种热情和乐观源于许多因素，其中包括很多分析者对这些改革措施本身信心十足；另有很多人认为即使效果没有立即显现，不久的将来也会有成效。

由于克林顿政府努力向公众和国会宣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各种益处，“墨西哥奇迹”正在实现这一流行的观点，得到了另外一股助力。

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后，一大批观察家认为自由贸易协定会显著加快投资和出口的增长，墨西哥改革的成效也会因此变得让每个人都能看到。

此外，改革的支持者经常引用墨西哥的经验，以此作为成功案例来论证在民主政权下成功推行结构性改革的可行性。

实际上，墨西哥经常被拿来与智利比较，后者很多成功的改革措施是由专制的军政府推动。

由此推测，有人渴望找到一个在民主体制下成功实现市场化改革的案例，美国官员尤其如此，这也有助于形成墨西哥表现出众的观念。

在1992年年中，即比索崩溃前几个月，财政部部长佩德罗·阿斯佩在伦敦经济学院久负盛名的莱昂内尔·罗宾斯讲座发表演讲。

这次讲座公开发表的版本对墨西哥抵御通胀方案遵循的逻辑做了最为全面的解释。按照当时墨西哥政府中盛行的观点，固定的比索币值将迅速消除通胀的惯性，为价格上涨设置上限。

墨西哥的经济稳定计划成功降低了通胀的惯性，但没有根治它。

这使墨西哥的通胀率下降缓慢，而在90年代初期，本地的物价和成本比国际价格上涨得更快。由于本币几乎完全钉住美元，墨西哥的国际竞争力逐渐下降——墨西哥出口商从每美元商品中获得的比索数量保持不变，但是工资、租金、税金和保险等国内成本却持续上升，这压缩了出口商的利润空间。

1989年的布雷迪计划重组了拉美国家在“失去的十年”中积累的债务，墨西哥外债规模显著降低。从那时起，墨西哥对境外投资者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开始将国有银行私有化。

由于采取了这些政策以及感觉墨西哥要发生某种经济奇迹，国际资本市场将目光重新投向墨西哥，开始大规模投资墨西哥政府和政府企业发行的证券。

由此形成的资本流入飙升，使该国得以为日益增长的庞大“经常账户”赤字融资。

“经常账户”余额是衡量一国对外经济交往的最全面的指标，从1992年至今，这一赤字平均几乎达到墨西哥GDP的7％，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如此高的赤字是极其危险的。

因为政府开支得到了控制而且流入的资金主要是私人性质的，所以很多分析师，特别是墨西哥的政府高官相信，尽管资本流入的规模非常庞大，但是并不需要为此担心。

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学家都在争论经济改革的正确步骤，探寻哪些市场应该先自由化，哪些市场应该较晚或较缓慢地放松管制。大部分专家都同意自由化的最优顺序应该是逐步取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以避免因巨额的资本流入而突然增加流动性，从而导致本币人为升值。

与这一常规智慧相反，墨西哥选择在1989年取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而此时改革才刚刚开始。

采取这样的改革步骤是对很多因素的回应，例如墨西哥长期以来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传统；该国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强烈愿望，而加入这一富国俱乐部需要成员国放弃对资本流动设置障碍。

墨西哥的战略与其他紧随其后的拉美改革者形成强烈的对比，智利对于资本自由流动就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以避免危害出口竞争力。

由于没有限制，国际金融家得以使大笔资金在墨西哥自由进出。仅1993年不到半年时间，墨西哥的资本净流入就超过其GDP（半年）的8％，与其他国家的资本流入和墨西哥的历史数据相比，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大部分资金都是短期投机性的，投资于股票市场、私人部门金融工具和政府债券。

到1992年，大量观察家开始争论经通胀调整的币值或者经济学家所谓的“实际汇率”走强，是否会威胁墨西哥改革的持续性。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和拉美问题专家鲁迪·多恩布什指出：“墨西哥经济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汇率被高估”。

世界银行1992年11月公开的一份文件以一种不祥的预感提到，“开放资本账户还会使墨西哥暴露在短期资本流动剧烈波动的风险之下，即使国内的经济政策是正确的，它也会把不稳定的外部冲击传导到国内”。

这份文件还提到墨西哥可以“通过提高利率，或让比索贬值的方法，应对这些危险”。

为了回应这些忧虑，墨西哥当局再次强调了资本流入大部分属于私人性质，而且政府财政收支是平衡的，因此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它的立场基于以下三条理由：第一，墨西哥官员指出经济系统本身有足够的灵活性，以应对突如其来的状况和冲击，比如有弹性的利率和有限的汇率浮动区间。

第二，生产率的快速提升很快就会出现，这将带来出口的大幅增加，消除“经常账户”赤字和贸易逆差。

第三，长期经济增长的基本面仍然是健康的，考虑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情况就更应是如此。

墨西哥央行行长米格尔·曼西拉曾告诉《经济学人》，贸易不平衡不是问题，因为它与外国基金的流入有关，而不是由扩张性的财政或货币政策导致的。

而且，墨西哥当局在进行计算后认为，经过恰当的测算，经通胀调整的币值高估并不像独立观察家认为的那么严重。

然而，这些分析没有认识到，从长期来看，资本以超过全国总产出8％的速度流入墨西哥，这是不可持续的，到了某一节点，资金流入的速度就会减缓，甚至戛然而止。

尽管对于在长期时间中多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可以维持这一点并无定论，但分析师可以遵循一些有用的准则，以探究资本流入是否存在对可持续性的偏离。

一般而言，大多数准则都呼吁将“经常账户”赤字控制在GDP的4％以下，而在1992年至今墨西哥远远超出了这一水平。

看完分析报告，南易敲击了几下键盘，调出今年会影响世界政治或经济格局的重大事件、会议统计表，查阅与墨西哥有关的部分。

作为将于6月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会议筹备工作的一部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代表于1月18日至22日聚集在哥斯达黎加圣约瑟城，通过了《圣约瑟宣言》。

宣言重申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通过各自的努力和广泛的、非选择和歧视的国际合作，促进与保障完全遵行《世界人权宣言》及世界和区域人权文书规定的人权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