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浙东匹夫
至于这溧阳县，目前确实是应天府下表现最好的，能完成八成的工农分籍登记，皆因当地户曹工作细致。
卑职前去巡视调研时，曾见当地户曹把办事点设到了每一个乡镇，便于百姓就近办理。宣讲新政的文吏不够用。
他们就预先制作了一些填报的样板，供办事百姓抄录格式。还在格式文本上配了图画解释，这样只需讲解最少的内容，就可以让百姓尽快完成登记，还可以消弭农籍百姓对于税负加重的顾虑。
卑职巡视溧阳回来后，觉得此法不错，就行文应天府其余各县推广，登记进度也因此全面提升。”
朱树人点点头：“日拱一卒，也是一种进步嘛。哪怕只是让百姓办事少跑一趟、少问几个问题，也是一种善政，这种人就该提拔。你回去把有功之人履历详细准备了，若是果然上进，不怕得罪人，孤自然会给他们机会。”
孙嘉绩内心叹息，暗忖王爷这果然是要恩威并施，提拔几个“酷吏”来帮助推进变法么。
第四百八十三章 在磨合中前进
王爷都发话了，下面的人当然要跑断腿。
所以仅仅在朱树人接见完孙嘉绩后两天，应天府就把这次“废丁分籍”变法最初阶段、表现比较好的几个户曹官吏，送到了南京城，由朱树人接见问话，汇报经验。
而朱树人在接见之前，当然会先看一下名单和履历，然后还真就发现了一些让他颇感意外的地方。
“溧阳县户曹，绍兴府余姚县，姚启圣？38岁了才是一个举人？啧啧，应举倒是挺艰辛的，果然不是读圣贤书的料呐。
孙嘉绩好像也是绍兴余姚人吧，跟他还是同乡？会不会是看在同乡的份上，能提携就稍稍提携了一把？”
看到姚启圣的名字时，朱树人也是有种沧桑感。
他当然知道，这家伙历史上是帮着狗鞑子打郑成功的，而且此人原本历史上，在康熙手下一开始也仕途不顺，毕竟不是读书的料，只靠举人出仕，还喜欢破坏海禁，被罢官从商过——这些历史知识也不是什么偏门的内容，哪怕没读过史书的，只要后世看过几部康熙年间的清宫剧，基本上就知道了。
不过朱树人也明白，既然现在大明江山已经幽而复明，将来肯定会免不了用那些原本历史上仕清的文人，这是没办法的。毕竟总不能要求历史上大明都不存在之后才出仕那些人、一辈子不给清朝做官吧？
所以，朱树人也只能把内心的恶心压抑一下，定一个相对较低的道德标准：如果一个人做了二臣，受了大明的国恩，在大明种的科举，再去投清，那显然罪孽要稍重一些。如果一个人历史上在明朝没有受过国恩，没有被取中功名授官，是到了清朝才中科举的，那也就没法苛责太多了。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
没食过禄的，只要忠于民族气节，但没必要忠于一家一姓。
朱树人自己让顾炎武代笔的那部著作里，也是这么写的，“亡国者，肉食者谋之，亡天下者，匹夫有责”，他当然要秉持自己的做人和用人原则。
……
闲言休絮，且说朱树人压抑住对“使用历史上助纣为虐之人”的不快后，选择了和颜悦色地召见姚启圣。
姚启圣听说自己在溧阳县帮着推进工农分籍表现良好，居然被摄政王召见了，也是受宠若惊，还没进门，就已经做好了要当狗的思想准备。
他很清楚，自己这样的人设，不喜欢官场论资排辈，亦官亦商家里还搞点海贸做点小生意，读书上却连个进士都屡试不中——这样的人，王爷重用你干嘛？那肯定是需要你去咬人嘛！
如果没有这个觉悟，就别贪图这场富贵！
于是乎，一进门，姚启圣行礼毕，简单几句歌功颂德之语后，朱树人就已经听出，对方是个聪明人了，不怕做事沾脏水。
朱树人就先言语上给点甜头：“听说你读书虽不行，算术、经商倒是懂得不少，家中还曾涉猎海商？”
姚启圣连忙承认：“学生于经史一道，天资笨拙，着实惭愧。”
朱树人摆摆手：“没什么可惭愧的，孤也是出自海商之家，也不爱读腐儒之学。”
姚启圣立刻跪下歌颂：“岂敢与王爷对比！王爷天资卓绝，明断万里，虽不爱腐儒之学，只需略略分出万一精力涉猎，当年犹能得两榜进士。
学生却是分出人生至少半数精力，欲求一同进士而不可得。”
朱树人笑了：“听说你是绍兴府余姚县人士，孤之先妣也是余姚县人士。内阁张阁老、应天孙府尹也是余姚县人士，看来绍兴府余姚县，擅出钱粮财赋能手呐。”
明清两朝，绍兴府师爷的钱粮收税能力，那是非常有名的。很多两榜进士出身的科道官员，自己数学贼烂，到了地方上，算账收税就只好靠绍兴师爷。
以至于当时绍兴府余姚县，那是出了名的全国数学最好的地方，各种钻空子避税以及识破避税的手段，最开始都是从余姚人圈子里冒出来的。
如果那个时代偷税漏税的会计也要坐牢，那牢里至少八成的会计是会稽人。
而姚启圣听摄政王居然如此抬举，还调查过他的籍贯，顿时愈发精神抖擞，准备一展所长：“殿下日理万机，竟还知晓学生乡籍，礼贤下士之德，古今无匹！学生实在铭感五内！”
朱树人一摆手，示意对方不必来这套虚的，很快就切入正题：“今日不叙虚礼，孤没那么多时间。
既然你在溧阳县表现卓异，那你倒是说说：这工农分籍废丁之法，如今试行下来，可还有细微不当之处？对于可能出现的反抗，又当如何处置。”
姚启圣知道机会难得，倒也没有藏掖，他来之前是做好了功课的，所以深呼吸了一口后，坚定地说：
“学生以为，自古变法涉及财税利益，要么不利于官，要么不利于民，两者择其一，才较易成功。若是官民两不利，唯利于君，那便是韩非之法了，太过理想，而难以落地。
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虽献璞而未美，未为主之害也，然犹两足斩而宝乃论。今人主之于法术也，大臣不得擅断，近习不敢卖重，浮萌趋于耕农，游士危于战陈。其反噬必重于‘刖两足’。韩非借卞和之口所言，不得不慎呐。”
姚启圣这番话，倒也略微有点掉书袋，但朱树人也是两榜进士出身，所以并不存在理解障碍。
理想主义的变法，最怕的就是想一步到位，然后同时既得罪了朝中大臣士绅，又得罪了人民群众，最后只对皇帝一个人有好处，那就容易被反噬。
商鞅韩非这些人全都不得好死，急于求成起码占一小半原因。
不过朱树人并不觉得自己有同时得罪所有人，所以他不动声色地问：“你何以觉得此番变法，有同时得罪士绅和百姓？此法明明是利于百姓的，彻底废除了农籍百姓的丁税，却丝毫没有增加负担！多缴的钱粮也是替代他们原本该服的徭役的，怎么看负担都是只减不增。”
姚启圣委婉地说：“殿下仁德爱民，学生岂能不知，但是殿下所定‘农籍百姓田亩下限’之法，今年虽未正式实施，可将来终究是对田地较少的自耕农负担加重的，类似于倒退到了两晋南北朝的占田制、均田制。
占田制均田制下，也是朝廷核定每个丁口理论该当占田多少，并且按该理论值纳田赋，只不过当时指标较高，魏晋时为正丁占七十汉亩，唐初占四十唐亩，折合今日大明面积，也约有二十亩。
殿下所定下限，只是比唐人宽松了一半，同时对上限不加封顶，多占多纳、履亩而税。但说到底，这个下限原为大明此前所无，无知百姓未必能领会殿下的良苦用心，一旦有怨声，又被士绅利用，形成合力，恐怕不易各个击破。”
士绅是肯定有人会反对的，因为大明原先不用士绅纳粮服役，现在至少要纳粮交钱了，士绅在农业税和代役钱上是纯亏的，他们有动机闹事，以及鼓动下面的人闹事。
如果不给那些只有一点点田的农籍人口定个纳税面积下限，那么农民这次就是百分百绝对纯受益，不会被鼓动起来。
有了这个下限以后，家里水田少于十亩的人，就不是纯受益了，得掂量掂量。或许如果只有五六亩七八亩的话，也还能跟变法前勉强持平，因为多计征的几亩田的粮赋，大约能跟免掉的人头税相当。
但如果全家一男一女两个成年劳力、两个未成年劳力，总共田数少于五亩，按照新法依然坚持保留农籍，应该就会小亏。这些人，就有可能被士绅利用。
虽说朱树人武力强横，可以杀一批带头闹的士绅，然后把被蒙蔽的百姓劝回去，但终究有点不体面。
朱树人见姚启圣点出了这个利益分配的敌我划线，倒也不得不承认，对方对这次新法的受益群体划分、研究得还是比较透彻的。
但朱树人坚持给农籍定一个田亩纳税面积下限，显然是有另外的考虑——他是为了让大明逐步启动工业化，需要把低效的农业人口挤出来，让田地稍微相对集中一些，至少能满足劳动力的劳动饱和度，不至于让农民闲着没地种。
他是核算过的，以大明的农业生产效率，一家男女两个大人加两个十岁以上孩子，种十亩水田都是绰绰有余的。田再少的话，百姓的劳动力就浪费了，饭都没吃饱，就大把时间闲下来晒太阳。
大陆彼端的英国人，如今已经羊吃人圈地圈了整整一百五十年了，大明在这方面已经算起步晚了。
如果不把农业人口挤出一些，营造一个打破小农自然经济的氛围，光靠上层推动，未必能让大明实现工业化。
朱树人活着的时候或许还能开开挂，可他之后的人呢？要是想回到老路上去，难道大明最后还等着列强将来把科技树追平？
虽说这一世的大明，如今基础科技已经可以了，就算朱树人百年之后，后人无能摆烂，应该也不至于会明显被列强反超，到时候最多也就是大明沦为科技列强之一、没法对敌人形成明显代差优势。但朱树人觉得这是不够的。
他希望的大明攀科技和工业化进程，是将来要做到“地球上只有大明算强，不能有列”。
列强？谁允许你们列的？
所以，引导只种一点点田的农民改行去当工人，这个国策不能变。朱树人至少已经比英国的羊吃人圈地温和了无数倍了——英国那边哪里会保护只有十亩地的自耕农？
可惜，有些话朱树人也不适合对地位太低的人直说，所以他沉吟之后，只能说：“孤此举另有深意，非你可知。”
姚启圣揣摩了一下，终究是追逐富贵的冒险精神占了上风，让他斗胆揣测：“学生以为，殿下所谓深意，莫非是试图逼农为工？
此法倒也不难揣测，学生家中曾涉猎海商，近年来我大明外洋商人、工匠日渐增多，学生也曾与英吉利国人交流，得知他们那儿有一种‘羊吃人’的圈地，便是把小自耕农尽量变为工人……”
朱树人闻言，眉头微微一皱，但是并不反驳。
姚启圣见自己猜得稍微有点眉目，斗胆继续说下去：“若果是如此，学生倒是觉得，殿下设置每户计税田亩面积下限之法，确实该当推行，但具体推行时，手法还可斟酌。
比如，世人之所以觉得，百姓每户至少种十亩水田或二十亩旱田，劳力才能饱和，多半是以平原旷野、鱼米肥饶之地而论。
但若是山区崎岖之地，地块偏狭离散，要强行让少地百姓卖地迁移、合并田土，未必能提高多少效率。
何况山区崎岖之地，周遭也没有繁华城镇，工坊工场稀少，百姓全部农籍改工，也未必找得到活。按新法全部充作徭役，也未必需要那么多人长途服徭役——秦末之时，陈胜吴广便是远途异地服役，在途损耗太重了。”
朱树人听完，觉得倒也有点道理。确实他一开始想到的是，如果农籍被逼换籍，好歹有个吃公家饭服徭役的机会保底。而且从全国全局来看，徭役人口永远不存在太多没活儿干的情况——
大明还有那么多建设可以搞，实在不行朱树人还能搞“国有企业”来实现工业化加速。有他这个开挂的人指点，不存在剩余劳动力没处去的问题。
但是，异地服役，以及强制百姓迁移，这事儿确实容易出乱子。很多人是不愿意离开故乡太远的，路上损耗的时间，就会让人心浮动。
这可不是21世纪，东北到广东打工都没有怨言，还觉得赶那么远路是应该的。这个时代的人，太过安土重迁了。如果没有犯罪，就要对方离家千里，那根流放的犯人有什么区别？
哪怕朱树人是为他们好，觉得山沟沟里养不活那么多人，希望山区百姓往周边平原城市就近迁移，也一样会有人抗拒的——
这一点，哪怕21世纪，在最后扶贫的攻坚阶段，就是有很多绝对赤贫，宁可留在山里，也不要搬出来，在城里分房子给白住都不愿意出来。有些就是因为年纪大了，文盲，融入不了社会，宁可在山沟里自己种自己吃。
这不是一代人能解决的问题。大明的扫盲率，比后世更差无数倍。
朱树人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步子在某些很局部的细节上，稍微迈大了一点点。
第四百八十四章 青苗法本身没错，错的是在宋朝这种懦弱的朝代使用
好在朱树人也是个从谏如流的脾气，加上新法如今本就是试点，连税都还没开始收呢。
意识到问题后，他斟酌再三，随和地自言自语：
“对于部分偏僻崎岖之地，耕地不易集中的问题，可以让户部今年试点之后再议。将来可以把天下府县，分为平县、山县。山县也要按乡为单位区分地貌，凡是山区为主的县乡，可以酌情把‘应计税田亩面积下限’，再折减一些。
比如比平原县乡再减半，以水田五亩，或旱田十亩为每户计税下限。而实际核定平、山时，不仅要考虑当地地形、土地的分散程度，还要考虑到当地工坊、工场是否够多，民间工商投资是否兴盛，能容纳剩余劳力。
孤让平原田地适度兼并、确保耕者尽其力，也是考虑到平原田地集中耕作比分散耕作效率更高。但山区碎地本来就无法集中耕种，人不能尽其力，也就只能先耗着了。”
朱树人此前的另一层考量，还涉及到他受后世影响的农业管理思维。后世平原地区可以机械化，大规模生产，所以朱树人非常希望平原地带田地适度集中一点，至少能确保户户牛耕，也便于未来有其他先进的生产工具，哪怕依然是人力畜力的，但至少可以快速推广起来。
新式农机具是否被百姓快速接受，跟每户人家的田地面积是息息相关的，如果田太少，用旧工具稍微累一点精耕细作也能干完，以大明的文盲率，很多人就懒得折腾了。
只有原本的劳动强度已经饱和，人才愿意动脑子去省力，学习新农具的使用。
说到底，朱树人的一切布局，都是要服务于技术进步的落地推广的，逼着不愿意尝试新工具的人去尝试。不管这种尚未出现的新工具究竟是什么，反正先把愿意尝试的氛围营造起来。
姚启圣见朱树人居然如此从谏如流，一点都没有因为他只是一个举人小吏而讳莫如深，也是颇感知遇之恩。他便连忙补充拍马屁：
“殿下既有如此惠民之心，更该把上述考量，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渠道，有选择地泄露出去，以收士绅人心——
殿下请想，把田地面积极少、却依然被束缚在土地上的贫农变成工人，最终是谁受益？是那些经营工坊、工场的富商士绅。
因为工人一多，他们就可以得到工钱更便宜的劳力。既如此，朝廷此前何必遮遮掩掩，惠及士绅而不留名呢？
若是宣扬得法，则天下经营工商的士绅必然拥护此法，哪怕他们在殿下的新法之下，需要缴纳代役银，他们权衡之后，也依然会发现利大于弊，就会选择闷声发大财。
到时候，士绅也就会分为两派，大地主士绅会心存怨念，而工商业主士绅会心存感激。朝廷驱工坊主以制地主，反抗力量必然极度削弱。
而要削弱那些明明家中几乎无地、但又不愿放弃农籍、不愿迁徙下山的百姓，朝廷的手法也该更加温和。
学生曾想到一策，可以借鉴前宋时王荆公的青苗法，给予‘处在计税田亩面积下限以下’的百姓，以一定的生产借贷，或助力其贷款买下邻舍的田地，或可给以本钱另择营生。若是他们果然能因此扩大田亩，安居乐业，或是自谋了其他出路那是最好……”
姚启圣说到这儿，朱树人却粗暴出言打断：“那若是有刁民借了钱不好好生产，只是挥霍呢？孤记得前宋时，苏东坡都曾记载，每到青苗法放贷，或是富户被强行摊派借债、最后多还利息，遭受盘剥。
或是赤贫的青皮无赖借青苗钱，借到之后不事生产，全部去勾栏酒肆挥霍一空，到还债之日，只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这些前人教训，莫非你没看过？”
姚启圣却不担心，听了朱树人的问题，他反而有些得意，强行压抑住情绪后，才谨慎回答：“前宋官府无能，岂可与我大明相比？而且前宋疆土狭小，我大明如今有那么多需要拓边建设的地方。
如若真有欠了朝廷助其生产的放贷、挥霍不还、要命一条的，朝廷有的是办法对付这些青皮无赖。”
朱树人闻言，这才眼神一亮。
确实，宋朝的时候，王安石太仁慈了，居然都对付不了恶意借贷青苗钱赖账的青皮无赖。
当然，王安石也未必就是真心想仁慈，他是没实力，宋朝武力太孱弱了，对内百余年来形成了花钱解决问题的思维惯性，还养成了“谁吵得厉害谁有奶喝”的恶性循环。
宋朝的农民问题是最严重的，动不动就冒出类似宋江、方腊一类的贼寇。而宋朝喜欢纯算经济账，就把荒年没饭吃起事的农民贼寇全部收编为厢军。
但问题是，宋朝哪怕再富，冗兵冗官越来越严重，厢军越来越多，最后纳税交粮的顺民比例就越来越低，压力越来越重。最后大家都想明白了：宋朝的世道，就是谁能折腾谁有饭吃，谁吼得大声谁有理。只要够大声，最后还是能杀人放火受招安的。
这样一来，王安石搞青苗法时，当然对那些青皮无赖毫无办法了，因为这些人恰恰是能折腾的。而顺民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在宋朝各方都在侵害沉默者的利益，
挨打了都不敢喊疼的人，在宋朝就属于活该死。
而这要是搁在如今的带英，敢恶意借贷银行的钱，那分分钟流放北美了有木有。再过个一百年，要是米国独立了，那还会流放澳洲。
只不过现在澳洲纽西兰那些地，都是杨森·塔斯曼帮他朱树人勘探的。朱树人完全可以把恶意贷款赖账的刁民先流放黑龙江和九州岛、虾夷岛。那些地方将来要是还饱和了，那就流放澳洲。
这样一来先礼后兵，反抗新法的人基本上也就肃清了。
旁观者也不好多指责，因为朝廷确实已经很温和了，甚至都允许对方先借钱扩大生产，除非是借了钱没好好用，恶意老赖，才会被流放海外。
大明要学习宋朝经济建设好的地方，但唯独不能学“谁嗓门大谁有理，谁能折腾谁受诏安”的毛病。好在这一方面，也是大明难得做得比较好的长处，完全可以发挥——当年崇祯可是宁死都没服软。
朱树人内心把大致的招数脉络梳理清楚，也就放心敢重用姚启圣了。
“今年你先回溧阳县好好干，如今税还没收上来，看不出成绩，不好直接提拔你。但只要今年夏秋税表现好。完税后孤自然会提拔你到应天府的户曹公干，后续推广试点，机会还多着呢。”
姚启圣闻言，再次噗通跪伏在地：“学生铭感殿下知遇之恩！”
……
此后几个月，大明的“废丁分籍”改革，也就循序渐进顺利推行下去。
朱树人答应的“按照山区和平原区别对待、设置不同的农籍人口每户田地面积下限”，也正式补充到了新法中。